郑鲁义: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新闻人有多难?

疫苗事件我听说过,看到主播曝光黑疫苗后又删贴道歉,我就知道,这和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北大教授性侵事件是何其相似,无论你再怎样愤慨,也抵不过几次“请喝茶”。偶然在门户网站的主页上又看到一篇恶狠狠的檄文,《借疫苗风波敛不义之财,张凯律师的这条“船”翻了》,通篇充斥着与新闻中立态度大相径庭的语言。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但没想到党媒在封杀敢言声音的同时,又踏上了一脚。

都是我们同行干的。

一股愤怒的火苗在我心中躁动,继而却是一种恐惧,我会不会也变成那样的记者?

新闻梦与变色龙
2011年,我踏入了新闻专业,也想做点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

教我们新闻的是一位退休老记者,曾获得不少国家级新闻奖项。一上课,她就拿出来一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习近平和胡锦涛政权交接的报导。

她说,你们找找,这篇报导有什么问题?

我们睁大了眼睛,这可是中国最大的一件事,在这么大的媒体上发布,怎么能有问题?见我们不做声,她笑着说,别有压力,记者就是要质疑,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要有常人不敢想的思路。

我们硬着头皮,心怀忐忑的上台去挑毛病,不敢超越“规矩”。

“你们看看,这有没有问题?”她指着其中一段:习近平指出,胡主席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考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尊重胡主席的意愿,同意了他的请求。胡主席作出这个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的深邃思考,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博大胸怀、高风亮节。

这里怎么可能有问题?

“孩子们,你们想想,为什么一个本应该如期进行的政权交接,却用‘高风亮节’?难道攥着权力再做几年才是正常的?”

我震惊了,从来没有敢想的思想禁区打开了,原来这才是新闻!

她的课,总是在各种伟光正的新闻中挑毛病,看到“热烈庆祝我县荣获贫困县”的新闻,让我们分析这背后的制度悲哀;看到“19位家长联名劝退自闭症儿童”的事件,让我们角色扮演,理解社会各阶层的苦衷与无奈。

“你们要记住,“真”一定是新闻的灵魂,真实、真情、真心,这是你们要做的。”

从那时候开始,我爱上了新闻。我感觉这个职业是离百姓最近的工作,它离我的梦想最近。我第一次找到了责任的归属感。

后来,我对这位老师说:“我特别喜欢您,我也想当一名记者。”

她沉默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一个变色龙!”那眼神中的诡异与无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

离梦想越来越近时,梦想却离我渐行渐远
毕业后,我如愿在当地一家比较大的门户网站当了记者。在楼下望着这高耸的大楼,激动啊!我在朋友圈写道:我终于追到了梦想,这就是我想要的!

没想到,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时,梦想却离我渐行渐远。

我做了很多调研,写了一篇文章,系统分析为什么在国内“三无”的科学家屠呦呦能获得诺贝尔奖, 60年代,“结晶牛胰岛素”有望获诺奖,但要凸显“集体”的力量而让无论有无贡献所有成员都申报奖项,宁愿超出评奖的人数限制也不改变,遗憾的让诺奖与中国人失之交臂。而屠呦呦自己认领成果却被批判没有集体意识,正因她的表态,让这次诺奖花落中国。文中我呼吁不要让集体统治一切,给老百姓一个自由科研的环境,未来的诺奖一定会有更多中国人的面孔。领导说稿子缺乏政治性,不行。

我又写了一篇,一位老人亲自办业务却被要求提供“证明自己还活着”的证明,我呼吁我们不能变成看证不看人的社会,我们要健全信任,不要让道德离逝,不要让人情飞走。领导还是认为缺乏政治性,不行。

在学校中曾被老师和同学称赞撰稿能力最强的我,竟然不会写新闻了。

更多编辑记者们,每天都是在网上找些东西转载转载,事件性的新闻报导都是企业给过钱后的站台宣传,企业有多好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且在于给钱的多少,甚至不需要实地采访,就敢说什么行业第一,政府的报导全篇要伟光正,对民生与负面只能有很小的比例报导,而且最终一定要落到某某领导高度关注、顺利解决上。

我疑惑了,新闻的最高准则到底是政治性还是真实性?

有次偶然看到那位记者老师的一篇报导,在一次晚会上,她对后辈记者说,“我们写报导一定要有政治觉悟,政治水平有多高,你稿子的质量就有多高。”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原来她所强调的“真”是如此脆弱,我感觉我努力维系多年的价值观轰然倒塌。

我辞职了。

工资越来越高,我却越来越自卑
辞职之后,我做过地推员,当过老师,做过公号,在大街上一家家敲开“男士止步”的美容院,烈日下走得一瘸一拐的苛求人家安软件,被小孩子把粉笔头丢在脸上还要涨着通红的脸颤抖地讲着自己也不愿意听的话……

曾经的鲜花和掌声没有了,听到的多是嘲笑和挖苦。最后我妥协了,什么真不真的,人得生活嘛,我又干起了新闻。

因为出色的业务能力,很快我就在单位做到了中层,担起培训新人的任务。我不再讲新闻的真实性,我教给大家怎么写可以讨客户喜欢,如何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夸张和撒谎。我越来越受到重视,工资达到了我坚持新闻理想时的7、8倍。出入高楼大厦,人前谈笑风生,我又找回了那些鲜花和掌声。

我非常明白客户要什么,我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我能把一个一无是处的产品夸成行业第一,能把一个搞政绩的无聊大会描述成极为重要的成果转化平台,一个只为赚钱的创始人,我能为他编出为梦想放弃利益的故事……我的工资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没有底气,越来越恐慌。越来越“成功”的我,却越来越自卑,越来越鄙视自己。

梦想却越来越迷离了。

我又一次写了辞职报告
凌晨3点,特浓咖啡已经喝了一杯一杯,舌头却总是尝不出它的苦涩,我在公司写新闻。这是我必须完成的,要描写动物在中国生活得如何好。一篇平时2个小时就能搞定的稿件,熬了三天两夜,我都没能写出来。字里行间我在一次次同领导斡旋。我当然明白领导想要什么:通过动物都能享受到美好生活来烘托中国人权状况的良好,破除外国媒体对中国人权的“荒谬的攻击”。

但我却写下了无数残疾的鸡鸭牛羊在无法转身的笼子里,终生被灌着激素和抗生素,而中国人只能被迫吃着这些沉积了大量药物、毒素和工业残留的食物。

果然还是没有通过,领导批注:我们不要唱反调。如果全部都这样做,谁还敢吃?请不要这么极端。

但我心里却很踏实,我突然感到了,曾经的我还没有死,还有梦想。我在和领导斡旋,更是在和良心斡旋。

清晨,一缕阳光透过厚厚窗帘,突然射到了我的头上,那么美,那么亮,我的影子又高又大。抬起头,我发现办公室竟洒满阳光!诺大的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却感觉有很多力量在我身后,温暖、坚定,而且美妙。

我顺畅地写下了一封辞职报告。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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