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外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国外的共产国际成员，还是住在俄罗斯的外国共产党人，都遭到逮捕和拘禁，一如俄共内部活动分子那样。有人声称，应当把他们当作俄罗斯人来对待，因为任何外国共产党人不管在俄罗斯待了多长时间都被要求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而受到其纪律的约束。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的案例。他是南斯拉夫政治局委员，1926年作为共产国际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被派往莫斯科。他与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组织接触，并与共产国际越来越疏远。在共产国际，从来没有任何关于思想的真正辩论，其领导人从不犹豫使用恐吓手段来反击任何形式的反对。西里加把这称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奴性制度”（servility system）。1929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YCP）的政策。这个决议等于是对共产国际本身的谴责。当时，那些反对苏联官方路线的人组建了一个组织。根据当时实施的规定，该组织属于非法。一个委员会开始调查西里加。他被停职一年。西里加拒绝放弃他的“非法”活动，并定居在列宁格勒。1930年5月1日，他回到莫斯科，与他的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组织（Russo-Yugoslav group）的其他成员见面。该组织对工业化进行的方式已变得极端不满，并寻求组建一个新党。5月21日，根据《刑法典》第59条，他和他的同伴被逮捕，并被送往上乌拉尔斯克（Verkhne- Uralsk）的“政治拘留中心”。三年多来，他要求获得离开俄罗斯的权利，在被转移监狱时不断写抗议信，并进行一系列绝食。在一个自由的片刻，他自杀未遂。格别乌企图说服他放弃他的意大利国籍。在西伯利亚进一步流亡后，他于1935年12月3日被驱逐出境。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由于西里加，我们对政治拘留中心的生活有了清楚的了解。“同志们会寄给我们在监狱里出版的报纸。广泛的意见、自由的思想尽在那些文章中！对问题的讨论是多么热情和开放啊！这些问题不仅是抽象的和理论性的问题，而且是当代的燃眉之急。我们的自由也没有在那里止步。日常散步时，我们会通过一系列房间，犯人们会聚集在角落里，并主持适当的会议。会议设有主席、秘书，以及轮流发言的发言人。”他还描述了物质条件：
“我们的饮食是传统muzhik（农民）的饮食：一年到头整天都是面包和汤⋯⋯午餐吃的是用烂鱼或腐肉做成的汤。晚餐喝同样的汤，但没有鱼或肉。每日面包配给量为700克，每月糖配给量为一公斤，还有烟草配给、一些香烟、茶和肥皂。饮食单调，从来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时常不得不为口粮的减少而抗争：我无法描述我们是如何连最微少的残羹剩饭都要争取权利的。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生活与常规监狱（数十万在押者同时挤在里面）所实行的管理体制相比较，当然也与古拉格（数百万人在里面受到压迫）相比较，我们的管理体制还算是享有特权的。”
这样的特权当然都是相对的。在上乌拉尔斯克，囚犯于4月三度绝食抗议，后于1931年夏再度绝食，1933年12月又一次绝食，以争取他们的权利，尤其是抗议延长其刑期。尽管在上乌拉尔斯克一直维持到1937年，但这类政治犯的特别待遇在1934年之后已基本结束，情况迅速恶化。一些在押者在被殴打后死亡，另一些被枪杀，还有些索性完全失踪，就像1933年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Vladimir Smirnov）在苏兹达尔（Suzdal）失踪那样。
各共产党内真实或假想的反对者之入罪化，很快就扩展到高级成员身上。1932年秋季，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何塞‧布利耶霍斯（JoséBullejos）和他的几位同事被召到莫斯科；他们的政策遭到严厉批评。当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时，他们于11月1日一同被开除党籍，并发现自己被软禁在共产国际成员所在的卢克斯酒店（Hotel Lux）内。前共产国际驻西班牙代表、法国人雅克‧杜克洛斯，向他们传达了其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并解释说，任何抗拒的尝试都会遭到“苏联法律全部力量”的制裁。布利耶霍斯及其同伴在试图离开苏联时，遇到极大困难。经过两个月的紧张谈判，才将护照归还给他们。
同年见证了与法国共产党有关的一系列不寻常事件的结局。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出一名代表和几名指导员到法国共产党那儿，命令控制住那里的局势。7月，共产国际首脑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秘密前往巴黎，这让当地一个政治局感到吃惊。他向该政治局透露，他们中的一个团体正试图在党的队伍里挑拨离间。实际上，他此行的任务本身就是试图在党内挑拨离间，从而削弱法共领导人的控制权，并加重其对莫斯科的依赖。这个虚构集团的首脑包括1928年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皮埃尔‧塞洛尔（Pierre Celor）。他被召到莫斯科，借口是他将被选为法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一抵达，就被当作内奸（agent provocateur）和社会弃儿。塞洛尔身无分文，多亏其妻的配给卡，才熬过了冬天。她陪同他到莫斯科，且仍在共产国际任职。1932年3月8日，他被召去与几名秘密警察调查员会面。在12小时的审讯中，他们试图让他承认，他是一名“渗透到党内的警方密探”。塞洛尔拒绝承认任何这类事情。又经过几个月的骚扰，他于1932年10月8日回到法国，不料竟被公开谴责为警探。
1931年，法国共产党人路易‧阿拉贡写了以下这首诗，题为“樱桃时节序曲”（Prelude to the Cherry Season）：
格别乌，我为你歌唱
在今天的法兰西
你正在成长
我为格别乌歌唱
法兰西需要你
我为你歌唱，格别乌
无处寻觅，而无所不在
我召唤格别乌
预备世界末日
为了捍卫被出卖的人
那些总是被出卖的人
我召唤格别乌
预备世界末日
格别乌，请你降临
他们向你臣服，他们将你杀害
格别乌，请你降临
格别乌，世人需要你
格别乌，英雄的化身
愿你永存
你是真正的英雄
而非低能的飞行员
只因向地球挑战
就被视为英雄
格别乌万岁
璀璨唯物主义的真实形象
格别乌万岁
打倒恰普（Chiappe）和马赛曲（Marseillaise）
格别乌万岁
打倒教皇和臭虫
格别乌万岁
打倒金钱和银行
格别乌万岁
打倒狡诈的东方人
格别乌万岁
打倒家庭
格别乌万岁
打倒恶法
格别乌万岁
打倒社会主义刺客
诸如卡瓦列罗（Caballero）、邦库尔（Boncour）、麦克唐纳（MacDonald）、佐尔吉博（Zoergibel）之流
格别乌万岁
打倒无产阶级的敌人
格别乌万岁。
1932年，许多共产党内仿照布尔什维克成立了干部处。这些部门依赖于共产国际干部中央处。它们的任务是，保存党的所有活动分子的完整记录，并收集关于所有领导人的传记式和自传式问卷。战争前，光是法国共产党就有5,000多份这样的档案被送往莫斯科。传记式问卷包含70多个问题，分为五大部分：出身和当前社会状况、在党内的角色、教育和智力活动、社会生活参与度，以及任何可能相关的法律记录。这种资料是在莫斯科编录的。在那里，这些记录由共产国际干部处历任处长──安东‧克拉耶夫斯基（Anton Krajewski）、莫伊塞‧切尔诺莫尔季克（Moisei Chernomordik）和格沃尔克‧阿利哈诺夫所保存。该部门也与NKVD的外国科有关联。1935年，NKVD最高级特工之一梅厄‧特里利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负责干部处。他以假名米哈伊尔‧莫斯克温（Mikhail Moskvin）收集信息和告发书，并决定谁将名誉扫地，这是通往整肃的第一步。草拟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敌人黑名单是所有干部处的工作。
共产国际各部门迅速开始为苏联招募情报人员。在某些情况下，同意从事这种非法和秘密工作的人并未真正意识到，他们正效力于苏联特务机关，包括格鲁乌、契卡─格别乌的外国科（Inostrannyi otdel’；INO），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可怕。此外，它们为招募新特工而互相争斗，经常试图从对手机构中吸收特工。伊丽莎白‧波雷茨卡娅（Elizaveta Poretskaya）在其回忆录中就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