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有人说，郑也夫写这样的文章，还是走的进谏上书的老套路，是对牛弹琴，与虎谋皮，还是对共产党抱幻想。不对。郑也夫这篇文章并不是专门写给最高领导人的，而是公开发表在网上面向公众、面向全社会的，怎么能说是进谏上书呢？另外，郑也夫分明写到“共产党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怎么能说是对共产党抱幻想呢？
郑也夫在他的文章里讲到如下一段往事：
“1948年1月，在中共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三个月后，费孝通在他反对暴力土改的文章《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中写道：‘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能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
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费孝通这篇文章。请问在当时，费孝通发表这样的文章对不对呢？他该不该发表这样的文章呢？如果你批评费孝通太天真、太幼稚，看不懂共产党，那是不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天真、不幼稚，看懂了共产党，他就不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呢？那是不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察言观色，事先估计好你的话别人爱听不爱听，然后再决定自己发言不发言呢？如果是那样，还配得上叫知识分子吗？
知识分子之所以讲话，当然希望别人听，希望同道、希望民众听，希望掌权者听，希望自己的主张得以付诸实行，但是他并不是算准了别人都要听才讲话的。而且很可能，他估计到有人不爱听，甚至还可能讨厌你的讲话，还想编个名目整治你。但是他依然要讲，因为他认为他讲的话是对的，他认为讲出他认为正确的话是他的责任。这和别人爱听不爱听没有关系，该讲的就是要讲。知识分子的天职就在于，给未必总是合理发展的历史指出合理的方向。
郑也夫通过发表这篇文章，给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中国知识界有不少这样的榜样。正如郑也夫所说：如果有更多的知识分子“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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