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子贡敏达多辩才 兼富甲一方

作者:柳笛

《说苑‧杂言》载,孔子曾亲口说:“赐之敏贤于丘也。”赐指子贡,名端木赐。敏即思想敏锐,思维灵活。丘指孔子。孔子作为儒学开宗第一人,学问之渊博自然也是第一流的,却认为自己的聪敏不如一个弟子,可知这位子贡的聪慧敏捷确然举世无双。孔子在世时,门下弟子三千,达者七十有二。子贡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几乎是最特别的弟子。

《论语》之中,子贡与孔子的互动对话记载最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关子贡的传记描写最为详尽,篇幅最长。子贡之敏,在学问、在外交、在商道,且在“言语”一门犹为突出,成为孔子赞赏的十大弟子之一。

他尊师重道,勤思好问,与孔子结教学相长之善缘;他心系故土,妙语护国,在人间成五国运势之兴衰;他还精通商道,乐善好施,为后世树“儒商”始祖之传奇。子贡聪颖而古道热肠,仿佛一枚质地真纯的璞石,在恩师孔子的谆谆教诲下,一步步打磨成温润如玉的谦谦贤士。

敏于学 切问近思

卫都朝歌是子贡的故乡,曾为殷商王朝的四代陪都,那里多生活着先朝遗民。加之卫国实行“通商惠工”的政策,此地商业氛围非常浓厚。生于商人家庭的子贡,自小耳濡目染,随家族经商,对商道已颇有领悟。

相传子贡十七岁拜师孔子,随孔子游于列国,二十多岁继承祖业,成为一方富贾。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远不止于此,学习、经商期间,子贡还担任鲁、卫之相,出使四方,是一位富贵贤达、纵横天下的儒士。

子贡的这一切成就,离不开孔子的悉心栽培;而他学习的途径,则主要是向孔子发问。在《论语》中,子贡名字出现的次数远多于其他弟子,其主要内容便是师徒的二人的问答。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学而》)

他有志于学,以卫国大夫孔文子为例,请教孔子学习的方法。孔子为他归纳两点:天分高且热爱学习,不以向地位、学识不如自己的人求教为耻。他有出仕经历,在政事上希望有所作为,孔子回答:粮食充足,武备修整,百姓信任足矣。同时,他还苦心告诫子贡,为政万不可失信于民。

子贡经商致富,更希望富而有德,便问,如果做到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纵是不是就足够了?孔子则对他提出进一步的期望,贫穷而快乐,富贵而懂得礼仪是更好的。子贡由此及彼,联想到《诗经》的句子,再次发问,是不是就像不停地打磨玉石一样,君子也要不断地提升道德境界?孔子见他有如此悟性,喜而赞曰:“这样,我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

子贡所问之事,大抵围绕学问、政事、商道三方面展开,都是与他生活息息相关之事。而孔子也总是谆谆教诲,倾囊相授。勤思好问,无疑是他掌握儒学真传的秘诀,而天资聪颖又让他从现实人事出发,提出具体而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暗合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理念。他不仅得到老师真诚而详尽的解答,这一次次的对话内容更作为儒家精华收入典籍中供后世借鉴。子贡发问,不仅让他儒学上精进不已,更让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变得亲切而浅显,惠及后人。

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子贡也很想了解老师对自己的评价,便在某一天虚心请教孔子,得到“瑚琏之器”的雅称。“瑚琏”是古时祭祀时盛黍稷的礼器,极为尊贵华美。在孔子看来,子贡已成大器,是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这似乎已是最高的赞美,然而孔子也有“君子不器”的说法。《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道无形,器物有形,人若局限于某种具体事物的功用中,就无法继续提升,领悟更高的大道。子贡的才识与修养虽然出类拔萃,但学无止境,不可废止。孔子简洁的一言,语出双义,不仅鼓励子贡的成就,而且对他提出更上一层楼的殷切期望。

敏于辩 折冲樽俎

思维敏捷反映到语言上,就成了能言善辩。子贡敏而善辩,形成善于应对、娴于辞令的优点。因而,他与孔子的互动时常变成一场辩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

难道真是孔子比不上徒弟吗?子贡曾说过,拿墙作比喻,自己的学问只到肩膀那么高,人们能够窥见墙内居室的美好;孔子的学问高至数仞,一般人却看不到墙内宗庙殿堂的庄严富丽。他发问是为了求知,并非和老师一争高下。同时,他还以使者的身份游说列国,凭借珠玑妙语扭转天下大势,印证孔子“瑚琏之器”的论断。

在子贡任职鲁国时,齐相田常欲作乱,却忌惮几位重臣的势力,准备派他们的军队攻打鲁国。孔子听说后,召集门下商议救国对策,前几位徒弟请求出使齐国,都被拒绝了,直到子贡站出来,孔子才把重任交付于他。

子贡入齐,以“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为由,劝田常弃鲁攻吴。齐攻鲁,肯定会成功,但国君会因此骄傲,功臣会更加显贵,毫无功劳的田常就会被疏远;若伐吴失败,士兵伤亡,朝中没有强臣对抗,那么田常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田常被他说得心动,但又担心中途转攻吴国会遭到怀疑。子贡再出一计,自请游说吴王,劝他攻齐救鲁,这样田常就能趁机出兵。

在吴国,子贡劝说吴王夫差:“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彊敌。”若鲁国灭亡,齐国变强,将威胁到吴国安危;若吴国救鲁,不仅可以自保,还能提高仁义的声望。此时,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准备反攻吴国的重要时期,而吴王对于他有所怀疑,准备先攻打越国。子贡看出他的顾虑,便提议以吴王名义派越国出兵攻齐,不仅能考验越国的忠心,还能削弱其实力,一举两得。

子贡第三次出使,来到越国。勾践亲自驱车拜访子贡,恭谦有礼。子贡直言越国面临的危机,劝他替吴伐齐,并为他谋划战后的复国计策。勾践大悦,接受子贡所有的建议。最后,他又出使晋国,告知国君吴、齐即将开战,一旦吴国胜利,便会兵临晋国。他希望国君厉兵秣马,未雨绸缪。布置好一切之后,子贡才安心返鲁。

战事的发展一如子贡所料,吴王败齐,继而兵加晋国;吴、晋争雄,吴师大败;越国趁机复仇,灭吴三年后,争霸一方;鲁国却在各大国的纷争中安然无恙。故《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因子贡的辩才流传于世的传奇更是不可尽数。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困于陈、蔡,绝粮七日。正是子贡孤身使楚,不仅借来粮食,并说动楚王“兴师迎孔子”,保全孔子师徒的性命和尊严。

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吴王夫差私自扣留卫国国君卫侯,并打算把他流放到海边。为营救故乡的君王,子贡再次临危受命。入吴后,他先会见太宰伯嚭,从民心所向出发,将吴、晋进行对比,向其游说。这番言论传到一心称霸的吴王耳中,切中其要害,迫使吴王即刻放归卫侯。一场国难顷刻冰释。

《韩诗外传》载,孔子一日与子路、子贡、颜渊在戎山游览。谈及个人志向时,子贡答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慨然赞叹:“辩士哉!”子贡坚守孔子的治世理念,捍卫仁义博爱的儒学精神,将一生所学行于天下。他锦心绣口,每每在危难关头扭转乾坤,尽显其大智大勇!

敏于商 疏财尊儒

与同门弟子相比,子贡最特殊的地方或许是他善于经商,积累千金之富。他生于商人家庭,对理财谋利具有卓越的天赋。他还拿出自己的积蓄,在曹、鲁两国之间做生意,很快成为孔子众多弟子中的首富,春秋末期乃至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儒商

那么,子贡致富的途径是什么呢?《论衡‧知实》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孔子也赞他“亿则屡中”。子贡善于囤积居奇,能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预测物价,通过低进高出的买卖方式获利。而每次出马,他都能准确把握市场的动向,很快获得大量财富。

子贡的饶益让他的社会地位越发尊贵,出入皆乘坐四马并辔的轩车,携带厚礼结交诸侯大夫,甚至与各国君主分庭抗礼。成为天下巨富的子贡,并未偏离儒学的轨道,相反地,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虔诚地行儒、尊儒,并多次慷慨解囊,资助孔子和同门游走列国,渡过一个个难关。子贡已是学识精深的儒者,而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更让他为儒学的传扬做出功不可没的贡献。

返观孔子诸位高徒,有从政治国者,如子路、子游、冉求;有从教著书者,如颜回、子夏、子张;有隐士修身者,如原宪;还有尊儒从商者,即子贡。他们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却都共同丰富并发扬了儒家文化,其中对比最鲜明的当属颜回与子贡二人。

颜回,穷居陋巷,安贫乐道,孔子赞之以“贤”;子贡富可敌国,乐善好施,孔子赞之以“达”。孔子最推崇颜回的贤德,也同样称赞子贡的学养。可知儒学一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亦是开放而极具包容性的。学问的高低、人心的善恶,与拥有的财富和声望无关,只要怀求索之心,人人都可走进儒林艺海,读四书五经,习文武六艺,培养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美好品德。

学问、从政、从商,子贡几乎是一心多用,在每一方面都努力做到尽善尽美。而此三者又是相互助益,在他身上呈现完美的统一。孔子的儒家学说教他如何做一个好官、好商人,是子贡为人处世的核心准则;而子贡的大富大贵让他成为各国贵族关注的焦点,让更多的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儒学的熏陶。他不需走入深山修养身心;也无需散尽家财彰显安贫乐道的品性。子贡已大隐于红尘俗世,在权力与金钱中寻找到一条修行之路,成为一代大儒,两千余载之后仍受世人景仰。今人把品德高尚的富商们褒扬为“端木遗风”,正是对子贡最深长的怀念。@*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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