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10月01日讯】近日不断传来重磅级的民营企业家卸任的消息。继阿里巴巴马云卸任董事会主席，腾讯的马化腾、联想控股的柳传志也先后传出卸任要职的消息。而此前明天系的肖建华、安邦集团的吴小辉和华信能源的叶简明等多个民营巨头因“腐败”而被查，财产被接管或没收。海航董事长王健在法国游玩“自己摔死”，其持有的14.98%股份，全部“捐赠”给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9月20日，中共浙江省官媒报导，杭州政府将派出100名官员，进驻阿里巴巴、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网上传出，在山西太原某区，当地政府已开始试点，派驻会计接管私企的财务。试点过后，就将在全区执行。
2018年9月，大陆金融专家吴小平说，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目标，“应逐渐离场”；中共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深化民营企业民主管理”会议上表示，民企党组织要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共用企业发展成果”。
而中共这波国有企业混改自2015年就开始，当时要求有钱的民营企业参股国企，却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2017年8月，腾讯、阿里、百度、京东一起注资273.5亿人民币给中国通信巨头中国联通。那时包括中国联通在内，国有企业资产收益率已持续萎缩，仅3%多一点，而民营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则超过9%。
2019年4月，深圳国资委控制的格力电器启动混改。格力电器公告称，格力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定转让格力集团持有的占格力电器总共股本15%的股票，估值超411亿元。中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彭华岗透露，2018年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达到2,880家，中央企业完成混改的占比约70%。
“混改”本质：拿民企钱给国企花
拿民营企业的钱给国有企业花，这就是“混改”的本质。自混改开始，“公私合营”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中共眼中的“羔羊”。中共本性就是抢夺私产，拿来为己所用。
回顾共产党在建政之初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洗劫过程。从1952年开始，中共通过“五反运动”和“公私合营”，将民营企业的资产抢夺殆尽。
所谓“五反运动”即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中共“认为”民营企业主对干部行贿、盗骗国家财产、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需要对其进行整肃。“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当时在报刊上铺天盖地地刊登检举揭发信件，之后中共开始逮捕各行业的资本家。“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混改”最早可追溯至中共的“五反运动”
当年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其中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的，而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这笔“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
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被“运动”后，于2月8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于1952年4月被工人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于4月21日跳楼自杀。
1956年初，中共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也就是企业不归资本家管，资本家只拿5%的年息，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未经任何合法手续，私营股份被“没收”为国有，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残存的少量中国个体经济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被清扫，到70年代最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到7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成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然而，在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中国经济出现衰退、低效和停滞。
改革开放40年 民企贡献三分之二GDP
中共自1979年开始，迫不得已在有限的领域内对民营网开一面。40年之后，根据大成企业研究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民营经济改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主要资料简明分析》一书的数据：民营经济贡献中国GDP的2/3左右，提供城镇3亿多人工作岗位、缴纳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税收增量占65%以上；民营企业就业占城镇就业存量的80%、增量的95%以上。
由此看出，经过四十年，在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中共一方面需要民营企业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对民营企业的盘剥和控制从未放松。可以说民营企业在中共眼中是待宰的羔羊，不但钱财受到掠夺，甚至企业家的身家性命都难保。
中国民营企业的纳税负担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世界银行《世界纳税指数2017》，中国大陆企业总税率68%，美国是44%。不仅如此，中国民营企业承担的各种名目的费用，包括获得土地资源和资金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表示，“从上市公司年报或企业自行披露的费用来看，中国的各类‘费’非常多，且不透明。这既包括明面上的费，也包括各类寻租和灰色成本。”
中共共产体制 民营企业家遭“打黑”
中国民营企业家惨遭群体性迫害的典型例子是薄熙来2009年在重庆开始的打黑运动，所谓的“打黑”实际上打的是民营企业家，许多顶级民营企业家被打成黑社会头子，资产被没收充公，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阶下囚，有的甚至掉了脑袋。据说，当时遭到非法抓捕的已达5万多人，被黑判的人数达到了1万7千多人。这种现代版的“五反”运动令民营企业家不寒而栗。
中国知名律师陈有西曾说：《刑法》罪名已经发展到450多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110多个。现在要折腾一个中国企业家，非常容易。企业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用公检法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是分分钟的事。陈有西说：中共的宪法基础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视私有财产的。重庆能够这样大规模地把无辜的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剥夺他们，判决他们重罪，甚至剥夺生命，和中共的这种宪法思想、刑法思想是渊源相承的。
由此看来，中共掠夺的本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而改变，随时都在搞现代版的“五反”、“公私合营”。企业家人人自危。如果中共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它的流氓本性进一步发挥的时候，很难说还会干出什么事情。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叶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