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日：脑死亡是幌子活摘纵向证据链大曝光（一）

北京时间：2020-03-15 13:28

中共名医移植肺脏治新冠病患，暴露四大惊人疑点。（大纪元） 

北京时间：2020-03-15 13:28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3月15日讯】中共以举国体制大兴移植产业，“活摘”罪行屡屡曝光。十多年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获取了大量证据和证据线索。可是由于现场取证困难，中共迫于国际压力仅仅更换了面具，却从未放下屠刀。

2020年3月1日，中共宣布成功实施全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双肺移植手术。主刀陈静瑜被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此人引发国际聚焦之际，意外提供了一条围绕着“脑死亡”运作“活摘”的“纵向证据链”。就在同一天，追查国际发布了《2019年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披露大量新的证据。这如同天意般的巧合，似乎预示这场世纪追逃即将收网。

一、纵向证据链浮现

自2006年起，“追查国际”调查范围横跨医界、军界、司法界、政界和社会组织，调查对象包括中共器官移植医院院长、主任、主刀教授、医生、护士、中共各级官员、公检法人员、军人、警察等等，以点带面，有力揭开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重重黑幕。这些调查报告或可视作“横向证据链”——被调查对象能够反映其所在局部的事实。横向证据链用交叉验证来认定事实，十分强大，但是被调查对象也常用“这个我不清楚”来搪塞。这时，一个完整的证据网期待着“纵向证据链”的出现，可以通过一个大证据，来呈现案件全貌。

无独有偶，此次新冠换肺的主刀陈静瑜所贡献的正是一条“纵向证据链”。肺移植是移植产业中的“小众”。相较于成熟的肝肾移植，肺移植起步晚，数量少。例如，根据中共官方统计，2006年6月24日至2007年6月24日一年间，中国大陆施行了4231例肝移植（1）；而直到2018年中国肺移植手术也只403台（2），仅十年前肝移植量的十分之一不到。这和肺移植手术风险大、供肺的功能要求比较苛刻有关。

正因为肺移植的“小众”，所以比较容易形成“移植第一人”长期独霸的局面：众多环节和信息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构成全景式观察，从而呈现“纵向证据链”。多年来，陈静瑜一个人的移植手术数量占到全国的70%，甚至更多。那么这个领域的几乎所有环节，如技术标准、运作流程、拾缺补漏及理论成果等等，他都会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他是中国肺移植产业的现场证人。

出于某种原因，陈静瑜从2012年起就在其个人微博上展示并炫耀自己的肺移植“功绩”，包括手术直播，从文字到图片，提供了罕有的丰富证据（3）。而这在器官移植的其他领域从未有过。

透过以陈静瑜为证人的“肺移植链”，我们可以更准确的透视整个移植产业链的运作。

二、证据链核心——“脑死亡”

国际上普遍认为，肺源是肺移植的最大瓶颈。我们的“纵向证据链”就主要围绕“肺源供应链”展开。为了解决肺的供应问题，陈静瑜可谓是不遗余力，已超出自身专业领域。这也使我们得以深入“供体”疑云，一探究竟。

1. 供应链末端、运输问题：

由于供肺的冷缺血（即器官从切下来立刻进行冷灌注到移植后供血开始的这段）时间非常短，一般在8到12 小时，因此供肺的运输时间在整个供应链中占重要地位。陈静瑜是中国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主要推手。2015年他在微博上掀起了一个很有名的网络事件，批评南航在他的一次器官运输上不配合，最终迫使南航向公众道歉，绿色通道由此始建。可见陈静瑜并不仅仅是一个埋头医术的医生。在中共体制内，他颇有政治头脑与运作手腕。

正是这个“冷缺血时间”，也可作为判断“活摘”的证据之一。如，近日报导他所做的新冠换肺手术冷缺血时间远大于12小时，超过供肺保存时限，有新闻造假之嫌，更增现场杀人取肺的疑虑（4）；

讽刺的是，2016年陈静瑜向香港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提交的论文又显示“100例肺切取和移植”手术超短的冷缺血时间，他称“第一侧供肺冷缺血时间（147 18）min”（5），竟然小于3小时，无疑表明现场可能是活摘，亦涉嫌故意杀人。

2. 供应链中端、器官获取问题：

在陈静瑜主笔的标准手册《中国肺移植供体标准及获取转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6）中详细规定了供肺的获取方法，就是把供体的心脏和肺同时切取，然后进行心肺分离。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最敏感的调查点：在切取时，这个供体是已经死亡？还是被“活摘”？

在官方资料和陈静瑜本人的微博中，肺移植几乎都是“脑死亡”供体。这个“脑死亡”无疑是证据链的核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

“脑死亡”是指患者在全脑功能丧失、自主呼吸停止以后，仍然能够依靠呼吸机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医学界提出“脑死亡”标准，以区别于传统的“呼吸、心跳停止”死亡标准。

“脑死亡”是不是真的死了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伦理学系的高级教师富兰克林·米勒博士指出：“（依赖呼吸机，脑死亡）病人维持着一些能力，包括维持着循环和呼吸、控制体温、排泄废物、愈合伤口、对抗感染，而且更戏剧性的是孕育胎儿（存在‘脑死亡’妇女怀孕的案例）。”（7）这就是“活的躯体、死亡的大脑”。

为了不陷于复杂的医学争议，我们仅从器官移植角度来讲，“脑死亡”供体确实是活体，活的躯体。中共也并不隐晦，官方报导中多有“活体肺”这样的文字，这么做的效果，使公众对“活体”不再敏感，又有“脑死亡”作挡箭牌，于是人们不再关心和供体有关的信息。

3. 供应链前端、供体疑云

做为证据链一环，供体不能不查。中共肺移植到底用的什么供体？令人惊讶的是，《指南》这样的标准手册并没有使用“脑死亡”术语，而是采用“心脑死亡”这个术语。《指南》是这样宣称的：“2015年以来公民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供肺来源”。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简介一下三个术语：脑死亡器官捐献即全脑死亡后靠呼吸机维持的脑死亡供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即心脏停搏并死亡的供体；心脑双死亡器官捐献即脑死亡后停用生命支持措施，呼吸停止、心脏停搏后的供体。也就是说，脑死亡供体是活体，还有呼吸和心跳，而心脑死亡供体的呼吸和心跳已经停止，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已死亡。

似乎《指南》在刻意回避直接使用“脑死亡供体”这个说法。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使用“脑死亡供体”，标准手册就应该直接宣称：使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

不仅如此，《指南》紧接着自相矛盾的规定：“我国采取脑-心双死亡判断标准，供体发生脑死亡后，如果供体家属认可脑死亡，供体按脑死亡供体流程处理，否则进行心脑双死亡供体判断。”换言之，只要家属同意，还是作为脑死亡供体来对待。就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肺移植器官所使用的供体如果不是全部、也必定包括“脑死亡供体”，即活体。《指南》所采用的“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只是一个术语游戏。

更打脸的是，官方新闻报导及陈静瑜个人微博丝毫不避讳“脑死亡”和“活体肺”的说法，多次报导这样的取肺新闻。最著名的恐怕是2015年从桂林取活体肺做移植手术的网络直播事件，主刀便是陈静瑜，当时吸引了2600万人围观（8）。

为什么《指南》这样的标准手册不采用“脑死亡供体”的说法呢？

根据作者调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法律层面，“脑死亡”标准至今未经中国立法确认，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不承认“脑死亡”者已死亡。中国法律还是采用由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反射停止三个标准组成的“综合标准”。

这就得到令人震惊的结论：器官移植采用脑死亡供体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核心人员，上自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下至主刀医生陈静瑜，对这个法律风险心知肚明，他们一直在积极推动“脑死亡”标准立法。就在2020年1月，研究人员在陈静瑜所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开展了《公民对脑死亡标准立法态度的现状调查》，可是调查结果仍然显示公民对脑死亡的认可程度并不高，脑死亡标准立法缺乏民意基础（9）。

如果在《指南》中明确供肺来源是“脑死亡供体”，无异于自己供认以国家名义违法。但它前后的自相矛盾，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

既然在法律层面，脑死亡者并没有死，那么肺移植取肺所施行的心肺整体摘取手术，将导致供体完全意义上的死亡，由此我们得到另一个重磅结论：中国器官移植采用脑死亡供体涉嫌活摘和谋杀！

没错，在法律上就是涉嫌谋杀。就好比“安乐死”，如果未得立法确认，哪怕患者、患者家属和医生都同意并实施安乐死，这医生也是犯了谋杀罪，患者家属是共犯，“脑死亡”供体同这是一个道理。

虽然活摘在国际上已经曝光了这么多年，但能找到中共官方的事实来证明“活摘”的存在，毕竟不易。《指南》算是一个铁证。

还没有结束，《指南》所提供的证据还在向前延伸。（待续）

资料来源：

（1）. 追查国际存档.《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统计—中国大陆肝移植登记例数.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12.png

（2）. 无锡市人民医院.首届国际肺移植论坛暨第十届全国心肺移植高级研讨会.

http://www.wuxiph.com/Info/YiXianChuanZhen/25135.html

（3）. 陈静瑜微博关键截图已搜集，以备提取，文中不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