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印第安人
大约有15万印第安人居住在尼加拉瓜的大西洋沿岸：米斯基托、素莫和拉玛部落群体以及克里奥尔人和拉丁人（混合西班牙语和玛雅族的背景）。在以前的政权下，这些团体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并免于纳税和服兵役。上台后不久，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开始攻击印第安人社区，而印第安人社区决心维护自己的土地和语言。米斯基托和素莫（Alpromisu）进步联盟领导人利斯特．阿斯德思于1979年8月被捕，两个月后被杀害。1981年初，两个部落联合起来的政治组织米苏拉萨塔的领导人被捕。1981年2月21日，武装部队杀死了7名米斯基托印第安人，并打伤了17人。1981年12月23日，桑迪尼斯坦军队在雷姆斯屠杀了75名矿工，矿工们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另外35名矿工第二天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还以保护他们免受在洪都拉斯境外活动的“索摩查警卫的武装入侵”为借口，强迫原住民迁移。1982年，桑地诺军队强行迁移了近10,000名内陆印第安人。饥饿成为一种强大的武器：内地的印第安人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食物，而留在海岸的人则要受苦。在这些行动中，军队犯下了许多暴行。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那时估计从7,000到15,000不等）在洪都拉斯避难；在尼加拉瓜，有数千人（可能多达14,000人）被监禁。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定期向试图逃离可可河的人开火。这三个因素──大屠杀、人口流离失所和流亡国外──导致人类学家吉尔斯巴塔永在尼加拉瓜说这是“种族灭绝政治”。
印第安人反对马那瓜政府，组建了两个游击队，即米苏拉和米苏拉萨塔，其中包含来自素莫、拉玛和米斯基托部落的人。虽然这些部落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但他们都反对政府的同化政策。
受到镇压政策的诽谤，埃登帕斯托拉在部长会议上大声说道：“即使是暴君索摩查也不会这样对待他们！他可能会剥削他们一点，但你想用武力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毛派内政部长托马斯．博尔赫回答说，“革命不能容忍任何例外。”
政府做出了决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选择了强制同化。1982年3月宣布的戒严状态一直持续到1987年。因此，大西洋沿岸滥用权力、公然侵犯人权以及有计划地破坏印第安村庄，使得桑地诺的权力在前几年得以实现。
从北到南，该国迅速反抗马那瓜的独裁政权及其极权主义倾向。新的内战开始，影响了北部的希诺特加、埃斯特利和新塞哥维亚地区的许多地区、中部的马塔加尔帕和保科以及南部的塞拉亚和里奥圣胡安。1981年7月9日，帕斯托拉公开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分裂，并离开了尼加拉瓜。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抵抗──被错误地标记为“Contra”，即外部世界的“反革命”──变得更加有组织。在北部经营的是Fuerza Democratica Nicaraguense（尼加拉瓜民主力量；FDN），由前索摩查支持者和真正的自由战士组成。在尼加拉瓜南部，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组织抵抗，反对土地集体化的农民和逃往洪都拉斯或哥斯达黎加的印第安人加强了抵抗力量。这些团体共同组成了民主革命联盟（ARDE），阿方索．雷贝洛担任政治领袖，埃登．帕斯托拉担任军事领导人。
新的内战迅速蔓延。1982年至1987年期间，该国北部和南部地区发生了最激烈的对抗，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尼加拉瓜的冲突变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对抗。菲德尔．卡斯特罗扮演了新政权的导师角色。桑地诺军队的所有部队都有古巴人，并为马那瓜的部长理事会提供咨询。虽然埃登帕斯托拉还在政府中，但在访问哈瓦那期间，他看到整个桑地诺内阁聚集在卡斯特罗的办公室里，接受他关于如何管理农业、国防、内政和给其它政府部门的建议。有一段时间，古巴军事顾问由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领导。印第安人口的转移得到保加利亚人、东德人甚至巴勒斯坦顾问的协助。
1984年，政府试图通过有组织的总统选举提出民主立场来恢复其信誉。1984年5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委员会的九名成员之一巴亚尔多．阿尔塞发表讲话，特别揭露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意图：“我们相信这些选举应该被用来投票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因为它已被帝国主义质疑和诬蔑。它应该让我们证明，无论发生什么，尼加拉瓜人民都支持极权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同意废除多元化和社会党、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但它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废除它。”阿尔塞随后邀请他的听众（他们是亲苏维埃尼加拉瓜社会党的成员）建立了一个面向所有人的政党。
保守派候选人阿图罗．克鲁兹退出了竞选活动，原因是由桑地诺党（Sandinista party）的暴徒引起的暴力事件。因此，当丹尼尔‧奥尔特加获胜时，人们并不奇怪，尽管这一结果未能遏制该国的紧张和动乱。在1984年和1985年，政府组织了几次反对反桑地诺抵抗的重大攻势。1985年和1986年，马那瓜部队袭击了哥斯达黎加边境的反对派部队。尽管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埃登．帕斯托拉还是在1986年放弃了战斗，并随着他的部队撤回了哥斯达黎加。由于被桑地诺突击队员击败，米斯基托印第安人在1985年之后只有对政府零星的抵抗。反对力量和反桑地诺的抵抗也受挫，但他们仍持续战斗。
政府利用反对派攻击来证明暂停众多个人和政治自由的正确，并为该国经济表现不佳辩解。近50%的预算用于军费开支。1985年5月1日，在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支持下，美国实施的贸易禁运进一步摧毁了尼加拉瓜的经济。咖啡种植园是该国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受到战争的蹂躏。1989年，该国的外债飙升，通货膨胀率达到36000%。此时政府实行配给制，但牛奶和肉类严重短缺的情况仍然存在。
桑地诺政府经常使用镇压措施来对付其对手。上台后不久，它设立了特别法庭来审判政治对手。1979年12月5日的第185号法令设立了特别法庭，对国民警卫队的前成员和索摩查平民的支持者作出判决，就像卡斯特罗政权判决巴蒂斯塔的支持者一样。虽然根据犯罪发生时的刑法对被拘留者进行判决，但上诉程序必须经过这些同样的特别法庭审理。该战略允许桑地诺主义者在正常司法系统之外建立一个特殊的法律机制。审判有许多程序上的违规行为的标志，有时甚至在没有产生具体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证明犯罪。法官在没有无罪推定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而且判决往往取决于集体责任的概念，而不是任何个人有罪的证据。
1982年3月15日，军政府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允许其关闭独立广播电台、暂停结社权，并限制工会的自由，工会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持敌视态度，并拒绝将其转变为中央政府的延伸。还有针对宗教团体的运动，包括摩拉维亚人和耶和华见证人。1982年6月，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军政府监禁了4千多名前索摩查国民警卫以及数百名良心犯。一年后，政治犯人数飙升至20000人。1982年底，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请外界注意另外两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在反革命分子逮捕的人中“失踪”的人数以及“试图逃跑”时死亡的人数。
为了打击反对派团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83年4月成立了人民法庭（人民反索摩查法庭；TPA），以判决任何属于反对派团体或参与其它军事活动的人。任何反叛或破坏行为都意味着在TPA面前露面。TPA的成员由政府提名，来自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密切相关的组织。其中一些律师甚至没有完成培训，就执行了法律手续。TPA经常接受任何法外承认有罪的证据，无论其来源如何。TPA最终于1988年解散。（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