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6月5日美国总统川普和科技巨头马斯克发生争执后，世界各大媒体和有影响的自媒体纷纷对这一事件作出报导和评论。有揶揄嘲讽的，如《纽约时报》；有持中立态度的，如《PBS News》（美国公共广播服务）6月6日发文只列举了双方的言论而没有作是非判断；也有从更高的视角予以肯定的：如陈力简在“芳菲时间”节目中说：“这是个好事儿”，“掐架能暴露矛盾，比掩盖矛盾好”。理由是，《大而美法案》是有缺陷的，通过掐架把问题说出来加以修改，使它能够扬长避短地落实，总比掩盖着好。
还有幸灾乐祸的，如中共海外喉舌《环球时报》英文版6月7日发文说，“这种闹剧只有在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国才会发生”。”还借此批评美国的体制说川马之争“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混乱本质”，称“这种体制下，亿万富翁与总统的争斗可以轻易动摇市场（如特斯拉股价暴跌）和国家战略（如太空计划），显示美国治理的脆弱性。”
要评判川马之争的是非曲直，必须知道他们争执的分歧点和为什么而争。请看川马在“大美丽法案”上的分歧点：
川普认为“大美丽法案”是其第二任期的重要立法成就，称之为“又大又漂亮”的法案，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1. 经济刺激与税收减免：
川普认为该法案通过大幅减税（约4.9万亿美元，包括延续2017年税改、提高州和地方税收扣除上限等）刺激经济增长，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他认为这些减税将为普通美国人和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促进投资和就业。他强调法案包含“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举措”，将推动美国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代”。
2. 支持核心政策目标：
法案增加国防和边境安全开支（如3,500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和大规模遣返），符合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强调国家安全和移民控制。川普认为法案是其竞选承诺的体现，称其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立法之一”。
3. 政治权威与领导力：
川普坚称自己作为民选总统，对法案内容有最终决定权，强调马斯克等批评者的反对不会改变他的立场。他表示法案经过深思熟虑，且马斯克此前了解法案细节并无异议。他认为法案的通过将巩固其政治遗产，即使面临党内和马斯克的反对，他仍推动参议院在7月4日前通过法案。
4. 驳斥赤字担忧：
川普和白宫否认法案会显着增加联邦赤字，称批评者（如马斯克）夸大了赤字影响。白宫发言人来维特（Karoline Leaviter）称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的3.8万亿美元赤字增长是“偏见”，并坚称法案将通过经济增长改善财政轨迹。
马斯克认为“大美丽法案”是很糟糕的法案，称其为“恶心的怪物”，并呼吁公众和议员“杀死法案”。他的理由如下：
1. 增加联邦赤字与不可持续债务：
马斯克认为法案将联邦赤字推高至2.5万亿美元，甚至高达3.8万亿至5万亿美元（根据CBO的独立分析），这将给美国公民带来“压倒性不可持续的债务”。他引用川普2013年的帖子，批评共和党人提高债务上限，强调财政纪律。他认为法案的巨额开支与DOGE（政府效率部）削减2万亿支出的目标背道而驰，破坏了他为减少政府浪费所做的努力。
2. 取消电动车补贴对特斯拉的打击：
法案取消了电动车（EV）税收抵免（每辆新车最高7,500美元，二手车4,000美元），这对特斯拉销售构成直接威胁。摩根大通估计，这可能给特斯拉带来12亿美元的财务压力。马斯克批评法案保留了石油和天然气补贴，称此举“不公平”。他认为取消EV补贴阻碍了清洁能源创新，与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愿景相悖。
3. 法案中的“私货”与缺乏透明度：
马斯克指责法案包含“大量恶心的私货”（pork-filled spending），即为特定选区或利益集团的项目拨款，缺乏财政纪律。他称法案在“深夜仓促通过”，几乎无人能阅读完整内容，缺乏透明度。他主张“瘦身而美丽的法案”，认为大而复杂的立法无法兼顾效率和效益。
4. 个人与政治挫败感：
马斯克认为自己在2024年为川普竞选投入了超过2.5亿美元，却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他在X上表示：“没有我，川普会输掉选举，民主党将控制众议院，共和党在参议院仅51-49。”他认为川普的“忘恩负义”令人失望。川普撤回马斯克盟友Jared Isaacman的NASA局长提名，被马斯克视为背叛，进一步加剧了他的不满。
从川马的分歧和言论可以归纳出以下观点：
一、川马之争是民主体制下的明争
正如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所说，“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美国才会发生”，而绝不可能在专制独裁的中共国发生。自由民主的美国能够发生敢于批评总统大加赞扬的法案，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呢？持正面看法的人认为是正常的好事，持反面看法的人则认为是不正常的闹剧。究竟哪种看法对呢？一要用正统的普世理论来评判，二要用长期的实践结果来衡量。
言论自由作为“天赋人权”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将自由、平等和人权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英国哲学家洛克在17世纪的著作《政府论》（1689年）中提出了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概念，为后来的言论自由理念奠定了基础。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著作和活动中明确捍卫言论自由，提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名言。19世纪约翰·斯图雅特·密尔的《论自由》（1859年）系统阐述了言论自由作为个人自由核心的重要性，强调其对真理探索和社会进步的意义。美国是最早将言论自由明确写入宪法的国家。1791年，美国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Bill ofRights, FirstAmendment）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将言论自由确立为全球性的人权原则，随后被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国际公约采纳。
截至2023年，约90%的国家宪法中包含某种形式的表达自由条款。
因此，当马斯克发现（或自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大美丽法案”有问题时，完全有权力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先贤思想、西方普世价值和美国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当然，川普也有权力回应马斯克的言论，这也是他的自由。可见川马之争完全是正常行为，是民主体制国家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明争”，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是履行言论自由的典范。站在美国左派的立场进行揶揄和嘲讽，也反映了美国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言论自由。民主党人和《纽约时报》嘲讽川普或马斯克只是就事论事，但是《环球时报》借此攻击美国的民主自由体制则是别有用心，只是为了愚弄中国民众以便巩固中共的独裁统治。
从实践层面说，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法律保障公民有权在政府重大决策、法案上说出不同意见，有时也会出现效率低下的弊端。中共国等独裁国家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有时反而能产生相当高的效率。但正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下做出的决策才有长远效率，而专制独裁体制却无法避免做“坏事的高效”。诸如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文革浩劫死一两千万人，违反全国人民意愿强行实施计划生育，还有1989“6·4”大屠杀、对宗教信仰群体和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迫害，等等，假如有言论自由，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没有言论自由在给国家民族整体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必然地给众多个体、家庭造成肉体和精神损毁和灾难。如中共国上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和李克强等国家头目，下至林昭、张志新、高智晟、柳志梅和铁链女等。而在美国等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则极少有类似悲剧发生。
二、川马之争是共同目标下的君子之争
川马的共同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美国的左派不认可这个政治口号，但川普和马斯克都是从某个角度在为国家着想。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些利益都是摆明的，而不是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捞取非法利益。其它争执项目也是这样，都是从某一个角度为了“美国再次伟大”而产生的想法，而且还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决不是专制独裁体制下的阴谋家那样的口是心非，在冠冕堂皇的言辞里包藏着私货。反过来说，假如马斯克看到了“大美丽法案”中的问题为了保持自己与川普的友谊而不说出来，甚至如习近平的马仔们那样大肆奉迎吹捧，则是十足的小人。因此可以说，川马之争是在共同目标下的君子之争。
三、川马之争是真性情的正常表露
在现实（而非想像）中，川普和马斯克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圣人”，而是正常人。正常人就有自己的“真性情”—–喜、怒、哀、乐等，高兴时会喜气洋洋乐不可支，气愤时会怒不可遏。当马斯克看到川普的“大美丽法案”与节省政府开支减少赤字大相径庭时，难免会感到不解、气愤，在气愤心情驱使下就不会理智、冷静看待这个法案。川普当然也是性情中人，双方说出那些“太过分了”的话也就并不奇怪。虽然有怨气，川普也依据马斯克等人的意见，对《大美丽法案》进行了修正。希望之声6月29日报导，川普已删除了法案第899条报复性的“对等关税”条款。
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体制国家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其公民可以对任何级别的政府和官员提出批评，指出其言论行为和决策的错误和缺陷而不受迫害。中俄朝等独裁国家没有实质上的言论自由，其国民没有批评政府和官员言行政策的权力，谁敢冒头批评政府和头头们的缺点错误，会遭到罚款、降职、坐牢、酷刑、强迫失踪、甚至暗杀等惩处。如中国的马云、任志强、许知永、郭飞雄、彭立发，以及俄国的纳瓦尔尼等。
有了言论自由，不同政党之间以及同一个政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总会争吵得不亦乐乎，显得有些乱哄哄的。但正是这种“乱哄哄”带来了政治文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心情舒畅思想活跃有巨大的创新能力，其前景兴旺发达。而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众口一词，只能导致政治野蛮黑暗，经济萎靡衰败，社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人民怨声载道思想僵化没有创造能力，其前景必然没落衰亡。为什么言论自由会使国家兴旺强盛而禁言则相反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篇幅所限恕不一一论述，仅从言论自由与否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来“一叶知秋”。言论自由促进科技发展的五大功能：
1. 促进思想碰撞与创新
言论自由允许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公众自由表达观点、质疑权威和提出新想法。这种开放的学术环境鼓励探索非主流或颠覆性理论，激发创新。例如，伽利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挑战地心说，推动了科学革命。而在言论受限的环境中，异端思想可能被压制，如苏联时期李森科主义的强制推广阻碍了遗传学发展。
2. 加速信息流动与知识共享
言论自由保障了学术成果的公开传播和国际交流。科学家可以通过出版、会议和网络自由分享研究，加速知识积累。民主国家如美国的开放学术环境吸引了全球人才，形成了如硅谷的创新中心。相反，言论审查（如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可能限制对国际研究资源的访问，减缓某些领域的进展。
3、降低政治干预风险。
言论自由使科研机构和科学家能够独立于政治压力，追求客观真理。在言论受限的专制国家，科研可能被迫服务于政治目标或意识形态，导致资源浪费或研究方向扭曲。例如，纳粹德国对“犹太科学”的打压限制了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
4. 吸引和保留人才
言论自由创造宽松的学术和生活环境，有助于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并减少人才流失。许多科学家因追求自由而移民到言论自由的国家，如爱因斯坦从纳粹德国逃至美国。反之，言论压制可能导致“人才流失”，如苏联解体后大量科学家外流，中共国何碧玉等杰出人才在美国留学后“宁可住在下水道也不回中共国”。
5. 公众参与与监督
言论自由使公众能参与科技讨论，推动科学普及和伦理监督。例如，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在民主国家通过公开辩论得到广泛探讨，促进了负责任的科研。而在言论受限的环境中，公众可能缺乏对科技发展的知情权，影响社会对科技的接受度。
言论自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具有如此全面而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共和其它专制独裁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些常识，也知道科学技术对国家进步、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甚至还知道科学技术对自己政权存续的正面作用。因此，他们也出台了许多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投入大量资金吸纳科技人才，购置科研器材等。但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在整体上赶超西方民主国家，关键因素就是缺乏言论自由。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的，发展科学是为国为民，就应该真正给国人言论自由来促进科技创新，但他们却坚决不放开言论自由。中共和其他独裁寡头们为什么不开放言论呢？就是因为开放言论会威胁独裁政权的稳定。在保政权和发展科技利国利民二者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保政权放在首位，甚至连科技发展进步有利于巩固政权也不顾了。因为他们深知禁止言论自由对维护政权的作用远远大于科技进步保障权利稳定的作用，言论自由很快就会使政权土崩瓦解，科技进步则不能保证人民拥护独裁政权，而科技落后却不会使政权迅速垮台。权衡利弊之后，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禁止言论自由牺牲科技进步。
显而易见，以政权存续为核心价值观的专制独裁政权，连对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存在都有益的科学技术进步都可以牺牲，它是客观上阻碍科技发展和国家进步的天敌。因此，欲使科学技术畅通无阻地发展、使国家取得脱胎换骨的进步，使人民获得福祉，非结束独裁暴政不可。这一真理已被世界人民包括独裁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人士所认知，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实力竭尽全力来结束禁止言论自由的独裁暴政统治。独裁暴政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让人说话者兴，禁言者亡”。当今世界的现实正在也必然会验证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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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