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24日讯】中国海关总署6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的谷物进口量激增，而其中，玉米的进口量涨幅最为惊人，已经超出了全年720万吨的进口配额。我们知道，中共几乎年年在讲粮食丰收，而现在的国际粮价一直又在上涨，那么，在此背景下，中国为什么要大量购入谷物，尤其是玉米呢？背后又有着什么历史原因呢？
中国谷物进口激增 玉米配额已用完
我们先来看中国海关总署的具体数据，1至5月份，中国的谷物进口总量是2,711万吨，同比增长大约191%。
这个谷物，包括被称为三大主粮的小麦、稻米、玉米，还有大麦和高粱。这里面，小麦的进口总量是461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约89%；大米的进口总量是225万吨，同比增加130%；而大麦和高粱的进口总量，也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9%和237%。
而玉米的进口量，更是涨幅惊人，今年前5个月的累计进口量已经达到1,173万吨，同比增加了大约323%。在去年的时候，中国的玉米进口量也达到了创纪录的1,130万吨，并且史上首次超过了720万吨的全年进口配额，而今年，中国玉米进口量将是第二次超过全年进口配额，截至5月底，玉米进口总量已经超出了全年进口配额大约63%。
而中国的进口激增，也给全球供应带来了压力，推高了玉米的市场价格。5月份时，媒体曾报导，因为中国创纪录的进口，去年时，美国的玉米价格上涨了87%。而在过去两周，中国一直在定期采购美国玉米，导致价格升到了8年来的高位，这不仅提高了饲养成本，同时也引发了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
美国农业部驻北京办事处做了个预测，为了在2021年控制进一步的价格上涨和维持全年的缓冲库存，中国会继续大量进口玉米，这种需求“最早要到2021年末或是2022年才会改变”。同时，美国还认为，下个销售季中国将会更多地依赖大米和小麦库存来替代高价玉米。
那么，中国进口这么多玉米到底做什么用呢？
从需求方面看，最主要的原因是生猪养殖业的需求强劲。由于中国的生猪行业从非洲猪瘟的打击中逐渐恢复生产，在去年底，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了非洲猪瘟爆发前的90%，相应的，饲料的需求也就大增。目前，玉米和豆粕是生产饲料中最主要的原材料，占饲料原材料成本的60%以上。而玉米直接或间接用作饲料的部分至少占到70%以上，而生猪养殖是饲料玉米消费的第一大户。
从供给方面来看，之前，由于中国东北各大粮食储备库有大批玉米积压，所以从2016年开始，中共政府取消了临时收储政策，制定了长达5年的“玉米去库存计划”，大量抛售玉米库存。没想到，才刚执行完“玉米去库存计划”，玉米的需求量又迎来了大爆发。
为了推动“玉米去库存”，中共政府还主动调减了玉米种植面积大约5,000多万亩，并鼓励农户种植其它谷物和大豆，部分玉米产区转种大豆，比如河北地区玉米播种面积减少，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区的大豆播种面积扩大。
所以，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玉米产量逐年下降，在2018年达到最低点，之后有所回升，但2020年的产量是2.61亿吨，只比2018年高出1.3%。与此同时，自2017年以来，中国玉米的进口需求则是一直在持续上升，从2018年的同比增长24.4%，一路升到了2020年的135.91%。
而这个“玉米去库存计划”，也是中共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改革呢？它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农业供给侧改革 玉米去库存打头阵
2016年底的时候，中共在一个经济会议上提到，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主要目标就是，保障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
因为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的矛盾。尽管总量连年持续增长，但部分农产品却面临阶段性产大于求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尴尬景象，同时农产品的整体品质还难以满足国民消费需求和国际竞争。
而种植业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破除生产量、库存量和进口量“三量齐增”的尴尬现象。当时，从2011年下半年后，因为受到临时收储政策“托市”的影响，出现了进口粮价比国内粮价低的持续“倒挂”现象。这造成进口粮食入市，国内粮食入库的尴尬情况，也促使粮食进口量持续增加。
所以，在这个2016年底的经济会议上，中共提出了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去库存，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消化工作。所以，玉米去库存，就成了当年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打头阵”的任务。
这个改革，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但从现在实施的情况来看，至少这个“玉米去库存”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中共的预期。从目前的粮食进口情况来看，不管是三大主粮，还是大麦、高粱等谷物以及大豆等，进口量都在持续增加，农产品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现象不仅没有解决，似乎更加严重了。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看，这个改革的其它成效又是如何呢？
中国耕地被抛荒 农民种地收入低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包括保障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而这两个目标看起来也都没有实现。去年8月份，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曾经报导说，目前耕地抛荒，还有种地收入低，正在侵蚀中国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土地抛荒的意思，就是指适宜耕种的土地却不耕种，主动让土地闲置、荒芜的情况。比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粮产区之一，湖北的恩施、黄冈、孝感等地都存在着一到两成的农地抛荒。
我们来看一个中共统计局的数据。在中国的主粮作物里，早稻和晚稻的播种面积下降最为显着。从2010年到2020年，早稻播种面积减少了95.4万公顷，降幅约17%。从2010年到2018年，双季晚稻播种面积减少了93.5万公顷，降幅约为15%。
再看小麦和大豆的情况，小麦2019年时的播种面积，比十年前减少了71.2万公顷，降幅为2.9%。大豆2018年的播种面积，比2010年少了28.7万公顷，降幅为3.3%。
大陆第一财经在报导中说，早稻、小麦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原因多种多样，耕地抛荒是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农村的土地抛荒呢？最主要原因，一是农村空心化的同时，务农人口老龄化；二是务农收入，和外出打工、做生意相比要低得多，种植收益的不确定性大而且成本不断上升，让农民缺乏积极性。
由于青壮劳动力不断流入城镇，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例如：2019年中国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是3.13亿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大约56.8%，而这一比例，远低于城镇79.5%的水平。而中国农村的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8%，也远高于中国平均12.6%的水平。所以，这也折射出了一个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那就是，80后不想种地，90后不懂种地，00后不问种地。
此外，中国的独立经济学家李铁也在几个月前的文章中提到，2019年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外出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比是41%，转移净收入约占21%，而农业经营净收入只占36%。虽然中国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是，同时也面临着生产资料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因此总体算下来，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水准仍是有限的。
去年8月，大陆媒体曾经报导，河南滑县因为年产30亿斤粮食，被称为是“中国小麦第一县”、“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但是，这样的一个产粮大县，却是一个财政穷县。年产近30亿斤粮食是什么概念？当地人回答，够全国人民吃一星期，够河南人民吃两月。但是，当地农民辛苦一年，一亩地的纯收入可能也就千把块钱。
而且滑县高达72%的区域面积都被基本农田覆盖，可用于发展工业的土地自然就减少了，甚至一些招商引资的项目也因此泡了汤。但是，滑县花费大量精力种植粮食，努力维护粮食安全，却不得不面对经济落后、财政亏损的状况。
而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滑县独有的。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201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占中国粮食总产量将近四分之三的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竟然有105个，贫困人口有3,600万。这也让一些种地的农民感慨，种粮的活得不如吃粮的。
“大国小农”农业人口被动过剩
中国被称为“大国小农”。据中共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中国小农户将近2.6亿，占农户总量的大约97%，经营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但户均面积只有5亩左右。
农户规模太小，也就意味着收入水准低。因为规模小也不利于机械化，不利于技术进步成果的推广采纳；在购买生产资料和出售农产品时，也很难有价格优势，所以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差。
而造成农户规模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农村人口太多。中国总人口14亿，农民比例是41%，接近5亿人生活在农村。虽然目前，在本乡镇就业和跨乡镇外出打工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大约2.8亿人，但是在农村至少还有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中国农民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投入大量劳动提高土地产出。在2018年，中国仍然有26%的人口在从事农业，但是，却只生产了7%的GDP。
而农村的农业人口过剩，是因为中共的城乡户籍制度，极大限制了人口流动，使大量农民只能留守在农村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这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阻碍了产业升级。而农民，如果想获得一般水准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就必须得付出比城镇居民更多的成本，这在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同时，反过来又限制了农民的自我积累以及投入再生产的能力，也让中国农民陷入了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所以，只要中共坚持城乡户籍制度，这种恶性循环就很难会从根本上改变。
策划：宇文铭
撰文：李松筠、蔚然、宇文铭
剪辑：曲歌
制图：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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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