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邓小平虽然在经济决策上失败并失去了在这方面的权势，但他手握军权，又在“六四镇压”问题上得到了陈云的坚决支持，于是中共元老们联手镇压了“八九民运”。但“六四”镇压后，邓小平并未能一手遮天；相反，在陈云派的“反和平演变”攻势面前，邓小平只能忍声吞气，中共的政治天平和政策天平明显地倾斜到有利于陈云派、不利于邓小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江泽民站到陈云派这一边，成了邓小平的政治对手。
一、中共“山大王”集团敢“开杀诫”
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军队面对民众的抗议游行，会出现三种情形：一、国家的军队只服从政府对外用兵的命令，不对老百姓开枪。苏共领导人以及苏联军队将领们的多数对军队只能用于对外这一点有基本的共识，所以1991年苏共政变委员会发动政变时，军方拒绝服从镇压民众的命令，不愿意对人民开枪。二、共产党的军队服从政治局的指挥，可能对老百姓开枪，但不为党内某派系打内战。三、军队听从某人的命令，只要此人下令，军队就会屠杀老百姓，也可能打内战，1989年的解放军就是这种状态，这样的军队与军阀部队的本质相同。
为什么邓小平及其手下的将领们与苏共、苏军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中共元老们虽然全盘继承了苏联“导师”的政治遗产，却抛弃了苏联“导师”们基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维持不坠的那种对现代文明的尊重，这与中共元老们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在共产党国家，执政党领袖及其骨干的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决策和思维。
苏共领导集团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虽然他们打击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但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而中共基本上是个农民党，其早年政治领袖中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纷纷落马，自1930年代初期开始，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内精英集团成员大多数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
由于中共的多数领导集团成员长期生活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的思维其实是“山大王”式，即我的“江山”绝不容他人染指，“老子打下的地盘，岂能让给他人？”一旦面临来自民间的反抗，中共“山大王”们就会本能地“动杀心”、“开杀诫”，露出真面目；而“人民军队”也展现出“山大王”私家武装的本色，这样的军队不会对“山大王”的“开枪镇压”指令有任何犹豫。在这点上，中共的本质更接近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
二、中共元老联手镇压“八九民运”
1988年邓小平的“价格闯关”错误决策的失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不久1989年春民主运动爆发。赵紫阳坚持反对邓小平用野战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决定，因此被迫下台，被软禁直到去世。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已没有元老，总书记是赵紫阳。虽然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规定，政治局负责决策党、国家、军队的事务，但真实的高层决策格局与宪法和党章完全背道而驰。赵紫阳只是个“总经理”角色，他背后还有元老“董事会”，或者说这些元老们是一群“太上皇”。事关共产党政权命运的重大决策，仍然由政治局之外的元老们决定，而且是背着政治局私下商议。
掌握军队的邓小平是“太上皇”们的首脑之一，赵紫阳虽然名义上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但他不敢、也不能过问任何军队事务。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曾数次与赵紫阳联系，准备向赵紫阳汇报军委工作，但赵紫阳知道，军队事务是邓小平的禁区，所以赵紫阳只能对刘华清的会晤请求用各种借口婉拒。在1980年代，中共的高层决策格局实际上是枪指挥党，政治局只是邓小平的橡皮图章和办事机构，至于宪法和党章里明文规定的“党指挥枪”，只是骗人的。
元老当中的两大派首领邓小平和陈云对镇压“八九民运”意图完全一致。1989年5月7日，邓小平离京南下武汉，开始秘密地调兵部署北京围城。而陈云则于同一日提前结束在杭州的休养而返回北京，发表讲话支持邓小平的镇压决策；并连续找一些老干部、老将军谈话，说服心存疑虑的人。陈云还召集中顾委常委开会表示，现在不能后退，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并要求新闻单位公布这一消息。在邓小平调兵期间，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虽然照常上班，却完全被架空了，“太上皇”们实际上恢复了“亲政”。
三、邓小平无惧宪法，血手屠民
邓小平调动军队包围北京之后，政治局只能顺从他的要求和安排。在其他国家，如果军队首脑未经政府和国会的批准便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毫无疑问属于军队首脑发动政变。1989年“六四镇压”的背景就是如此。
邓小平到外地秘密安排调兵事宜，对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保密；若按照政治局内集体领导的制度和人大常委会的集体议事规则，邓的违宪行动可能会被否决。1989年5月18日十多万野战军突然包围北京，大批军车开上长安街，此时政治局委员们才知道，首都几乎已被军队控制。当时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开会讨论当时的形势，但此动议被阻止。在国事访问途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赶回国，但邓小平命令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把万里暂时软禁在上海，直到万里表态支持邓小平的行动，才准许万里回京。
军队包围和控制首都的部署完成之时，政治局和国务院并未被告知如此重大的事关国运的突发事件。邓小平只是在5月17日晚召见5个政治局常委，逼迫他们接受既成事实，赵紫阳以辞职表示抗议。然后“六四”屠杀发生了，中国民众的政治民主化要求被军队用武力镇压扑灭了。
中共的党章和宪法都没授权军委主席擅自调动大量军队包围首都，实行戒严，开枪镇压；相反，倒是有宪法条文规定，戒严令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但在中国这个由掌军权的人说了算的国家，民意、国会、政府、执政党，所有这些影响现代文明国家政治决定的因素都不起作用。邓小平决策的戒严和镇压当然是违宪的，但“太上皇”们毫不在意，因为宪法其实不过是他们的“玩具”而已。
四、“六四镇压”之前“太上皇”起用新“儿皇”
“六四”镇压之前，“太上皇”们已经集体商议过，选了江泽民来当新的“儿皇帝”。1989年5月20日江泽民应召赴京、上任办事，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违背中共党章的安排，因为那时中央委员会并未选出这个新总书记，而原总书记赵紫阳名义上依然在位。
据《陈云传》一书透露，陈云除了恨赵紫阳不肯为元老们的镇压决策背书，也对赵紫阳在“六四”之前的多年工作极度不满。陈云的不满主要在三方面。一是所谓的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这主要是指“价格闯关”的失败，陈云一方面为邓小平开脱直接责任，另一方面也掩盖了自己给邓小平“挖坑”的卑劣行径；其二，“长期重用一批有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这是指包括笔者在内的改革智库中一批活跃的改革推动者；三，“中央下放权力过多，削弱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这是指经济改革动摇了计划经济体制，其实也是影射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做法。
元老们选中江泽民，是邓小平派接连失去胡赵两人之后陈云派得势的结果。虽然邓小平派和陈云派在“六四镇压”上步调一致，但在经济改革政策上却南辕北辙。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对江泽民从一开始就不放心。据李锐回忆，老将军萧克告诉李锐，邓小平召江泽民进京后，曾经特地对江泽民当面讲清楚，“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邓小平当时如此交代，其中有两层意思非常明确：其一，赵紫阳虽然下台了，但赵紫阳推动的经济改革不能变；其二，不要想着陈云会支持你江泽民，你的位子稳不稳，是我来掌握的。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又找了听命于陈云的政治局常委李鹏和姚依林，专门打招呼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11届3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13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这番交代是警告李鹏和姚依林，不要跟着陈云推翻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邓小平达到目的了吗？他很快就失败了。
五、“六四”后的高层政治博弈
“六四镇压”不久，东欧风云突变，一连串共产党政权垮了下来。江泽民随着陈云派的意识形态官员们，开始了“反和平演变”。他觉得，赵紫阳推动的经济改革已经被陈云否定了，那陈云偏好的计划经济当然就是共产党的正宗制度了，何况邓小平的“价格闯关”失败得很惨，造成了经济局势恶化；而东欧剧变表明，要防范共产党制度从内部被动摇，就要坚持共产党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于是江泽民便开始对邓小平阳奉阴违了。
最近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发表的邓小平南巡三十周年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批判江泽民的文章《南方谈话前后两种力量的博弈》。此文把当年江泽民与邓小平对着干的不少细节揭露出来了。
其作者指出，“江泽民在邓小平、陈云双头政治之下，又有胡耀邦、赵紫阳的前车之鉴，干任何事都必然要看风向”。1989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中国存在着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坚持到底。此文指出，江泽民的这种提法实际上“将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挑明”了。此文明确表示，江泽民如此表态，从侧面反映出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党内的政治风向已经偏向保守派。
据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披露，“当时有的报刊开始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批判‘市场化’，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判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级思想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进而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改革。
六、江泽民“反和平演变”反到了邓小平头上
上面提到的《多维新闻》文章提到，当时中共党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之声甚嚣尘上，反和平演变成了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任务。1991年江泽民在中共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8次提及资产阶级自由化，9次提及和平演变；江泽民还特别提出，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御和平演变斗争的实践中考察和培养干部”。
江泽民在前台唱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深合坐在后台的陈云之心，同时重重地打击了邓小平。经济改革无非就是推进市场化，江泽民既然把市场化批评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就等于是把邓小平支持的改革抽空了，甚至从意识形态上否定了。
邓小平当然很清楚，在经济决策的天平上，经济改革政策已经变成了批判对象；而在政治天平上，沿着这条“反和平演变”的路走下去，陈云派从政治上推翻他的改革路线，实际上是早晚一天的事。《多维新闻》的这篇文章特地提到，邓小平很着急，“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一支地抽上了。卓琳劝他不要抽烟，他吼了起来，‘我连抽烟的自由也没有啊！’”
邓小平曾试图反击，1991年中国新年他到上海过年，对陈云的计划经济不点名地批评。1991年3月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为笔名发了3篇评论，转述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但邓的发言在北京沉入了深水，中央各报态度冷淡，有的报刊甚至还组织了对邓小平言论的批判。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记述，当时邓小平对北京保守的经济政策十分不快，“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说了算”，也无法在《人民日报》上发布自己的观点。
中共官媒披露了如今已失势的江泽民的当年作为，顺便也暴露了邓小平当年的窘境。倘若陈云派继续得势，邓小平最终被批判，在劫难逃。那邓小平是如何时来运转的？请看笔者的下一篇文章。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