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2月28日讯】“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党派﹐我在政治上无家可归。”利尔‧莱博维茨说。
自由主义的一方是如何变得不自由的？
“左派如何成为非自由主义者”，利尔‧莱博维茨谈到政治上的无家可归者的新联盟。
莱博维茨：“没有宽恕。你没有办法去救赎自己，如果按照它自己的定义，你犯下了罪过的话。”
今天，我采访了《平板杂志》（Tablet Magazine）资深作家、Unorthodox播客的主持人利尔‧莱博维茨（Liel Leibovitz），讨论了我们所面临的不自由的新现实，社会个体日益分化的问题，以及如何能够自下而上地重建社会。
莱博维茨：“结果是我们还在冷战中，共产党人正在赢得胜利。”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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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利尔‧莱博维茨，很高兴您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利尔‧莱博维茨：很荣幸﹐谢谢邀请。
早期左派是关心人权的善良好人 现在变了
杨杰凯：利尔，我必须说，你写了一篇2021年我最喜欢的文章，从那时起，我看到了几篇喜欢的文章。（那篇文章是，）《转变：当看到左派放弃了我所信仰的一切时，我在政治上转变了。你也可以。》（The Turn: When I saw the left give up everything I believe in, I changed politically. You can, too.）当开始读那篇文章时，我意识到几年前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随着文章的深入，发现很多人都在经历着这样的事情，但这个“转变”（The Turn）是什么？请谈谈《转变》这篇文章，还有你是怎么想到写“转变”的。
莱博维茨：所谓“转变”是指你开始明白的时刻，有点像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你所假设的一切都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政治，而是整个存在，这可能会引起质疑。
我和很多人一样，怀着这样的理念长大：如果你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当然会是左派，因为左派是关心人权、妇女权利等的一方﹐左派是想给和平一个机会的一方。
右派们﹐往好里说只在乎钱，往坏里说，他们的想法愚昧而可怕。在我看来很明显，所有公益事业中的好人都处在从中间到极左。
我从未怀疑过这个问题或假设。我读研究生时，我不怀疑这一点；我开始从事新闻写作和学术工作时，我也没有怀疑过。但后来慢慢地，慢慢地，我开始注意到那些小问题，我开始注意到，有些事情根本不允许说，自由的观念和把思想或探究加以束缚的做法并不完全正确。
有些前提有失公允，比如说，一些人因说了令人反感的事情而受到指责是可以的，但另一些人说了同样的话，则批评不得。当这种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开始问自己，且慢，你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标榜自己是劳工阶级政党 却支持寡头垄断
看看当代美国建制派民主党中间偏左的政治现状，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你会发现，这个标榜自己是劳工阶级政党的党，支持主要的、大的企业寡头垄断，而对美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毫无兴趣。你会意识到，这个打着科学旗号的党在利用其媒体机构来压制对科学问题的真实调查、压制思想开放的讨论，而思想开放的讨论是科学探究的核心。一旦发现这一点，你就开始转变。
杨杰凯：但这并不全是关于党派政治，当然，这也是你在文章中谈到的，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在起作用。
莱博维茨：当然，这是关于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长期以来，像我这样的人一直认为，少数幸运的人属于这样一群人：他们上名校，从最好的学术出版物中获取信息，他们对世界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理解。
要知道，这些大学已经被追求这种奇怪的意识形态狂热的人深深腐蚀了，他们用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从经验上看是错误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例如，有人可以告诉你，（人类）只有两种性别的概念（这一概念已被身体中每个细胞的生物组成所证实）不仅是危险的，而且现在是错误的。
当开始在高等教育机构、媒体等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时，你是对的，这不仅仅只是关于党派政治，这是关于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是关于你自己和同龄人的思考方式。
我一生都在为能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而欣喜若狂。我从以色列移民到这个国家﹐事实上，我是周四到达美国的﹐而周五，也就是到达的第二天，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我乘坐地铁去了大学，站在外面，凝视着这个宏伟的人类建筑群，每一个扩建建筑，我对自己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我的计划：我要去这里，我要拿到博士学位，我要成为一名教授，我要写书，我要在美国获得成功，这正是我之前的几代移民所拥有的老土但又美丽而真实的想法。
社会充满不自由不宽容 让人不寒而栗 与左派断交
然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切都如我所愿，我被录取，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了教授。我开始写书，开始为一些高档的小出版物写文章，我曾与萨尔曼‧鲁希迪（Salman Rushdie，印度裔英国文学家，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或一生仰慕的人共进美妙的晚餐。
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获得）这个群体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到彼此观点的分歧、意识到断交后如此痛苦，因为我离开的不仅仅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结构的呆板的承诺，是我的朋友们现在拒绝了我，因为我不愿意说：“是的，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毫无疑问。”
这是真正的断交，我想这也是很多人正在感受的真正的断交，这是与家人、朋友和爱人分离的感觉，感觉被质疑，例如，在晚宴上，你不能说，也许烧毁商店和抢劫不是彰显社会正义的最佳方式。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不能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的晚宴上，说出这句非常简单、完全没有争议的话。这一事实意味着很多，意味着社会本身充满了一些不自由的、不宽容的实质，这让人不寒而栗。
杨杰凯：很有意思，因为你在这里使用了不自由这个词。左派怎么了，我想这是问题所在，对吗？因为部分左派在过去曾是自由主义者，你对此怎么看？
莱博维茨：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成为未来100年左右的伟大的学术主题。在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时代，在两派之间达成了平衡，双方都认为人类基本上是分立的个体的集合，他们作为自由、不受束缚的人聚在一起，通过谈判达成社会契约，放弃一些自由以换取一些保障。
还有一些人将人类视为是群体、社区、家庭、部落、宗教信仰结构的集合体。我认为，他们之间的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给了我们过去350年中真正伟大的一切，给了我们进步，同时也给了我们信仰，给了我们艺术，同时也给了我们科学。
左派向教会、家庭、更传统生活方式宣战
一旦人们开始向教会、家庭、更传统的生活方式宣战，一旦开始不信这些，一旦开发了建立在个人分立（atomization，原子化）的基础之上的新闻媒体或电子产品，只需独自一人、自己盯着屏幕、点击一下某个键。
一旦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一旦传统的框架，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开始瓦解，那么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就被打破了，因为它被侵蚀成了对权力的追求，它被侵蚀成一种控制欲，而且还助长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比这些人知道得更多：“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我有博士学位，先生，让我来告诉你，你应该对你的身体做什么。”
这类所谓左派的人这样想，他们称自己为左派，尽管他们越来越多地支持某种威权主义、国家控制、不自由的媒体、不自由的公共卫生，诸如此类，等等，这真的令人震惊。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转变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生死攸关的、事关重大的，而目睹这一切，真的令人深思。
杨杰凯：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其中一个是，你的教授职位与视频游戏有关，你对通过电子产品进行社会个体分立（原子化）持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我肯定要谈论这一点。另一个问题是，当人们开始反传统时﹐我不禁想到了《共产党宣言》，因为这就是你所描述的毁灭，难道不是吗？
莱博维茨：百分百是。事实证明，我们仍然在冷战中，结果是共产党人正在获胜，这才是最可怕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的很多元素，显然要复杂得多。这是我们强烈地反对的事情之一，因为你真的需要成为一个非常认真甚至“博学”的共产主义学生，才能知道摧毁教会和传统的核心家庭，是任何共产主义、典型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第一和第二目标，因为这些才是抵抗专制统治的真正来源。
现在，它不仅是政治组织的一部分，而且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试图告诉你，家庭本质上是父权制的、坏的、压迫性的，是对你的权利不利的。人们真的应该重新思考整个结构。
这在我看来，非常令人担忧，因为在这一点上，其不只是提出一个替代的政治解决方案，其提出了一种绝对反美的世界观，绝对是反自由的，而且在我看来，绝对是反人类的世界观，而这正是共产主义一直以来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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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