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9月09日讯】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一位有着非同寻常经历的女士，她是中美混血儿，出生在纽约。不到2岁，被带回中国，这一待就是30年。她成长的岁月正遇上文革，历经无数磨难，而她冲出中共铁幕回到美国的经历，同样惊心动魄。她是1979年美中建交前后，滞留中国的美国人回到美国的第一人。回到美国12年后，1990年她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折射》，自此开启了笔耕生涯。
她迄今已经出版了50多本书，并荣获了2020美国总统国家与社会贡献奖。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作家韩秀来跟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结婚后有时间 开始考虑写书
主持人：所以您回美国的时候是1978年嘛，那个时候是美中建交的前一年，然后您是1990年出版《折射》这本书的，中间过去了12年。那您是什么时候动念要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书，还是说您一直都在想这么做？
韩秀：没有，我念书的时候我的数理化特别好，我非常想做一个造船工程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做一个作家。那么我回到美国以后呢，你看过那本《多余的人》你就知道了，就是齐邦媛教授说的，我在华盛顿就成了香饽饽了，所有的人都扑过来说，你告诉我们这个，你告诉我们那个，包括这个《国家地理》杂志，而且我在美国外交学院教书，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那么我在那儿教书，不但在那儿教书，而且晚上我还在Johns Hopkins（约翰‧霍普金斯）兼课，而且我还拚命念英文，我忙死了，真是忙得不得了，根本谈不到写作这件事情。
直到了1982年，我跟Jeff结婚，忽然我就有时间了，对不对？我跟他结婚，而且我得跟着他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不能把外交学院放在肩膀上，我也不能把Johns Hopkins背在背上，对不对？我必须要离开，我得做点什么，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我可以不用退休，可以一直做下去呢？写作。那个时候我的身体非常不好，背痛，我刚才讲到背痛就是这个痛，这个痛，痛到我简直是连鞋子都穿不上。
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写《折射》，我怎么个写法，我能活到我写完吗？很难说，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故事，就像一串珍珠一样，而且很多都是别人的故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出来，谁也不会知道了。在新疆发生的事情、在山西发生的事情、文革的事情，如果我不写的话，那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所以我就尽可能地写，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实际上我们外交学院的这个外交官们，他们学中文的，一年的学习在华盛顿，一年的学习在台北阳明山上，然后才派到这些讲华语的地区去。那么Jeff的工作呢是这样，他在华盛顿念了一年，在台北念一年，然后派往北京美国大使馆。那是1983年的事情，所以1982年到1983年，我有这一年的时间在台北，在阳明山上。
在台湾大学学中国三十年代文艺思潮 在北京写书
在阳明山上，那外交那儿也有外交学院，他们就跟我说了，那你就来教书了，我说我到了台北我还要教书吗？我去念书好了，我家的隔壁就是文化大学，所以我就跑到文化大学去选了一年的课，选的正好是李超宗教授的课，谈的是中国三十年代文艺思潮。
我们这一接触，这位教授真的是对我好得不得了。而且好奇怪的那年轻的孩子们后边忽然坐了一个外国人，然后就讲一口京片子，然后这个一堆故事。所以他就把台北《联合报》的痖弦先生，以及台北的重要的作家们全都介绍我认识。所以我到1983年到了北京以后，写短篇小说都是通过外交邮袋直接寄到《联合报》。那个时候这些小说就发表出来了。
这个发表之前，我还去请教了美国的律师，我说我人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然后外交邮袋送稿件到台湾，我这同样的一个中文名字合适吗？那个律师说你得有个笔名比较像话，所以韩秀这个笔名就出现了，所以韩秀就在《联合报》写小说，而且写那个小说都是关于北京、关于中国、关于种种的黑暗，真是历历在目啊。
啊！这个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就有人问我说，嘿！Teresa，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叫韩秀的人啊？他在《联合报》上写小说，他可对咱们这点事儿门清，你认识不认识这人？我说没听说过。三年以后，我们告别北京，Jeff派驻联合国，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使馆的工作。
我们也不是从首都机场，我们还是坐火车到香港，从香港飞。离任的时候，那个作家协会的人在火车站送我。再见！韩秀。
主持人：人家也门儿清。
韩秀：最后才门儿清，太晚了吧，对不对？我这事儿是跟他们这不管什么事儿，我都比他们快半拍。你别快一拍，快一拍，太快也不行，你也不能慢了，慢了你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快半拍正好。
从炼狱出来的人 在新疆被砸晕三天
主持人：对。我看您书中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就说自己是从炼狱出来的人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个在新疆被一枪托的砸晕三天，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不管在山西、在新疆，在成长过程中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还有包括这个这种在新疆去搬死人……
韩秀：对，那个那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主持人：对，就说就是您写这个书的时候，您就是重温或者面对那些年的经历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心情？您觉得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这种体制、这种制度对人最大的摧残是什么？
韩秀：哎！这个中国这个体制，它的态度是这个样子的。它希望所有的人都俯首称臣，希望所有的人都变成他们的工具。如果你不肯，它就要从思想上改造你，它改造的办法是把你送到比方说监狱、比方说劳改队、比方说劳改农场，比方说，这种各种各样的。但是如果你还是不肯接受的话，它要你在灵魂上屈服于它，但是如果你不肯，它就从肉体上消灭你。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那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会问，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怎么活着回来呢？那是一个必死无疑的地方嘛，对不对？你居然能活着回来，你看他这反应多彻底，多明白，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如果要是你不但在灵魂上不肯屈服，而且你还活着走了出来，那你不是就赢了吗？那你不就是成就了一个幸存者吗？一个幸存者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就是把你经过的事情，实实在在告诉这个世界。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所以像您说的，您能在这个情况下幸存下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像您这个还不只是幸存。我看您的书，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当时您一个学生，很好的学生问您说，在那样的环境下，怎么保持人的尊严？然后您好像就是说，您在这个环境中，甚至没有写过一次检查，是吧？
要我写悔过书 我写信给华国锋和黄华告状
韩秀：没有。不写，他们逼我在公安局，一定要我写悔过书，说我冲击什么美国联络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中国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是反革命行为，而要我写悔过书。把纸摊在面前，笔放在那儿，然后就跟我说，你不写，你就不用想走出去那个门。我说写没问题，写东西我最会了。你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写第一封信是写给华国锋，我就痛斥这个公安局的无理，公安局的混账，然后我就跟华国锋主席说，我说我是美国人，我没有别的事情，我只是要回家而已，请你让我回家。
华国锋这是第一封，我还没完，我第二封信是写给黄华，他不是外交部长吗？是不是？所以我就是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在中国已经30年，我历经了所有的苦难，我现在就是要回家。我写完了我就把它交给他们，我说我写完了。他们一看，写给华国锋，他们不能不转，写给黄华他们也不能不转，他们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他们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必须得这样做。他们就转了，我也就走出去那个门了，反正我该写的东西我都写在里头，我痛骂那个公安局。什么东西他们！
过了没有几天，华国锋那边还真有回音来了，说什么此信很好，按政策办。这什么意思啊？不知。黄华那边就阴险。黄华说，这封信我们看了，说的如果某某人要到美国去，他首先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办一个手续放弃中国国籍，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行。这不是圈套吗？我如果说我要放弃中国国籍，没证明我是中国人、中国公民，这种陷阱我当然不会掉进去。我不干，我不理他。就这样。所以不要说是任何其它的地方，什么什么鬼事要写检查，你就是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头，我也不写，我是这么回答的。
主持人：我觉得在当时，如果当时因为要回美国，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就是您18岁的时候，17、18岁的时候，因为刚才不是说到，就是您高中毕业，这个党委书记要您跟您父亲划清界限，说如果划清界限了，您就可以上大学。不划清界限，您就要去山西插队。那个时候您连您父亲的面都没有见过，您为什么这么决绝的？我肯定不会划清界限的？
韩秀：父亲的血留在我的血脉里，我没有办法划清界限吧。还有我从小的时候，我外婆是跟我父亲见过面的，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喜马拉雅生命线的工作。我外婆一直跟我说，这个喜马拉雅生命线也好，是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好，他那个时候，她说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最最艰难的时候。
她说而且在美国的支援之下，我们赢了这次战争，对不对？她说你的父亲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和支持者。我从小我外婆就跟我讲这个，她说你在外头碰见的那些鬼事，你不要完完全全地放在心上，你要记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我从小我外祖母是跟着国民政府，她是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她跟着国民政府坐船、走路，一直到陪都重庆。那个时候我外婆就跟我讲，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日本人打出去，没有别的。她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在做，而这些美国人在帮我们，其中有你的父亲，就是这么样一个人。
不能为了名利 背叛做人的大原则
我怎么能够背叛我的父亲？我怎么能跟着他们胡说，说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如果我这样去写了，那将万劫不复，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人不可以，不可以做背叛正义的事情，你不能够去背叛一个真正正确的东西。
我只有17岁。不错，一点儿前途都没有，根本看不见光明，但是我不能够做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我父亲，对不起我外婆的事情，我不干。
主持人：我印象中好像您外婆还跟您说，就是背叛这个的人，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吗？
韩秀：我外婆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女人，她说不管是谁，不管哪个政党都痛恨叛徒，连共产党都痛恨叛徒，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违背自己而去委屈自己，委曲求全吧，咱们这么说，委曲求全的话，那真的是没有未来了。外婆说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可以争取去做，而且我们不能够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其实这就是一个传统道德而已，对不对？就是一个传统道德嘛，是不是？
你不能够说是为了利益、为了什么，是为了名利，或者是为了什么其它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去背叛你做人的大原则，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不干。我甚至到了最后了，就是黄华说了，你这做这个那个，而且甚至美联储给了我一封信，居然我还收到了这封信，滕祖龙先生，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
不管中国政府给你什么旅行文件，你都接受，你只要离开就可以了。这是告诉我，不管什么东西他们塞给我，我都可以接受。那个时候他们拚命要塞给我一本中国护照，我不要这本中国护照，但是我没有这本中国护照，我就不能够跨过那个罗湖桥。所以他们一定要塞给我。
滕祖龙先生说：不管什么旅行文件你都拿着，你过了罗湖桥你再把它扔掉都不要紧了，就是你一定要活着走过去，走出去，走进香港，就这么回事。
主持人：您觉得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党委书记要给您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要嘛就划清界限，你就可以上大学，不划清界限你就要去山西。他为什么不直接就是说，因为你成分不好，就直接把你弄到山西呢？发配到山西？为什么要给您这个选择？
韩秀：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如果当时1964年这件事情成功了的话，我还是今天这个人吗？我不也就变成他们的工具了吗？他们还是给我机会，让我变成他们的螺丝钉，对不对？可是我不要做那支螺丝钉，我要做一只鸟飞出去，我要自由。
但是你写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把你的自由断送掉了，对不对？如果我写了那个东西，我今天哪儿还会是今天的我呀？这是不可能的了。今天我什么话都敢说，我什么话都可以说，因为我从来不说谎，我从来不做对不起人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就像您说的，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想先要把……让您把灵魂出卖，然后他们就……
韩秀：没错、没错、一点儿错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不肯呢？他说你去吧，死路一条，那条死路等着你。
主持人：就古拉格一样的。
韩秀：古拉格，是一样的，完全一样。新疆就是中国的古拉格，一点儿都不错，你说得完全对。
主持人：在以后我们可以再多聊些新疆和其它国内的故事。但是因为刚才说到您外婆，我很想聊一聊您外婆这个人。我知道您说就是您小时候，因为外婆教您《三字经》、《千字文》，就是很传统的中国的教育。然后也因为外婆的缘故，您跟中国的很多知名的作家有这样的缘分，包括老舍先生、包括梅兰芳什么的。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外婆出生江南书香门第 中国传统大家庭
韩秀：我外祖母是在我的《多余的人》那本书里头有一篇是关于我外婆的故事。我外婆是出生在江南的书香门第里，大家庭。她父亲有六房太太，每一位太太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自己的生活呀。她是第六房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个哥哥下面就是她。很多人现代的很多年轻人，大概看巴金的小说以为这些大家庭都是罪恶之家，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其实大家都太太平平挺好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外婆的母亲家传会修理缮本书，所以这一套绝活我外婆的母亲也传了给她。所以她18岁的时候嫁到无锡，就是她先生家的时候，她母亲也给她所有的工具都带着过去。而他们的婚姻是传统婚姻，两个年轻人从来没见过面，都是父母指定的。
主持人：媒妁之言。
韩秀：我外婆告诉我说他们拜天地的时候，她从盖头底下悄悄地看，看她那个先生有手有脚，她就很高兴他不是残废人。哎呀，好开心的。然后等到他们进了洞房，她先生把她那个盖头掀起来的时候，她都乐得快晕倒。她说那么漂亮、周正、健康的一个男人，哎呀她乐死了。
所以夫妻感情很好，而且她的公公又是一个极开明的大地主。他觉得只有土地不够，这要发展工商业，这中国的前途需要民族工业，要金融什么都要发展。所以就送儿子到日本去，儿子说我受不了日本下女，我太太得跟我去。老先生说，没问题、没问题，你们俩个双双都去。所以他们在家乡先学了日文，然后就到日本去。
先生在前面课室里，布帘子后面都是这些日本太太跟我外婆准备茶水什么。然后简单地说，回到中国之后，在交通银行负责任做事的是我外婆，在家写字、画画、唱京戏的是我外公。
所以梅兰芳指点过他。梅老板，我们叫梅老板，他跟梅老板唱戏，打渔杀家什么的。就梅老板点过他的戏，梅老板也点过他的戏，所以他们唱堂会什么挺高兴。梅先生在抗日的战争期间，蓄须明志，不唱戏，就是不给日本人唱戏，一句话。非常有骨气的。
那时候我外公已经去世了，我外婆已经在国民政府做事，但是因为这么深的交情，因为佩服梅先生的为人，所以也帮过梅先生的忙。因为他养一大堆人，他不唱戏这一大堆人可没法玩了。所以很多人很多人资助他，我外婆是其中一个。那么这样的话49年之后，我就常常有戏票来，这戏票是梅先生给的，梅老板给的。所以我看过梅老板的戏，也见过梅老板的人。
至于老舍先生是在上海接船，1948年9月19日那一天，我正好两周岁，搭乘美国政府送给中华民国政府最后一艘军舰。抵达上海的时候，跟他们，Doctor Sweft & Mrs. Sweft跟他们的小儿子John还有我，我们这四个老百姓都在军舰上。下船的时候接船的人，就是我外祖母和她的表侄女赵清阁女士。赵清阁女士是舒先生的老朋友，也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合作者。舒先生开始写戏还是赵清阁的主意呢。所以说是很好的关系，那么所以我从小就在舒先生家跑来跑去，就是老舍先生，所以我写小说很多人说你有京味、有舒先生的味。
主持人：所以您在离开北京之前，就是一直时不时地会去老舍先生那里，是吧？但是当时……
韩秀：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64年，1966年他就跳湖了，文革期间。1966年8月。
主持人：当时他有预感吗？就是这个运动的风暴。
韩秀：那个时候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舒先生最后送给我的四个字就是“吃饱穿暖”。他觉得我如果能够吃饱穿暖，我应该就不错了，结果就是我也吃不饱、我也穿不暖，熬了12年。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学写正体字
主持人：所以您跟外婆身边的人还有这一直长大的，就看您写的文字、还有讲的事情、还有您的想法，就感觉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了解的很多。可能比很多中国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多。那您怎么看……
韩秀：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传统文化当然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任何文化都有，对不对？但是我的运气好在就是我念的都是特别好的，然后我又起步早，我四岁开蒙。四岁开蒙就《三字经》、《千家诗》、《千字文》就念，然后我外婆她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女人。
她绝对不去一个单位工作，她帮中国书店修书。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残篇，刚刚内战结束一蹋糊涂，都是用麻袋送到家里来。那我外婆就把它捚出来，古书又没有断句没有标点符号的，你得懂得断句，然后你能把它重新修复。修复了以后，再送到中国书店去。
所以在修复的过程当中的那些断简残篇都是我的课本，都是我的课本这个可好了。这我就哼哼哈哈地念，然后照着写，然后学写字。所以1956年中国政府颁布简化字的时候，我早已经能写能读，所有的好东西都吃进去了。然后我外婆就跟我讲，她说这个简化字，这是欺师灭祖。她说绝对不是好东西，绝对是错误。她说你怎么办呢？你在学校里写简体字，一定得写，你不能不写简体字，不行。
你教育还得继续，是不是？然后你在家里头你就继续写正体字。所以十岁的小孩已经人格分裂，而且脑筋清楚。在家里头绝不写简体字，在学校里绝不写正体字，清楚极了。你说说看，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人能这样做，对不对？
韩秀：传统文化……但是共产党的一大堆涌到面前的时候，他还不是得随波逐流吗？他这一随波逐流就不对劲。我的情况不一样，就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我看成自己人过。我一直是个外人，我一直是个边缘人，但是这给了我极好的机会。
我站在边上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很多人不能啊，很多人都陷在当中。要升学、要工作、要结婚、要成家、要生小孩，普普通通的事情你都得跟着他们走。你不跟着他们走，你啥都没有，你连房子都没得住，不是吗？对不对。我没这些麻烦，反正老早八早就被他们赶下乡去了，那就拉倒了。等到我从新疆回来，我已经根本没心没肺，绝对不要继续在中国，所以我就往外往回走了，往美国走了。
主持人：所以您刚才说的是正体字，您没有说繁体字。
韩秀：正体字，什么叫繁体字？繁体字是什么东西？繁体字1956年才生出来，正体字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正体字这三个字，这个词汇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可是繁体字是1956年才生出来。
主持人：相对于简体字，中共就说……
韩秀：简体字是简繁，它是对照。简当然比繁好，是不是？它已经有了那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在里头了。它有了简体字以后这非常可怕呀。你想想看有简体字是1956年，195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70年了吧，对不对？快六七十年了。六七十年那是两代人啊，那这新的人们、年轻的人们，如果他不认识正体字，没有看见过正体字。到了美国，你看看他困难不困难，他想看《世界日报》他都有问题啊，是不是？都得找本字典。
因为由简体入繁、由简入正体字是很困难。可是识正体字，简体字很容易，你只要切掉头或者挖掉心或者剁掉手、剁掉脚就是简体字了。可是你只认得那个缺手缺脚的字，回到正体字可不太容易，对不对？你比方说现在有些作者是从大陆来的，他们靠电脑把简体字变成正体字，结果呢？茶几的几就变成几何的几。因为他不知道哪个是对啊！这非常可怕的。
而且你说那些典籍，你比方说《论语》、比方说《资治通鉴》，然后现在出版的都是简体字本。你知道他们删掉了多少？你念的是完整的《论语》吗？绝对不是，因为它一定要删节嘛。你《二十四史》原来这么大一堆，现在《二十四史》变成这么小一块。那些到哪去了？没了。为什么没了？因为它跟共产主义不合拍。你想想看这个传统文化遭受到的不是浩劫是什么呢？
共产党摧毁人的尊严
主持人：所以您好像在一个采访中说，共产党摧毁了这个传统文化。那您觉得它摧毁的是什么东西？
韩秀：这个摧毁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好东西，尤其是一个人，你比方说人的尊严，人应该怎么样做人，在天地之间你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些东西现在到哪里去找呀，对不对？大家赚钱就好了，大家只要没病就好了，还有什么，是不是？房子越住越大就好了。这都不对的了，不是这么回事。
人存于世，它有意义在，对不对？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你看看你现在你去跟年轻人谈谈看，这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你传统价值……你就像文革似的，造反，孩子造父母的反。可是传统文化可是告诉你，你要尊重父母的，是不是？父母爱孩子，孩子要尊重父母，这不是传统的东西吗？
但是文革的时候，他们要说你父母是反革命，你不跟他们划清界线吗？你当然得划清界线，你还得站在台子上去就骂他们。这些东西你以后留下来的这些后遗症，你怎么样去解决啊？
当年曾经批斗过父母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心里头如果还有愧疚的话，那还好。如果没有愧疚的话，他还是个人吗？对不对？你这些事情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不只是说文化、不只是说你看的这些书面的东西、字面上东西，还有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方式、你做人的态度，你对国家、对民族、对人，这一些都是重要的。
人有信仰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再有一个便是信仰。我爱说这个信仰，很多人都说，喔不能谈宗教不能谈信仰。为什么不能谈信仰？人有信仰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人没有信仰上边没有天、下边没有地，你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不管信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说到新疆的事情。你说新疆的事情这到底为什么？为了什么这一些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弄得惨得不得了？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信仰。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伊斯兰，是《可兰经》，不是共产主义。这共产党受得了吗？受不了，对不对。
你说基督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一贯道也好，这些人他们都有信仰，还有包括法轮功也好，都是信仰。他们有信仰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不相信那个共产主义，这就是关键。我曾经在一个完全没有信仰，把信仰铲除得干净得不得了的社会里，生活了30年。
可是我回到美国以后，很自然地就走进教堂去。我的婆婆去一个天主教堂，她星期天去一个天主教堂，她的孩子们都不怎么跟她去。她穿得整整齐齐，戴上帽子，拿着她的包，准备走出去到教堂去了，星期天。那她的先生、她的孩子们都拿着报纸挡着脸，就我一个人看着她，我说妈妈我跟你去。所以我陪婆婆去。
我们83年到86年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我照样跟我在北京的老朋友联络。其中一位老朋友的太太就是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她跟我说……我回美国，我说你要我带什么？我说你这物资缺乏，你要我带什么？她泪流满面，她说念珠。她要念珠，我说没问题。我什么都答应，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已经帮他们买了很多《圣经》回来。
然后我回到Connecticut（康州）看到我婆婆，然后我就讲到这个事情。我说我的一个朋友她需要念珠。我的婆婆端来一个盒子里头全是念珠，她说你把这个送给她，是我的心意。我说妈妈你把这些念珠都给了她，你用什么啊？她说我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度生活，我随时可以有新的念珠，你把这些给你的朋友。所以我就全部带回北京送给他们。信仰，太重要了，一句话说不清楚。
主持人：对，所以共产党才拚命地要打压信仰，但是这个东西能给人力量。
韩秀：是底线啊，对不对？你说那些穆斯林，你说那些天主教徒，那是他的命根子他怎么会放弃？不放弃，好，关起来。关起来怎么样？关起来他还是照样信他的《可兰经》，关起来他还是照样地在心里头默念他的圣经、做他的祷告。那是没有办法的。共产主义那种东西是没有办法代替传统信仰的，绝对没有办法。
主持人：所以就像您说的它是人的天性，人跟神的这种关系、对神的这种信仰，它是天生的。
韩秀：人跟神的关系是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部分。人跟物质世界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以及人跟神的关系，就这三大关系组成人类文明，不是吗？这才是真的。
主持人：那非常感谢，韩秀，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特别特别地受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经历也是很值得谈的。包括您回到美国以后，在国务院教中文，包括您在《国家地理》杂志教他们怎么分辨新疆照片的真伪等等。那这些我们就留待下一次访谈，再一次请您来讲那些故事。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
韩秀：谢谢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那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方菲访谈》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