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2月01日讯】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快报，我是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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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智库报告：中共培养“洋网红”站台
随着网络和社媒平台影响力上升，一批“洋网红”正沦为中共内外宣的组成部分。近日，澳洲一份智库报告揭示了中共利用各种手段，培养洋网红为其站台。
11月24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发表一份名为《唱中共歌单——外国影响者在中国宣传体系中的作用》（Singing from the CCP’s Songsheet – The role of foreign influencers in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的调查报告。
报告作者在哔哩哔哩、抖音、西瓜等平台，收集了来自十几个国家的120名拥有活跃账户的洋网红名单。经研究发现，这些洋网红正在大量接触国际受众，有些人在中国有数千万粉丝，在海外平台上有数百万粉丝，尤其是在TikTok、YouTube和X（前Twitter）上。
中共在这些社媒平台上，利用洋网红抵消国际对其批评的声音，同时宣传所谓党的“主旋律”，增强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报告提到意大利视频博主瑞丽（Rachele Longhi）。在中共驻澳大使馆2021年12月分享的一段影片中，她在官方陪同下，在西藏拉萨的一所寄宿学校度过了一天，并批评了英媒BBC对西藏的报导。
在抖音、西瓜视频、哔哩哔哩（Bilibili）、TikTok和YouTube社媒平台拥有三百多万粉丝的瑞丽表示，她“决心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真实中国”。
在中共宣传部控制的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国际叙事中，洋网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比如，2021年3月15日，美国视频博主郭杰瑞（Gerald S. Kowal）抵达上海时，在其发布的YouTube视频中说：“我现在很开心，因为我感到有自由。”“所有的新冠防疫在中国是全世界最有组织的。”
郭杰瑞的视频立刻得到中共官媒中视的认可，并被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转发推送。
报告发现，中共举办竞赛，以巨额奖金和其它激励措施，拉拢有影响力的人制作为中共站台的内容。
比如，中共2022年为“我的中国故事”大赛提供了200万元人民币的预算和数万元奖金，规定从至少15个国家收集不少于6万个短视频，涵盖至少10种语言。
新西兰人安柏然（Andy Boreham）为中共官媒上海报业集团设立的绿眼睛Andy工作室创作视频内容。他的《外媒看中国》系列报导指责了“西方反华言论”。
2022年4月初，当上海居民再次经历严厉的疫情封锁时，安柏然接受澳广电视台的现场采访时称，上海的封锁是所谓如何“相当顺利”进行的。
此外，中共正在建立多语言影响者工作室，孵化国内外网红。同时，将中国大学的国际学生作为潜在的所谓“人才库”。比如，清华大学今年要求国际学生制作发往美国社群媒体的短视频，作为“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竞赛的一部分。
报告称，正如中共一家官媒的编辑杜国东所言，北京培养和发展洋网红的目的是“培养一批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中国（中共）说话的‘洋嘴’‘洋笔’‘洋脑’”。中共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中共控制的文化、话语权和意识形态，消除外国自由政治言论的影响，从而维护中共的合法性”。
6名中国人菲律宾遭绑架 4人死亡 1人未寻回
10月30日中国6名公民在菲律宾遭遇绑架，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证实，其中4名人质已经死亡。案中还有一名11岁男童及其母亲未寻回，菲律宾警方呼吁绑匪勿施毒手。据报导，菲律宾国家警察反绑架大队（PNP-AKG）11月29日开记者会，指上述6名中国公民在文珍俞巴市（Muntinlupa）亚耶拉阿拉邦住宅区（Ayala Alabang）被绑架，其中2名女受害人遗体，在11月1日于黎刹省（Rizal）Tanay镇被发现。
警方称，两名女受害人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多天了，尸体已经肿胀无法直接辨认，当局正在进行DNA检测。
与此同时，案中另外2名男受害人，他们的遗体在11月6日于奎松省（Quezon）Infanta镇被发现，距离第一个抛尸地点东方大约85公里。两名男性受害人的身份已经得到其父母的确认，死者的父母已经前来并接受了DNA采集。
警方表示，4名受害人都是因窒息而亡。据了解，一同被绑的11岁男童及其母亲尚未被寻获，目前列为失踪人口，警方希望绑匪不要杀害他们。
关于绑架者的动机，菲国警反绑架大队表示，受害人家属至今未接到任何索要赎金的电话，因此尚无法确定绑架动机。警方确定其中一名遇难者为绑匪的主要目标，该男子在菲经商并有时前往赌场赌博。
根据此前报导，6名武装男子闯入受害人的住家，直接绑走6名中国人以及3名菲律宾人，将其捆绑及蒙眼后推入一辆面包车内。绑匪随后在内湖省（Laguna）将3名菲律宾人释放。当局在对受害人住家进行搜查时发现了6个保险柜，但里面已经空无一物。
美国民调：民众强烈支持军援台湾、乌克兰和以色列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用于武装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1060亿美元特别拨款正在展开协商中，对于这项拨款，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强烈支持武装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这三个安全伙伴。
据报导，里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Th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Foundation and Institute）11月30日公布在10月27日至11月5日间，对2506位美国成人进行的年度“里根国防调查”（Reagan National Defense Survey）。
里根总统基金会政策主任霍芙（Rachel Hoff）说：“尽管有点像媒体的论述，或像观看美国国会就援助乌克兰而展开的辩论，对乌克兰的支持没有降低。事实上，对乌克兰的支持稳定、有力而且持续。”
结果显示，支持和反对美国军援乌克兰的受访比例分别为59%、30%。
但如果提问先传达出承诺支持盟友对抗侵略的“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理念时，则有高达67%受访者支持武装乌克兰。
里根总统基金会作出结论说：“在此一脉络下，设想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安全援助，比没有在此一脉络下得到更高支持度，不管就整体或就不同政党而言。”
举例来说，调查发现，支持和反对向台湾提供军事设备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56%、28%。但如果提问以“在和乌克兰相同的情况下”作为前提，先以一行说明文字提到“美国历史上向来提供安全协助，帮助盟邦和友邦自卫，只要它们愿意为抵抗对国家的侵略而战”，那么支持武装台湾的比例就跃升至65%。
这项调查只针对在里根主义脉络下武装以色列提问，结果支持和反对美国提供军援的比例分别为71%、23%。
共和党人敦促疾控中心 关注中国病毒大爆发
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共和党高层呼吁美国卫生当局关注“可疑的”病毒感染集群和影响中国儿童的肺炎报告，并警告说，如果允许中共政权“重蹈COVID-19大流行的覆辙”，那将是他们的“推卸责任”。
议员们在11月29日写给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otection, CDC）主任曼迪‧科恩（Mandy Cohen）的一封信中强调，自三年前COVID-19开始在中国蔓延以来，中国（中共）政权一再压制有关COVID-19危机的信息。中国（中共）的这种行为招致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机构的批评，议员们指出，世界卫生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被批评过于迁就中国共产党（CCP）”。
科恩（Mandy Cohen）定于周四（11月30日）在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监督小组委员会作证。
中国儿童感染呼吸道疾病和肺炎的情况令医院不堪重负，也令世卫组织感到震惊。世卫组织正敦促中国分享有关疫情的数据。传闻还显示，儿童正在将疾病传染给其他家庭成员，包括成年人。
根据世卫组织11月23日的一份声明，中共当局回应说，他们没有发现“不寻常或新型病原体或不寻常的临床表现”，只发现“多种已知病原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普遍增多”。世卫组织援引中共当局的话说，“呼吸道疾病的增加并未导致病人数量超过医院的收治能力。”
三位共和党议员，凯茜‧麦克莫里斯‧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华盛顿州）、布雷特‧格思里（Brett Guthrie，弗吉尼亚州）和摩根‧格里菲斯（Morgan Griffith，弗吉尼亚州）在对世卫组织表示怀疑的同时，要求疾控中心挺身而出。
他们在信中写道，“美国人民不应该依赖不负责任、不可信的世卫组织来传递有关中国公共卫生威胁的信息。此外，我们不能允许中共阻止美国疾控中心获取必要信息以保护美国人并协助开展适当的公共卫生应对工作。”
他们要求疾控中心每两周就这一问题向委员会做一次简报，并在12月13日之前对有关在中国的新一波呼吸道疾病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答复，包括疾控中心是否已就疫情爆发问题、相关细节及其行动计划与中国同行进行过接触。
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格里菲斯先生告诉本台，“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认真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指望他们向我们提供真实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以避免中国的疾病传到这里。”
从疫情爆发初期，疾控中心曾主动向中国提供援助。美国国务院前COVID-19问题首席调查员戴维‧阿什（David Asher）表示，美国和盟国向中国提出了近100次请求，希望能在这场卫生危机中提供援助，但都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拒绝。
现在，由于担心医院人满为患、看病排长队，中共卫生委员会（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呼吁地方诊所提高服务能力。
尽管中共还没有提供有关目前疫情的任何数据，但由于患病儿童人数众多，许多学校都通知学生不要外出。
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妇女说，她的四个孩子都在发烧，其中一个孩子已经发烧半个月了，脸上还出现了丘疹，喉咙肿胀溃烂。
她告诉《大纪元时报》记者，“医生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只给我们开了一些药。我们一直在吃，但没什么效果。”
北京市民林女士说，先是她的两个孩子被感染，然后把病传染给了她和她丈夫。
她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一些孩子解释他们不能来上学的原因”，大多数生病的学生都在咳嗽，即使症状消失几天后，有些孩子回到学校后不久又开始咳嗽或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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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