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1月10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32年8月19日，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和他的妻子汪得利曾，被中华民国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判决生效后，夫妇二人被押解到江苏第一监狱服刑，这起上世纪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间谍案，终于落幕。
本期节目，我们就根据《“牛兰事件”始末》等资料，跟大家说说这对夫妇曾在中国布下的惊人间谍网，和他们的落网经过。
上海租界里的暗桩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1917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后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也称“契卡”，秘密警察组织）成员；1924年调到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
共产国际是俄共（布）1919年成立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它通过操控苏俄以外国家和地区的代理人，在当地建立共产党，为苏共、苏俄（后来的苏联）的最高利益服务。
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于1922年，最初设在海参崴，后迁到上海，是共产国际与中共、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枢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远东最大的港口和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欧美许多国家在这里设租界，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特权，中国政府无权管辖。因此，各国的冒险家、投机家、商人、传教士、政客、军人、文人、罪犯与间谍等，都聚集于此。
1927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在此后的一年多，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贸易和联络渠道；也在上海租界内活动，或到中国其它城市旅行。
1929年，牛兰开始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妻子汪得利曾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也来到上海。
为了安全起见，牛兰夫妇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
他们利用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联络中共及亚洲各国共产党，做的事情包括：接收与中转信件、电报、邮包；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场所举行秘密会议；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等。
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它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
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万5000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几倍。
不难看出，牛兰为共产国际在远东地区的渗透，做了相当多的关键工作，同时，他做了周密的计划，来保护自身安全。
那么，他又是怎么被抓捕的呢？
警探顺藤摸瓜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政府逮捕，很快向国民政府投诚。
他供出不少情报，其中提到：“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国民党中统局获得这个情报后，立即指示所属上海特区，同时通告上海英、法租界当局，共同对牛兰夫妇加紧搜捕。
1931年6月1日，在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员杜克‧洛克斯，他是共产国际的人。警察从他带的文件中查到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一个邮政信箱号码：205号，海伦诺尔。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上海英国租界当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随即对205号信箱进行秘密监视。他们很快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正是牛兰。他们继续秘密跟踪，查明牛兰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号，还发现牛兰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有一个秘密活动点。
1931年6月15日，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探搜查北四川路235号，当场逮捕牛兰，并从他身上搜出3串、共27把钥匙。
接着，警探将牛兰押解到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查获很多信件与报纸。警探用牛兰的钥匙打开另一个小房间，又发现三个保险柜，里面装着600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有76份，有共产国际对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
警探还在书桌上发现一张字条，上面用法文写着：“我今天下午两点半再来。”
到了下午两点半，果然，一个拎手提包的女人用钥匙开门进房。这个女人就是牛兰的妻子汪得利曾。警探立即逮捕了她，在她的皮包内搜出一张收据，得知她在上海西郊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有一住处。
警探立即赶往那里搜查，继续顺藤摸瓜，发现牛兰夫妇在上海还有一住处——赫德路66号。在赫德路66号，警探搜出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款总数高达4万7000元。这都是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红色工会的活动经费。
就这样，牛兰夫妇终于被捕了。之后，他们经历多次提审，但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他们的身份最后是如何被查明的呢？
中共总书记泄密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他在供词中交代了有关牛兰的情况。他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该波兰人自称为比国（比利时）人，现因事被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一线索，国民党中统局的上海特区与租界巡捕房联系，很快确认牛兰夫妇的身份。
接着，中华民国驻南非总领事馆向国内提供一张照片，这是1927年共产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其中有牛兰夫妇。中统局的专家与租界巡捕房的警探合作，对这张照片做了仔细辨识，再次确认被捕的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间谍。
牛兰夫妇落网，给共产党造成沉重一击。
首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些组织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其他成员不得不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
其次，亚洲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影响：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牛兰被捕前几天，港英警察抓捕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现得以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
同时，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英租界巡捕房将材料转交日本警方后，日警立即展开对日共党员与正在日本的中共党员的追捕。
宋庆龄露真容 蒋经国成筹码
1931年8月9日，在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式开庭审判牛兰夫妇，最后宣布将夫妇二人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
8月10日，中华民国江苏高等法院刑事一庭，利用江宁地方法院，对牛兰夫妇进行公开审判。经过近10天的审理，8月19日，审判长黎冕宣读了判决书：
“牛兰及汪得利曾犯罪一切证据，不外扰乱治安、勾结叛徒、煽惑军队、破坏纪律为目的，实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第二条第一、第二两款，及第六条，又犯‘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四条，各应并科判以死刑。兹爰照大赦条例第二条，各处以无期徒刑。”
牛兰夫妇替共产国际在远东收集情报，与中共、日共、朝共，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联系紧密，他们掌握的、还没外泄的机密情报，可想而知非常多。
所以，共产国际为止损，利用它的各种外围组织对二人开展营救。在这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大家可能很难想像——竟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有多方证据、包括中共党媒证实，宋庆龄在上世纪30年代秘密成为共产国际的党员。
当时，正好宋庆龄从德国返回中国，路过莫斯科。共产国际委托宋庆龄向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提出，要以被羁留在苏联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作为筹码，换回牛兰夫妇。
在牛兰夫妇被捕5个月后，宋庆龄走进了蒋介石办公室。
蒋、宋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形，从未被人披露，只有在后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有零星记录。
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
这些记述，字字铿锵有力，颇为悲壮。蒋公之所以拒绝宋庆龄的提议，是为了国之利益。他不愿为一“家”之私卖“国”，令祖上蒙羞，令自己在羞愧中度过余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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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