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不久前，北京独立作家笔会在北京举行第二届自由写作奖的颁奖仪式，作家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获奖。那么，章诒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往事并不如烟》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为什么会获奖？今天，我们就请特约评论员韦实先生对这本书做一下点评。
安娜：韦实，您好。
韦实：安娜，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安娜：韦实，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颁奖会上北京著名的独立派知识份子都到场。另外，有不少的中外媒体也到现场去采访，但是我们在官方并没有看到对这则新闻的报导，您能不能向我们观众先介绍一下《往事并不如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韦实：《往事并不如烟》既是一本小说，也是一本很真实意义上的回忆录，章诒和是“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伯钧以前是民盟里边的领导人，当日办光明日报的社长，也是开国的时候民主党派最重要的一个领导者，但是这么一个人在5几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
章诒和小的时候有一段比较好的境遇，因为她接触一些当时民盟里面或者民盟外边一些中国的真正的知识份子和一些当时中国的精英。但是很遗憾就68年她因为在日记里边写了一些当时她认为是自由派的想法，她写了自己真心怎么想，结果当时相当反社会主义关了20年的牢，到了78年的时候出来，出来之后，先生又去世，她的后半生其实是很凄苦的。
那么在晚年的时候，她在自己的书里就有写着，她说她不对这个现实抱任何希望，觉得生存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她只是想把这段回忆写出来，那么这也是官方所恰恰要避免的一段历史，比如说反右，和真正对中国人人格和人性的一种摧残。那么实际上敢于证实历史也是整个中文的写作这么多年来不多了一本好的作品，我们不讲她的文字水平怎么样，虽然她写的是回忆录，里面有她自己回忆的成分，可是她对于每个人的事情都是引经据典。
安娜：那么，这本书大概内容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韦实：大概内容是讲她遇到的印象中的八个人，比如说当时办光明日报的编辑储安平、康有为的女儿和她的女儿，还有当时大右派称为是和她的父亲章伯钧同盟的罗隆基，还有“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聂绀驽，基本上是有八个人，但是每个人名我可能记不太起来，但是她把每一个人和她的交往、每个人的人格、每个人她看到的点点滴滴和这个人的人生经历，写出来一个回忆性的作品，那么就是这本书，它是一本八个人不同的故事。
安娜：我们知道这本书在香港的时候它的书名叫：《最后的贵族》，那么她指的最后的贵族就是指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母女，您看了这本书之后，对康同璧母女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韦实：我的感想就是，她毕竟是在中国人身上比较少的贵族品格，但是这个品格在当时中国社会环境下是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安娜：您认为什么是贵族品格呢？
韦实：她自己的书里介绍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英国人认为自己的孩子要先做人，然后做一个绅士、然后是一个贵族，就是说正直不偏私、勇于承担责任，而且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就是说首先人格上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个贵族和我们现在认为的新贵族，就是说灯红酒绿、暴发户、有钱和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两个概念。
而且她们当时很令人感动，这么一对母女知道是一个大右派在当年是人人和你划清界线的时候，她们本着一个我与人交往是看中这个人的人品，那么她们主动的去和章伯钧一家来往，那么这是她很感动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人你想她这个也讲到了她生活之中你看她们有一个喜欢音乐、喜欢英文、喜欢玫瑰、对生活的欣赏比方说衣着或鞋子，可是这样在文革之中要亲手把自己的玫瑰烫死、要用钢锯把自己的高跟鞋鞋跟锯掉、把自己的优雅生活方式全部牺牲掉，物质是极其的贫乏，到了晚上只能两、三点钟抱着小收音机听古典音乐，他们对时景的态度是逆来顺受的忍，是中国人很传统很宝贵的价值，她并没有要去改变这个时间，可是后来感慨共产党连这点空间都不给我留下。
最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在晚年的时候曾经给孩子讲过说，她为什么相信一个人的命，就是说先父搞戊戌变法的时候，有十一次就是要死掉了，比如说当时如果晚一天变法或者说晚一天起事就会被抓住，如果在海上清政府的军舰如果不是没煤的话也被抓住，如果英国人没有派出兵舰去保护他也是死，左右是十一次死，当然最后是人命在天，后来她讲。讲了很深刻就是说你不要看说现在红太阳怎么样，他们一家绝对没有好下场，你也不看看你爸爸现在境遇不好，你们家的孩子会有一个好的未来，那么实际上也正是印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这个话却是从一个留学哈佛，当时康有为在中国的地位也是很明显的，他受的教育、他接触的人，那么到了晚年他有这么一个感慨，也是很令人深省的事情。
安娜：我们看在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名字叫：两片落叶偶而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刚才您也提到储安平是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储安平这个人物。
韦实：胡适在的时候储安平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但是他在四六年以后办了一份《观察》，《观察》是很有现代媒体的味道，他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批评国民党的实政，但是它也不主张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那么在章伯钧接手光明日报以后，他认为储安平是做编辑好的人选，储安平本身真正秉持了一个在那个年代他用了一个西方的理念来作为一个媒体，他首先提出来媒体就是监督政府的，他并不是一个党或者是政府的工具，那么他起的监督作用正好是他从新闻的本身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对政府起监督作用？是不是要报导事件公正客观？而不是跟人民日报走。
那么当时比如北大提出大字报他们第一时间去采访，可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刚开始反右的时候大鸣大放，当时去整右派实际上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主动出笼，那个意思绝不是说我要听你的意见，而是说要抓住证据以后来搞运动整掉一批人，储安平很不幸成为这个牺牲者，那么他在光明日报做了60几天，后来在文革之中他太太是跟国民党当年投降的将军走了，那么自己处于一个人格上受到其大的污辱，因为他自己的事业已经没有了，太太跟别人跑掉，而且每天要挨打，最后在66年的时候去世，具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他的境遇是十分悲惨。
安娜：说到右派，书中还有一个人物叫罗隆基，他在58年的时候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他这个身份比他任何地位、职位、官衔、他的学术职称都要响亮的多，您怎么看这个人物呢？
韦实：作者书里讲，罗隆基和她的父亲章伯钧上了大英百科全书还是字典，就是因为这个右派。罗隆基这个帽子可比他别的大的多，他是哥大的政治学博士，罗隆基大家不知道的可能就是说他属于新月派的著名人物，新月派当时有徐志摩、梁实秋、胡适，他和梁实秋、胡适是三杆枪，罗隆基主要是写政论的，他是哥大的政治学博士，他接受的都是英美很正统的政治学教育。回国之后，开始是任教，到共产党执政以后，开始做了民主党派的官，可是问题就是罗隆基的才华也和缺点一样突出，比方说他有中国式的才华、也有西方式的直言不率，可是这种性格的人在中国往往都是要吃苦头，因为他什么都讲。
他曾经讲过，现在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小知识份子，在领导一帮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这指的是毛泽东，那么讲了这个话以后，自然而然他受到各方面的打压。而这个人曾经天真的跟他父亲讲，我们应该民主党派有权利写宪法，而父亲讲共产党的本质还是以半本论语来持天下，这个宪法只是一个摆设。章伯钧在这个压力下他屈从了，而罗隆基没有，他后来的景运从有权有位到最后车也没有，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到最后命比纸薄。
安娜：在书中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张伯驹，那这个人物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他却和作者一家成为君子之交，这是怎么回事呢？
韦实：当时张伯驹也算是一个行政的人，他从政以后当时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家里只能看参考消息，他也就抑郁在家，当时他有个女儿也是受这个波及，因为父亲是这么大的右派，她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在学校正常的社会关系，那么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父亲觉得这也不对，跟母亲学字，当时他学字之后想要去画画。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是一个很好的画家，张伯驹就是让自己的夫人教他学画的时候，他们开始相识。
张伯驹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他和当时的张学良、袁世凯的儿子他们是并肩的，张伯驹在当时据作者讲可以说琴棋书画，诗词歌舞无一不通，而且做诗做的特别的好。有一可贵的是说他当时是倾家荡产，他有各种各样中国的书画真迹，比方有李白的真迹、范仲淹的真迹、杜牧的字他都有。
后来他讲，为什么要倾家荡产？就是说日本人一直在收括中国的国宝，那么他做的一切不是说是种浪漫的行为，而是要把国宝保存起来，那么共产党执政以后，他把这些钱捐给人民政府，但是后来临死的时候，他在北京医院里甚至拿不到一张床，因为所谓的行政基别不够。这个人和我们以前所了解到公子哥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以前公子哥给我们的印象就像是纨袴子弟、游手好闲，而张伯驹却是去收集国宝，甚至很多中国的诗、词、画、京剧的经典曲牌，都是靠他保存下来的，很可惜他的境遇却是这么的凄惨。
安娜：我们看到书中这些的人物他们或者有独立思想、或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而且他们是当时国人印象中真正的知识份子，但是他们的待遇为什么会这么凄惨呢？
韦实：因为知识份子真正意义上来讲是要承担道德责任的，他的想法永远和主流社会和执政人员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看到了社会的弊端所在，或者他看到了真正的理性良知在哪里。可是问题就是说中共制度不是说有不同意见我要理解一下，你为什么这么想？或者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要有这么大的观点分歧，而纵容你去从多角度过来看问题，不是。
而是说他每次搞政治运动都是把矛头指向一部分人，就是说这一部分人思想独立，而不是他的思想之内，那么每次90％多10％，很可惜第一批这些有思想良知的人就成为他的把子，而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大家的想法和他们一样有这个独立批判的精神的话，那中共这个政权就无法维持了，因为本质本身他并不是为民谋福利的政权。
安娜：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国一些所被人称做是知识份子有独立人格的这些人，比如说像网路作家、还有一些敢于说话的知识份子，他们有的被抓入狱，或者有的受到其他方式的迫害，您认为在中国作为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是不是很难？
韦实：事实上一直是很难，比如当时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孔子都很佩服颜回独居陋巷不改其志。那么到了现在尤其中国很物欲化，这个洪流越来越利害，不过好在我们看到有余杰、蒋彦永这样的人存在，还有一些可能文化教育并不是很高，甚至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但是却敢于到天安门打一个横幅-法轮功学员，我觉得像这种整个一个人格而言，这个才是我们觉得或者是我自己比较尊重的一方面。
安娜：您觉得现在中国的知识份子缺乏的是什么？
韦实：缺乏的是人格后面的道德力量，就是说你要想做到这些东西需要一种力量来支撑你，那么有意无意之间中国的知识份子可能把生存的压力摆在生命的意义前面，但是实际上而言，或者反过头来看，像作者讲的往事并不如烟，那么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话，那么相信坚持生命的尊严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答案。
安娜：谢谢韦实。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次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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