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瓮安暴动，到杨佳连杀多名警察，到张家界农民驾车炸政府办公楼……这一连串的事件目标非常明确，都是针对中共一党专制的专政机器，而且到达了以命相搏、同归于尽的临界点。通过中国大陆已经十分发达的互联网络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意一边倒的表达了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甚至有人公开写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彭德怀杀恶吏是英雄，现在杨佳为民除恶杀警察就是犯罪？为什么共产党当年夺权政权的时候炸警察局就是起义，现在老百姓也照着做就变成“打砸抢烧”？……这些问题背后“以其人之道，还至于其人之身”的逻辑让中共不寒而栗，长期灌输崇奉暴力的党文化现在要中共自吞苦果了，这充分表明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冲突已经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中共这个以“代表人民”来拒绝民主选举的政权，显然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如果说1949年老百姓对它的态度算是一种合法性的话，因为没有制度建设来汲取和发展其必须的合法性资源，原来的这点老本，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手里几乎已经吃完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内耗，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结束文革和实行开放改革，第二代中南海当权者主要面对的也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只想用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毛的“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在政治上以“四项基本原则”坚守毛的旧体制，希望通过政治改革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胡耀邦赵紫阳，变成了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标，所以到1989年六四以经济自由和社会开放“赎买”来的合法性很快的就枯竭了，“杀二十万，太平二十年”似乎掩盖了合法性危机，但问题始终存在，如今随着中共第四代领袖权威的蜕化，加之已临近二十年的大限，原来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政策所压住的合法性危机，重新又浮上了台面。
朱学渊先生指出：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成王败寇”，通过“暴力选举”改朝换代，已然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规律。这次瓮安事变，党政公安一把手本质上也是被老百姓用暴力赶下台的，毛泽东早就看到了其中“七八年来一次的规律”，可悲的是他和他的后任们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完全可以通过宪政制度的安排把街头抗争变成议会民主，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共产党还说中国人民没有实行民主选举的资格，那就等于是欢迎一位“瓮安张献忠”再来领导一次暴力革命了。
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来，之所以总是受到合法性危机的困扰，主要是作为一个造反起家的革命党一直无法转型为现代执政党，所以，官民矛盾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是由于其不惜代价建构的超稳定高压统治，使得人民各种分散的抗争，难以形成燎原之势，反而被分而治之。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和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新的转机。前述官逼民反之社会事件几乎在一周内发生的，以至于有人在网上热情地欢呼：“就像诺曼底登陆一样，新的历史将从此开始。”
中共如何才能重新获得合法性呢？毛邓的法子都已经不灵了，江胡路子也都走到头了，剩下的就是中共一直以来拚命拒绝的路子：通过政治改革实行民主选举。
转自《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