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鹿奶粉出现三聚氰胺有毒物事件，也被海外媒体广泛报导，像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对此做了报导，更不要说和三鹿有合资关系的新西兰当地报纸了。现在这个事件还处于调查阶段，没有结案。但从已公布的资料来看，这个事件绝不是单纯、偶然的食品质量问题，而是有着更复杂的文化、人性、制度等层面的问题，它至少体现在五个环节上：
第一个环节是奶农
事件发生后，无论三鹿公司，还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奶农造假的节目等，都倾向把它说成是奶农往鲜奶中掺假造成。三鹿公司事发后还发表声明说，感谢公安部门夜以继日快速破案，抓获不法奶农，好像它也是受害者。
不法奶农往鲜奶中掺水和尿素（可增加氮成分，而氮是测验牛奶蛋白质高低的主要指标）以获利，这在中国乳制品业中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有业内人士说，这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是普遍的，只要存在向奶农收购牛奶，就普遍存在这类现象，所以三鹿事件的发生就是必然的，而且这次三鹿出了事，全国其他所有奶制品企业都保持沉默，也很说明问题。这位业内人士说，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中普遍存在根本不算什么，所有牛奶企业的人都对这个“伪蛋白”熟悉得“像自己家亲人那样”。
中国的很多食品存在造假问题，这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人人皆知。一位孩子吃了三鹿奶粉、母亲在网上痛斥奶粉造假是要中国人断子绝孙，但她提到，她父母做加工生意，把干猪皮用猪油炸成成品卖。为了卖相好，那些干猪皮都被加了甲醛（可致癌的严禁食用化学物）。他父亲清楚其危害，她也知道，但都没当一回事，因为大家都这么干。通过这次自己孩子吃了毒奶粉事件，她想明白了，给父亲打电话做工作说，“我家做的东西，我家知道自己不吃，人家吃；人家做的东西，人家不吃我家吃；宝宝就是这样才生病的。”最后她父亲也明白了这层道理，说下次进货，不要加甲醛的猪皮了。
可是当周围的人都用加甲醛的干肉皮做生意，不受到严厉查办，你不这样做，你的猪皮品就颜色差，难以卖出去，无法和同行竞争。所以又有几个人能坚持下去？几年前香港记者在调查中国大陆用四环素等激素喂养大闸蟹问题时，那些养蟹户就说，别人都这么做，你不用激素，那你的螃蟹就又小又不凶猛，怎么卖得出去？
在共产文化把人的道德摧毁到所剩无几的当今中国，太多的商人、小贩为了钱而不择手段，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全民普遍对“造假”熟视无睹，不那么当真，太多人持“我家做的食品我家不吃，别人吃了会怎么样我不想”的道德观，甚至视诚实为傻瓜，把敢掺假发财视为能耐。在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下，制定多少法律条文，恐怕都像面对无孔不入的恐怖份子一样，防不胜防。
第二个环节是中间商
有了上述那种文化心理，自然就有更大胆的造假商人。根据目前警方公布的调查，在河北省的三百多个牛奶收购站中，有41个往鲜奶中掺三聚氰胺。目前警方已查获27名嫌犯，4人被逮捕。三鹿公司和中央电视台都说是“奶农”往鲜奶里掺假，才导致三鹿奶粉出问题。但业内人士解释，往鲜奶里掺三聚氰胺，不是普通奶农能够操作的技术，因三聚氰胺难溶于水，必须在其他化学物质作用下，或在很高温度下，才有可能。目前官方调查显示，那些收集奶农送来的鲜奶收购站，是这种造假中心。有专家说，50公斤的鲜奶，配好三聚氰胺，可以增至“数吨”，一本万利。
第三个环节是三鹿公司
既然三鹿公司强调说，是奶农往鲜奶中掺假造成的，那么有毒的牛奶怎么都能通过检验？那些牛奶收购站往鲜奶里掺进三聚氰胺，怎么能通过三鹿公司的验收呢？据河北副省长杨祟勇近日公布的信息，那些牛奶收购站早从2005年就开始掺三聚氰胺。那么过去三年多，三鹿公司竟没有一个安检人员发现这个问题，这不是很奇怪吗？据媒体报导，河北省的牛奶收购站，三分之一是奶农办的，三分之一是三鹿和当地人合办，剩下是三鹿自办的。这个比例更显示三鹿公司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三鹿在半数以上的牛奶收购站都有合资或主导，三鹿本身怎么会没有直接责任？而且奶粉在出厂之前，难道三鹿从来都不做质量检查？
早在8月2日，三鹿公司就知道奶粉中有三聚氰胺，但却没有向大众公布。他们明知道这会导致婴儿肾结石或死亡，但面对人命关天的事情，他们不是立即收回产品，挽救孩子的生命，却是千方百计隐瞒真相，继续欺骗公众，仅凭这一点，就更令人怀疑这个公司有自己往奶粉里掺假的可能，这才应是调查的重点。根据已公布的数字，三鹿公司库存和要收回的有毒奶粉总共有11,086吨，专家根据三鹿奶粉中的有毒物比例推算，三聚氰胺可能多达285吨。这么多的有毒物质，是河北省公布的已拘留的二十几个不法奶商就能干成的吗？
很早其实就有人指出三鹿奶粉有问题。据《中国广告网》去年的报导，早在2004年1月，阜阳就有农民指控孩子吃了三鹿奶粉后出现问题，经阜阳市检验部门的化验，查出奶粉有问题。但据《中国广告网》（2007年3月15日）那篇题为“三鹿奶粉：化危机为契机”的歌颂性报导，在阜阳检出三鹿奶粉有问题之后，中国很多商场都把三鹿奶粉拿下货架。但三鹿公司立即派高层人员赶赴阜阳，找当地高官“协商”，最后达成协议，说是检验人员“工作失误”，检验的是假冒的三鹿奶粉。三鹿的回报是，向阜阳“捐赠”了4985箱奶粉（有没有私下向阜阳高官“捐赠”什么，外人就无法得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导说，三鹿没有把追查“冒牌三鹿”“作为重点，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挽回事态方面”。出现这么大的“损害”三鹿信誉并造成几千万元损失的“冒牌产品”，三鹿为什么不去追查呢？不抓住劣质冒牌不是明显让它们继续毁坏自己产品的信誉吗？三鹿这种做法，只能令人怀疑：那个产品根本不是冒牌，就是三鹿生产的。
当年三鹿不仅找到阜阳官员改变了检验结果，还找到中央电视台，使其做出了“纠正报导”，“不但维护了自己的品牌名誉，也巧妙地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三鹿还在“最短的时间内，及时得到中央通知三鹿产品重新上架的指令”，再加上作秀的捐助活动等，“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美誉度”。结果三鹿因祸得福，更“美名”远飏了；因而也就更肆无忌惮了。这种做法，真是只有中国人能想出来的“中国特色”。
第四个环节是中国食品安检部门
更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是，政府竟然设立了“免检产品”。在西方国家，不会有哪种食品可以不接受专业安全检查，而由国家机构打包票的。因为没有安检，等于人为地制造安全漏洞。有专家指出，中国的所谓“免检产品”，其实很多都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合伙变相分赃，你提供一笔钱，我给你一个免检证书，两方都得好处，倒霉的是消费者。最近的调查显示，不仅三鹿集团，中国还有其他22家乳制品企业的69批次产品都验出有三聚氰胺。这些毒奶粉的出现，和中国这种“免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等于国家为“有毒食品”开了方便之门，用国家之力背书，欺骗消费者。因此海外媒体批评说，中国食品安检官员发给了三鹿一手收钱、一手残害婴儿生命的“免检”通行证，是三鹿的“共犯”。
第五个环节是中国政府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中国政府好像没有隐瞒真相，开始公开调查了。但这背后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三鹿是和新西兰合资的公司，而新西兰方面早在8月初就发现三鹿奶粉有三聚氰胺，并向中方交涉，要求三鹿公开收回有毒奶粉，但一直遭到拒绝。有专家分析说，中国方面不立即公开此事，和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有关，中方不想冲了奥运的喜庆气氛。从8月2日中方得到三鹿奶粉有毒的消息，到9月11日夜晚公开承认此事，次日开始收回有毒奶粉，这中间足足有一个月零10天，这40天中，不知有多少婴儿因继续吃三鹿的有毒奶粉而造成疾病。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只是撤换了几个地方官员做秀而已。
而中国政府这次之所以不得不公开调查处理此事，是因为新西兰总理出面向中国政府交涉，导致中方无法继续隐瞒，因为再隐瞒的话，新西兰方面可能自己公开这件事，那样中国政府会更被动。因此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如果没有新西兰方面事先已掌握证据的话（新西兰合资方在三鹿公司有三名董事成员，其中一人会讲中文），完全可能不会这样迅速公开处理。
如果在西方民主国家，出现这么大的事件（目前已查到六千多婴儿因吃三鹿有毒奶粉而发病），不仅当事的公司，安检部门的官员也会被查办，甚至国家主要官员，都会在舆论压力下辞职。西方最大的监督，来自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更来自四年一度的民主选举，选民和在野党成为政府的最严厉监督者。有重大丑闻并不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遭到选民的淘汰。
但在中国，既没有新闻自由，更无民主选举。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出现三鹿，甚至四鹿、五鹿，都是必然的结果。在整体腐败中，局部的不法就是自然的。倒霉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那些无辜的婴儿。中国实行一胎化，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因为毒奶粉，而落下终生残疾。这真是网民所哀叹的：是要让中国人断子绝孙！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不解决中共政权的问题，中国人就只有继续吞毒饮鸠，中国的孩子们，更可能因为幼年被毒害，一生都无法避免潜在疾病的危险。正如9月18日《华尔街日报》社论所言，现在北京当局是在作“司法秀”：撤几个地方官，换个三鹿领导人等等。这完全不解决根本问题，在政府官员和企业利益连在一起的时候（三鹿的田文华，既是党委书记，又是董事长、总经理，这叫什么企业！）腐败不仅绝不可能消失，只有继续恶化。而且明显的是：岂止三鹿奶粉有毒，数数没毒的有几样吧。而最受害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子们，总不能让他们都绝食吧。
2008年9月18日于美国（原载《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