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10月29日讯】据>专题新闻，梁珍报道，一百多名律师为毒奶粉事件加入志愿律师团，但诉讼未进行，就已经收到当局严禁律师介入的警告。许多民众怒火被中共强压下去，但这次毒奶粉事件不同，对孩子生命的漠视已让中共四面楚歌……
四年前，年轻的中国作家周勍在著作《民以何食为天》一书中，尖锐地警告中共政府：如果不注意食品安全问题，未来导致崩溃的原因非常可能是因为食品污染问题而引起的社会动乱。该书在大陆一出版就遭到了禁止，但在二零零六年世界上最高荣誉的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评奖中获优胜奖。
周勍的书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后迅即成为畅销品，对中国大陆毒食品的关注变成全球的话题。一位母亲在网路上发文称：“我看到三鹿奶粉新闻时，我儿子刚刚喝完他们牌子的一大罐奶……”。她的惊慌还未过去，五天后中国国家质监局即公布了二十二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厂家的产品都含有三聚氰氨有毒物，随即更多的奶类制品都被调查发现含有这类毒物，不少产品已经广泛的出口到海外，引来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杯葛。
虽然中共当局已经下令要冷处理毒奶粉事件，并推出了质检局局长李长江辞职以试图疏导民怨。过去很多次民众的怒火都被中共当局的权势强压下去，但这次毒奶粉事件却非同小可。“这次涉及到孩子的生命，任何一个家长都发疯，比如我要工资，中共打我，我就不要了，但孩子受到这样的伤害，中共不给说法的话，只要是正常思维的父母，他都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涉及到人类最原始的东西，对娃娃的爱，这个会把性命豁出去干的”。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官方调查公布，有近六万名婴儿因为服用有毒奶粉患肾结石，但民间估计远远不只这个数目。一个个幼嫩的生命被证实患上可怕的肾结石，受害家长提出索偿的诉讼势在必行。毒奶粉相关诉讼案已经变成民间力量和强权的较量。
百多位律师组律师团义助
九月十二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律师自发组成一个“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免费为受害儿童家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律师来自北京、天津、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山东、陕西、江苏、宁夏、广东、深圳等地。
“因为当时知道受害人群比较大，而且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经济能力比较差，就萌发了想组志愿律师团帮助他们的想法”。“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发起人之一，河南律师常伯阳接受《新纪元》采访时说。
志愿律师团在网路公布了以后，很快全国各地的律师都陆续加入，截至二十四日为止，已经有一百二十四位律师加入志愿律师团，其中北京律师二十多位，接受了超过一千二百名患儿家长的咨询。常伯阳在一天之内就接到咨询电话约八十个，另有占线来电显示二百余个，一天之内手机多次被拨打至电池耗尽。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黄雪涛律师是在志愿律师团第一批名单在网路公布后，决定加入。她说：“这完全是一个人祸，受害者非常分散，他们要面临的手续和一般诉讼不同，非常艰难。这样的事件，需要有律师团的组成，对他们形成凝固性的力量，为他们进行集团谈判”。
她公布了自己的讯息后，随即收到受害家长打来的咨询电话。她说：“我估计深圳地区受害群体相对少一些，没有三鹿奶粉，我收到咨询电话主要有圣元、雅士利奶粉等其他牌子受害者，他们没有获得一个免费的治疗。目前官方公报三岁以下喝三鹿奶粉的受害小孩由财政部出钱治疗，但非三鹿奶粉，就不准免费治疗”。
患儿被拒绝收治或动员出院
志愿律师团成员在十八日公布的第二期《工作简报》中披露，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导致部分医院人满为患，影响到个别医院的正常运营。而所谓的免费医疗计划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文中指出：“郑州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都排起了长队，就诊者之多甚至影响其他科室患儿的正常检查。不仅如此，由于床位紧张，还没有排除结石的患儿被动员出院，家长依然担心，害怕感染复发，而病情严重的患儿等上两天还挂不上号”。
“有的县、市医院一问与奶粉事件有关就拒绝检查，直接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市级医院做检查，市级医院又建议到省会城市医院做检查”。
虽然北京下达通知三岁以下三鹿奶粉受患儿童可以得到免费治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从河北、黑龙江两个省份了解到接诊医院明确告知卫生部有通知，凡结石小于0.4釐米的患儿不能享受免费治疗”。
志愿律师团成员李方平还表示，有关后遗症方面的数据非常难拿到。“因为很多方面需要医学专家出面，但现在看来医学方面的专家在这件事情上都保持沉默，没有任何专家出来说明可能或者潜在的危害”。
阻律师介入打官司
志愿律师团的诉讼还未进行，就已经有当局警告不准律师介入毒奶粉案件。大陆一名律师对“自由亚洲”透露，中国司法部已经发文件，大意是要求各地律师不得接受患肾结石婴儿家人的相关法律诉讼。香港媒体则披露，河北当局早于毒奶粉事件曝光后五日，即九月十四日就召集当地律师开会，强调为保稳定，与事件保持距离。有当地律师表示，若他们涉足三鹿奶粉事件，“将不仅是丢饭碗”。
常伯阳表示，目前他们接到通知，如果有肾结石受害者家属求助，必须要向律师事务所报告，再由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向当局汇报。“我们听说有些地方要汇报，在他们指导下，继续作这个事情”。
黄雪涛也表示，她在参加律师团后没几天，就收到深圳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电话，把她单独叫去谈话：“希望我们不以律师身份接受媒体采访，不以律师身份公开发表言论”。
她又被问到是否接受毒奶粉受害者的委托打官司？黄雪涛这样回答：“我说如果有患者家长提出要求，准备好接受委托。我已经参加了志愿律师团作出这样的承诺，我为什么不接受呢？”
她续说：“如果连这些压力都顶不住的话，很难在中国社会做什么事情”。
家长自发联合 中共派军警看守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新民党主席郭泉认为，司法部不准律师介入，显然是害怕家长以集团诉讼方式联合起来追讨。他披露，据新民党所知，当局已经在很多地方比如河南、河北很多地方进驻军警，以防受害者家属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
但他指出，孩子的家长自己在联合，他们通过网路寻找相同的受害者，这股诉讼潮一定挡不住。“起诉可以找律师，也可以不找律师。既然律师不能代理他们的案件，律师告诉他们怎样去起诉就可以了”。
除了阻止律师接案外，据知中宣部已经下令官方媒体禁止报导毒奶粉事件，据知香港凤凰卫视收到中宣部电话要求问责报导直到质检局官员李长江下台为止，其他的毒奶粉专题报导都被抽掉。但郭泉认为，中共当局的做法没有用：“他们不能阻碍人和人之间联系，现在有三亿台手机在使用，有二亿网民在互相联系，中共想作独裁是做不成的”。
共产党理亏 不敢公开打击
郭泉表示，当局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从中国历史来说，都是把老百姓的吃都放在第一位。“共产党理亏，犯了最严重的错误，所以不敢进行打击。现在他们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续说：“中国人很柔顺，但这次孩子的肾脏受损，一生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从肾引发其他的病，将来可能影响到生育问题、体力问题，甚至还有许多其他后遗症。比如现在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三聚氰氨，它本身没有毒，但可以结晶，他可以在器官里面造成结石，在心脏里、肺里、胆囊里甚至在眼睛里形成结石，什么时候爆发，现在都不知道，但中共的专家在电视里面讲，没有后遗症，很显然，这是胡说，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后遗症？所以很显然，中共的专家、御用文人不以老百姓的苦难为苦难”。
中共三招 冷却毒奶粉
郭泉并分析了中共当局目前试图冷却毒奶粉事件的做法。第一、先派出大量医疗人员，开始作假。“发现很严重的肾衰竭或者肾结石才进行处理，比如零点几釐米大小的结石就说没有问题，喝喝水就可以了，就把这个人打发走了。中国老百姓很听专家的，医生说没有问题，于是他们就欢欣鼓舞，就走了。对很严重的人他们留下来治疗，医学专家出面﹐反复和家长说没有后遗症，进行心理安慰”。
第二、通过政府的承诺，比如温家宝多次说请他们放心，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会严惩不贷，控制以后不再发生。“这种政府承诺对内心比较软弱的人有效”。
第三、对那些强烈要求追究责任的人，中共就脱下温和的外衣，不准起诉，任何律师不准代理案件，法院不准受理，如果你要坚持起诉的话，就派国保警察把你抓走。“所以他们一面挥舞温和的面孔，一面展示很邪恶的力量”。
温家宝提辞职 民众要共产党下课
郭泉透露，他们通过各种管道得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有过辞职的想法，但没有被批准。他说：“政府的首要职能是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讲‘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只是质检局局长辞职，而是政府首脑要辞职，然后进入重新选举的过程。对民主制国家来说，发生这样的情况，美国总统要引咎辞职，君主立宪制国家，首相要辞职，然后解散立法会，但中共肯定不会让温辞职”。
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民众纷纷要求追究当事人责任，有民众在网路上发文要求“共产党”下课。郭泉认为，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然。“美国比如共和党上台，这种事情发生后，共和党就要下课，重新选举。但中国执政党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错事，永远还是它，老百姓已经受不了。从执政来说，多党竞选对老百姓是好的，老百姓会选择更加好的执政党，一个党出错了，赶快换掉，换成另一个党”。
郭泉认为，很多老百姓通过这个事情觉醒。“我们宣传民主的时候，以前很多人都觉得没有用，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意识到民主对人民生活有用，因为他可以监督到毒奶粉事情，就是这种事情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民主监督造成的，没有在野党监督造成的，让执政党无所顾忌”。
他认为，目前民众应该反思怎样促使问责体制的形成，怎样加强监督，而且不断的进行诉讼。“因为受伤害的孩子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孩子有严重的肾病。包括有一些孩子严重的肾病，计划生育下能否生第二胎，我们新民党建议对已经确诊的，可以生两胎，不要出现绝种的情况；另外对已经确诊的五点三万名孩子，他们所有的医疗费用都应该由国家承担，另外二十二家企业以及更多的企业全部关闭，要经过完全的检查之后才能开放。另外，国家立法把三聚氰氨当作危险品进行管制，不能在街上随便买到”。
大规模诉讼潮 十月中下旬或启动
志愿律师团报导指出，由于大量的患儿还在观察治疗中，所以家长们还没有把索赔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报告也指出，免费治疗前已医治完毕或患儿已死亡的家长要求索赔的心情非常急切。“九月十七日前已经治疗完毕的家长开始考虑索赔事项，有的患儿甚至四次住院，几次抢救治疗，花费三万元之巨，这对农村家庭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还有一个西部农村的死亡病例，小孩患双肾结石、双输尿管结石、双肾积水，多次治疗无果后于八月十二日去世，离开人世时八个月差五天。年轻的父母放下悲痛，马上到江苏昆山打工还钱，直至他读大学的妹妹告诉三鹿奶粉事件后，才知道孩子的死亡真凶。家长急切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赔偿问题”。
志愿律师团估计，由于质检总局发布二十二种奶粉存在同样问题后，要求追讨的层面和咨询范围会进一步扩展。
目前志愿律师团的处理方法，是准备和有官方色彩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合作，拟定具体方案，用谈判的方式和厂家进行协商索偿，也包括其他奶粉受害人，其他奶粉厂家。
但这种方式能否成功取得赔偿呢？李方平坦言：“目前来看，还没想到一个好的办法，律师正在研究，有没有一个建议的赔偿方案。如果不能落实的话，受害者会采取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他估计，经过十一黄金假期短暂休顿后，如果当局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估计诉讼潮将在十月中下旬大面积的提出。他并说，由于受害者分布较广，对松散的个体来说，维权成本很大，力量弱小。他们将考虑组织受害者进行集体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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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奶粉索赔指南
一、尽可能收集以下证据保留：
因“三鹿”奶粉得病的受害者，只要完成初步举证，其他由厂家承担举证责任。
1. 购买奶粉的发票或凭证。
2. 无论有没有发票，保留奶粉的外包装盒，以及剩余奶粉，都是必要的。
3. 医生询问孩子食用什么奶粉时，你所做的有关“三鹿”牌的相应回答，如果没有记入病历，可以要医生加入，或另请医生做书面说明。
4. 其他知道孩子食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的证人，不是亲属最好，比如邻居、同事、产房病友、医生、护士、幼稚园老师等等，或者是销售者（商店）证明一直购买食用该奶粉的证明。
5. 主治医生开的患病诊断证明，以及病历、医疗费票据，护理证明等。
二、索赔的具体损失专案：
1.医疗费；2.护理费；3.住宿费；4.交通费；5.伙食补助；6.营养费；7.残疾赔偿金；8.残疾用具费；9.死亡赔偿金；10.丧葬费；11.精神损害抚慰金；12.直接财物损失；13.法律规定的其他损失。
注意：上述费用的票据一定要保留好。
三、索赔对像和争议解决地点和方式：
依据《产品质量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三鹿奶粉受害人可以向厂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受害人既可与厂家、销售商直接协商，也可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销售地、食用地或被告所在地向销售商或厂家单独或一并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注﹕资料由（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