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最近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在课堂上的言论被学生报告给了公安局，老教授被校方约谈后，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立即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与此同时毅然离开北大应聘浙江大学的著名教授贺卫方却被以秘而不宣的理由退回，这件事情同样引起很大的轰动。
二位深受学生喜受的教授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到今天还在培养告密者？既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思想的学者在中国就这么难以生存吗？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天笑博士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主持人：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杨师群教授的这篇博客文章“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现在点击量已经超过4万多了，那请您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篇700字博文的由来。
李天笑：应该说这个事件本身是因言获罪的典型例子，因为杨师群教授的是古代汉语，他教授古代汉语的过程中藉古代的故事、寓言、典故里面的东西来要求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结合现在的情况进行评判，这本身就符合国际人文教育的轨道。
主持人：这也是中国教育缺乏的。
李天笑：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方向，也是中国所缺乏的东西，那么一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很大的问题。但这一次在11月21日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被院方叫去核实问题，说他在讲课过程中，有学生向市公安局和市教委告发他，说第一、他讲有关法轮功事情；第二个讲有关《九评》的问题，要向他核实。
他讲说，他对法轮功根本不了解、没有接触，没有资格评判法轮功问题，但是心理受到很大压力，因为他觉得很委屈，他讲课本身没有谈到这个问题，而且按照教授课程的幻灯片，也是校方看过也同意的。
于是他回去就写了一个博客大约700个字左右，就把事情过程讲清楚到底是怎回事。他讲这两个学生在课堂上并没有向他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课后讲，“一是不能批评政府，不能够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的东西”，而且含着眼泪说，“你这样毒害学生等等”，让他感到不可理解。
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五四”之前，似乎还能够理解，但是在“五四”时已经在追求人权、思想自由等等，到今天21世纪仍然发生这种事情，他觉得不可理解。所以他回去以后就写了篇博客。
写了博客以后，第二天校方又找他谈话，还是核实这两件事。也就是这两件事是校方、市公安局和中共领导找他谈的主要原因，不一定是他在授课过程当中，他用其他的教课方式或者谈到古汉语里头的问题而产生了问题。
所以这说明一个问题，法轮功和《九评》仍然是今天中共最关心的问题，对它们威胁最大的问题，也是牵动现在中国问题的轴心和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点。在这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尽管现在对法轮功的打压，看上去好像趋于平淡，但实际上还是内紧外松，给人一种表面上和缓的印象，其实打压还是时时刻刻的，甚至在学术界仍然非常严厉。
主持人：照您刚才的介绍来看，杨教授他自己并没有承认他讲过法轮功或者《九评》这样的话题，他最多只不过是借古来批评政府，可能有这样的言论而已。
李天笑：借古讽今是中国文人一贯的学风，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很精髓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连杨教授本身也回忆不起来，到底在哪一堂课说了什么样的话，根本就回忆不起来。后来他也讲，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两个学生去告的密，只不过觉得这两个学生当时给他这么一个印象。
那么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这些学生，经过了文革、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仍然是在这种党文化思维框架里边想问题。
主持人：这点就让人觉得费解，像我们那个时代，毕竟还是思想控制非常严厉的，从那样一个过程里面过来的人，对告密这些事情，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还能理解。可是杨教授的学生都是大一的学生，现在可能还不到20岁，也就是说十几岁的孩子，整个成长过程都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思想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解放，也能接触到自由的社会。为什么这些孩子还有这种告密的行为，这是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
李天笑：我觉得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学生可能长期受到中共狼奶的灌输，从小学、中学的红领巾到中学的共青团，上政治课等等这些东西。还有看的电影、文学艺术里面谈到的东西可能都是对于党要忠诚，或者对于政府要信任等等，所以说长期的灌输使得他们对于这些东西就认为是不可以的，要否认的。
主持人：就认为党还是伟光正的。
李天笑：他们就在这个框框里面想问题，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咦，怎么你可能批评政府，可以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府为什么不可以批评？按照西方传统，按照美国宪法的话，政府不但可以批评而且可以选下去，甚至可以推翻，因为政府是人民选出来，是人民给它的权力，要不然要你政府干什么？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也是有菁华和糟粕，对于糟粕的部分当然你也可以批评。这应该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学生对国外的教育方法和思路可能很陌生，他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我原来也在上海复旦大学待了很多年，到了美国以后还是感到很震惊，美国的教授讲课，那很简单，我要教给你的不单单是知识，因为知识是有限的，不断在更新的，我教的是一种逻辑思维的方式和研究的方法，以及你用这个方法怎么去确定命题、去解决问题、找出事实来。你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杨教授在他的备课提纲里，他的教课课间里边都讲得很清楚，他也提倡要让知识分子有一种批判精神，而且学生当堂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所以这两个学生如果真的能够得到国外的信息的话，我想他们应该可以在课堂上直接就提出来。
因为杨教授在里边已经讲了，你可以提出来，你没有必要采取像东德，当时的苏联，中国文革时候的告密者，那是很卑下的行为，背后搞个小动作然后六亲不认、大义灭亲，那是一种很小人的行为，不应该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中国经过这么多年，尽管共产党宣传中国现在改革开放有多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步是非常有限的。
主持人：那另外一位也具有独立思考，也有批判精神的一位著名学者贺卫方，他毅然离开了北大，也就是离开了中国政治权力中心要去浙江大学应聘，这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无奈和悲哀？
李天笑：我觉得这是对中共改革思路的一种失望。因为贺卫方在中国法学界、知识界是非常有名的人物，近几年来他提出了很多关于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还有党不能领导军队、军队国家化、土地私有制等等一系列很有见解的改革范畴。特别是在2006年“西山会议”上，提出对于党的领导、军队国家化等等这些东西，都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实际上中共当局也通过各种间接的方式对他施加压力。
我想这次他离开北大去浙大光华法学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然，按他自己来说是隐归山林，但是隐归山林按照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领域来说，就是政见不能得到抒发的时候，我退而隐居，等到有机会我再出来做一番事情。但是可悲的是浙大光华法学院，最后是没有让他去。
主持人：连这样一条路都不给他。
李天笑：实际上还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党的领导统治一切，在中国学术界，通过各种东西，它最后箝制了所有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
主持人：对，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件事情…明明贺卫方很著名，可是你今天搞得他好像被迫要失业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是给执政党脸上抺黑了吗？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
李天笑：实际上它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抹黑，它可能认为这是维护党的体制，在党面临各种危机的情况下，一种必要的手段。我们从杨师群还有贺卫方的事情都可以发现一点，共产党面临危机的时候，它特别害怕人们对于它的独立思考，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对它发出的声音。
对这些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教授来说，共产党从92年以后，一直是采取怀柔政策、收买政策。那么当这种收买政策不起效用的时候，这些人依然在发表自己见解的时候，它就采取“我管不了你，我把你打下地狱”，也就是我要是收买不了你的话，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我让你失业，通过断了你的生路让你屈服。
实际上这也是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人身依附”这种制度的一种表现。你不管走到那儿，党还是领导一切，就要让你知道这一点，党的棍子时时刻刻都在你头上悬着，也叫做“杀鸡儆猴”，就采取这么一种手段。
主持人：从这两位教授各自的经历来看，您对中国学界的现状有什么评论？这种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的学者，他们难道很难挣得自己生存的一片空间吗？
李天笑：非常难，你可以有一个框框，在框框之内可以有限度的发表见解，一旦超出这个底线，可能就要受到各种箝制甚至是打压，软的硬的都是可能的。所以我想对知识分子来说，无非是两条路，第一条路就像袁红冰、郭国汀这样出来；再一个，你如果要在国内的话，可以采取各种方式退出共产党，我惹不起你，我还躲得起，对不对？
共产党不可能采用行政暴力的方式来对待退党，我退出你呀，我也可以用化名来退，这样的话，不但是对共产党的打压表示一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决裂。而且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民众也是一种鼓励，甚至有的知识分子，像郑恩宠就公开用真名退党。
主持人：这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李天笑：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可以选择的正确道路。
主持人：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