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日益沉重的失业噩梦

【新唐人2009年3月28日讯】今年,失业大潮引起的职业恐慌感和信心危机正在中国社会上空弥漫。而且这一波失业大潮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袭击与以往不同,几乎是涉及高级专业劳动力、熟练技术劳动力与只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初级劳动力三个层级。其中农民工与高校毕业生以其数量庞大与就业状况暂时无法缓解而最受注目。

中国失业群体到底有多庞大?

中国失业群体到底有多庞大?看官方的“城市登记失业率”,永远无法知晓真实情况。以下是笔者搜集到的数据及对这些数据的解析:

有关农民工的失业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的失业农民工数量是3,000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给出的数据是2,000万人。另据官方测算,每年新增待业农民工500万。而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现改名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2008年3月曾公开透露过农村失业人口突破2亿人,城市失业者达5000万。如果注意到农民工与农村失业人口这两个说法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后者包括留在农村无事可做的农村人口。再考虑到田成平公布数据之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失业大潮还未出现,就会相信农村过剩劳动力早就超过了2亿。

据估计,今年失业大学生至少将达到1,000万人(其实包括历年沉积的未找到工作者不止此数)。估计者是如此计算:今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611万,往届大学毕业生300多万,两项相加大约1,000万。这部分人是计算在城市失业人口当中。田成平去年讲城市失业人口至少有5,000万,这5,000万人其实并不包括今年毕业的611万大学生当中找不到工作的部分。许多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只能断断续续找一些临时工作,继续依赖父母生存,与许多无法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一样,沦为“啃老”(即成年后还依靠父母养活)一族。

失业群体的数据成了一个无法知晓真实状况的谜,完全是中国当局有意为之。在民主体制国家,失业率数据是透明的。但中国却有一个城镇登记失业率。1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2008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镇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大约是9.4%,两者差异为5.2%。

外资企业裁员与白领阶层的“寒冬”

在中国被视为“金饭碗”的外资企业也大量裁员。据路透社报道,中国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最近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在华跨国企业已经开始裁员。根据对全中国范围内多达356家企业客户的调查得知,外资裁员企业的比例达到27%,裁员企业覆盖的领域非常广泛。

白领的失业规模不如农民工那样庞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他们的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会更严重。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他们的失业将使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中国能解决自身的失业难题吗?

一般而言,失业率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各国情况有差异,有人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欧美等发达国家0%,印度6%,其他发展中国3%-5%,中国8%。这就是中国政府拼命也要保8的原因,因为8%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其它国家意味着高增长,而在中国只是经济免于衰退的临界点。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已经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将会继续恶化。中国方面的估算是: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

面对日趋严重的失业,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有如坐在火药桶上。2月17日,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孙春兰公开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说明中国当局已经充分意识到失业问题带来的压力。

为了减轻压力,当局几乎用尽了各种想得出的方法。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增加投资促进增长,但这种投资是否生效要看资金投往什么领域,根据测算,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形成的就业机会不一样,以边际投入增加1万元为例,在餐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但在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则带动的就业人数只在0.05人以下。 但扶持民间创业以及为中小企业注入资金、从来就不是政策扶持的重点,这里有银行本身对贷款安全的考虑。

愚笨的办法之一是限制企业裁员。今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凡企业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企业需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意见后,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这等于加重企业负担,迫使企业想出各种方式来规避约束。

还有可笑的办法,比如各地政府下达任务,要求多开办企业招聘会议。比如广东省被指派在春节后开办一万场企业招聘会,订单大量减少的东莞市,被摊派的任务是开办900场招聘会,平均每个镇要开办30场。诸如此类的办法还有许多,比如鼓励大学生到几乎没有任何就业机会的城乡基层、中西部边远地区谋求“发展机会”。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它与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有关。在近30年内,这都是一个长期伴随中国的巨大阴影。

(原载《看》双周刊(台湾),2009年3月26日,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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