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7月1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导）中国国务院公布官员问责的新规定：对于决策严重失误、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滥用职权、违法行政等七种情形之一者，将要问责。有学者认为，上述规定仅是自上而下的问责，除此之外还应有自下而上的问责制，即公民问责、民主问责。
官方新华社星期天报导，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据这项规定，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问责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五种。 实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者一年内不得复原职。其中将被从重问责的四种情况为：干扰、阻碍问责调查的；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对于新公布的“暂行规定”将“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放在第二位。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现在的问责制度强调的是社会稳定，主要是对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的用人失察，追究责任，所以我认为，这样的问责制度对于约束下级官员，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又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教授表示：“以前的是一般性的问责制，而今年可能特别强调，因为今年是一个特殊敏感年份，特别强调在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样的事情上，特别加重这方面的份量，这还是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就要把这种（所谓的维护稳定）责任，层层分配到各个政府或各个官员头上，所以现在又来加强一下，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
近年来、尤其是最近几个月，连续出现多起重大群体事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今年的湖北邓玉娇事件和石首事件，以至最近的乌鲁木齐事件。有分析认为，当局在此时出台相关规定，毫无疑问是为了加强其官员对职责的意识，同时也平息公众对党政官员日益增长的反感。
引人关注的是，这一官员问责新规定，推出的时机恰在新疆流血冲突事件之后，究竟是时间的巧合，还是意有所指，即新疆自治区的高官，如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是否要面对此次事件“问责”，胡星斗表示，要看中央如何最后定性，主要是官员处置不当，还是纯粹由境外的煽动造成。而徐友渔认为，王被问责的可能性不大：“（高层）倚重他在新疆维持局面，所以要问他责的可能性，我猜想是很小的”。
根据规定，问责对象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下属官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所属成员。胡星斗认为，只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其主观性、随意性太强：“如果上级领导喜欢某个下级，可能他就不问责，或者问责非常轻，如果本身对某个下级领导有意见，那可能就要严厉地追究责任，所以目前的问责，主观性可能太强了”。
因此，胡星斗认为，中国未来的问责，恐怕还是要进行更多的民主问责，也就是通过民意调查，了解民众的意向：“一方面要自上而下的问责，另一方面还需要自下而上的问责，也就是公民问责、民主问责，只有把两种问责结合起来，再加上媒体的问责，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