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23日讯】
一、让我们“善搞”黄继光事迹。
作者 穆正新
本文对“黄继光堵枪眼”事件进行查证剖析，力求剥去伪装，还历史真相。本文决不属于“恶搞”。要说“搞”，只能算“善搞”。求真与尽善是一致的。还原历史真相，无论对于受骗的民众还是被利用的黄继光本人来说，均属善举。
本人在近几年里不断思考过“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真伪。见到一些资料也随手存下来阅读对照。越读越发现这个故事破绽很多，作假嫌疑很重。开始时，本人曾觉得自己的怀疑或许有错。毕竟这个故事如雷贯耳地教育了我们几代中国人，其“神圣”地位在心目中相当牢固。即使到了后来本人已经确信该故事为假时，也还觉得这看法只能属于自己，说给别人听时不易被接受。那么多人从幼年起就敬仰的英雄竟是个骗局，这对多数中国人来讲无疑是很残酷的嘲弄。要人们接受下来又谈何容易？
近来多次在国内论坛上见到线民对“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议论。众多线民的态度让本人感到意外。每当有人提起这类话题，比如“堵枪眼在军事上是否有意义？”的时候，跟帖总是十分踊跃。其中多半为质疑其真实性的帖子。神圣了几十年的“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现在几乎处处遭到线民的非议。这类话题引起的“颠覆性”评论如此之多，总是迫使版主在很短的时间里删帖锁题强行中止讨论。见此现象本人深受鼓舞。这真是天理昭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拙劣炮制的革命英雄事迹只能愚弄贫乏自卑的思想。以往那些“高大”英雄形象在见多识广的中国人面前徒显虚假与滑稽。
要看出“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其实很简单。多找几篇中共出版的黄继光故事来读一读就行了。看过几篇后，你也会为中共作假时的“粗放”态度感到吃惊。你很难想像正常国家的政府胆敢如此马虎潦草地蒙骗大众。他们明摆着以“老子就不怕你看穿”的态度编造“黄继光堵枪眼”故事。
这个故事粗暴侵犯人类基本常识，经不起哪怕是最轻微的推敲，在一般国家里早被揭得无地自容了。仅由于中国人长期受中共严厉压制而无法进行挑剔追究，才让它得以存活至今。但也正是这超级顺心随意的造假环境，使党的各部门在造假工作中严重忽略了品质把关。他们往往连最起码的圆和协调工作也懒得做。全党努力大造英雄几十年，留下无穷后患。如今堆积如山的“英模事迹”已成一幅“危如垒卵”的景象。朝其任何地方踹一脚，都是黄汤稀水泻满地的结果。
下面我对“黄继光堵枪眼”进行分析。文中所依据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国内出版物。读者可自行查阅对照。欢迎读者指出疏漏错误之处，也欢迎各位提出不同看法。
开始之前，让我先引入一个简短的美军士兵堵枪眼的事迹。我认为阅读外军的事迹有助于提高读者的辨识能力。美国《纽约日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发表了题为“牛比洛索夫震撼中国人”的报导：
“F连攻至三角山前，遇到了中国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连长问：‘谁去干掉它？’年青的牛比洛索夫答道：‘我去！’。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牛比摇晃了一下，又向前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牛比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枪眼。后面的士兵见状即发起冲锋。但敌人的另外两挺机枪又开火了。在这紧急时刻，牛比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牛比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连长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牛比，我们为你骄傲啊！’”
难以置信吧？这牛B洛索夫故事是我现编的。我知道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毛病。我用这个假故事来调出读者的挑剔目光。当人们审视外军或敌军事迹时，挑剔的目光会比较敏锐。而我要的就是这敏锐。好，请保持敏锐。我这就从美国“牛B”转入中国“马T”。
二、英雄缘起假新闻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日电本社前线通讯员报导：在战火纷飞的上甘岭附近的山岭上，出现了一位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通讯员黄继光。他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战士。
在一次反击战中，我军的冲锋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敌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对突击队员们说：“谁去干掉它？”一个年青的通讯员黄继光答道：“我去！”黄继光知道祖国人民慰问团到了朝鲜前线，他满怀信心地向战友们说：“告诉祖国人民慰问团，听我胜利的消息吧！”接着他又说了一声：“同志们准备冲！”便提着手雷向前冲去。敌人的机枪扫射得十分猛烈，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后面的战友们只见他摇晃了一下，又向着敌人地堡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了黄继光的身体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并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敌人的枪眼。接着，他的战友们便发起了冲锋。这时敌人的火力点上另外两挺机枪又叫起来，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候，黄继光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
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黄继光的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一个指挥员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道：“马特洛索夫，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以上就是“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首版。载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报》。读者可看出，前面那个美国牛比洛索夫故事，实际取材于此。各位若无法相信那美国牛B的话，自然也吞不下这中国马T。这故事假得让人无法辩护。作者硬要让黄继光的功夫超人类：枪弹穿身而过并无大碍。连中数弹才不过“摇晃了一下”。再往下功夫更绝：堵住连续发射的机枪口竟如同足球队员胸部停球一样轻松。边堵着枪眼还能边忙里偷闲地观察敌情。及时发现敌人阴谋立刻采取措施把它解决掉。先前故意保留手雷而用肉身堵枪眼，更显英雄深谋远虑，早料准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连串超人神功太精彩，激励学龄前儿童没问题。只可惜成人不宜。
在正常国家里，军队爆出全国性假新闻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可以从美军“拯救大兵林奇”事件被美国媒体抽丝剥茧无情讨伐的过程看出其后果的严重性。设想当年在朝作战的美八军胆敢通过美国大报吹出牛B洛索夫故事的话，美国各界也同样饶不了美军。当局不但不要指望在全美出现“各条战线学习牛B洛索夫的热潮”，更要准备应付各界讨伐的声浪。人们可能怀疑美军指挥参谋机构里存在滥用毒品和酒精的情况。军方不得不进行调查并公布结果。国会和其他方面也可能展开对美军当局进行调查。最后总要搞到造假的军方信誉扫地，说不定还有将领丢官的结局。想往美国人眼里揉沙子，可没有那么容易。
然而，往中国大陆几亿人的眼里揉沙子，却可能是世间最容易的事。解放军、志愿军在中国是豁免批评的。没有哪家中国媒体胆敢在这支中共党卫军的“太岁”头上动土。当年的中国人甚至在私下议论政治都不安全，哪里还能公开发表批驳党军的宣传的文章？解放军造出什么英雄，全国人民就老老实实地学什么。头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那样明显，全国媒体上却没有一句批评质疑的言论。实际上各报刊仍在继续加油宣传该假新闻。《人民日报》在其后一个月中至少两次重提提起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一挺敌人的机枪，并且用手雷消灭了另外两挺机枪”的说法。
三、频频升起的“马特洛索夫”卫星。
新华社滥造而出的首版“黄继光堵枪眼”，多少反映出当年共产党政权急迫征用资源以支撑战争的现实。当年朝鲜战场大量消耗着中朝两国青年的生命。为了维持这场战争，共产党政权不但依靠权力量强行征集兵员，也把愚弄百姓的宣传机器开至最高速，把鼓吹舍命献身英雄的宣传推向高潮。虽然人造卫星是１９５８年后才有的事物，但是共产党们“放卫星”的精神远早于它。编造和宣扬“马特洛索夫”式英雄也是一种“争放卫星”的局面。
那年代中朝两国的各行业都全面学习苏联，国内英模也设法和苏联英雄挂钩。赵一曼曾被称为“中国的丹娘”；刘胡兰是“中国的卓娅”；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当局给中国工人树立的榜样是一个叫做“斯达哈诺夫”的苏联师傅；还向中国农民介绍了一个叫做“白尔西叶夫”的苏联增产能手。志愿军各部也“归口”地学习苏联英模。飞行员们学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步兵们则以马特洛索夫为榜样。马特洛索夫是苏联１９４８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里的主角。他的事迹就是肉身堵枪眼。
学先进，见行动。朝鲜人行动较快，“马特洛索夫”式卫星先从朝鲜人民军中冉冉升起。从１９５１年起，朝鲜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战法：
枪炮基本不用，
炸药基本失灵，
全军趴着不动，
围观一人玩命。
很难说是这种战法导致了英雄的产生还是为了塑造英雄而发明了这种战法。反正其结果是“朝鲜的马特洛索夫”成批涌现。仅中国《人民日报》报导过的就有：金昌杰、黄淳福、申甲新、朴石峰、金明哲、李寿福、申基哲、李亨焕、金仁焕、金圣镇等十余位。各英雄事迹细节处略有差异，但“肉身堵枪眼”一举是共同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圣镇（金成振）英雄。该英雄出得较晚（１９５３年），但功夫却是端地了得。朝鲜干部告诉《人民日报》说：“英雄金圣镇以自己无限热爱祖国的胸膛挡住了吐着火舌的敌人火力口。他没有牺牲，又向敌人发射着歼敌的枪弹。他的辉煌功勋，已成为全世界人民传颂的英雄事迹”。“全世界人民传颂”，应该也包括中国人民。但我没有听到哪个中国人“传颂”过金圣镇英雄的事迹。我更相信很多中国人听到他的绝技后会目瞪口呆。他堵了一阵枪眼后居然还能继续作战。看来该同志能使机枪子弹拐弯，否则难以解释他的神迹。
我想起王朔小说里某组织兴师动众寻找当年义和团里一位“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大梦拳师兄的故事。说不定该师兄就是这位人民军英雄的前辈。想来大师兄移民去了高丽，致使朔爷遍寻不获。遗憾的是金圣镇同志未将他的功夫传授给战友们。否则全体人民军加上志愿军指战员都练就这手绝活的话，别说解放全朝鲜，打到华盛顿实现世界一片红也不成问题。天下早就不是目前这种格局了。
“英雄辈出”的环境下，志愿军不甘落后，终于也放出了一颗国产的“马特洛索夫”卫星。这颗卫星放得比较晚。但不放是不放，一放就很精彩。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就难度系数而言，一举盖过了人民军的卫星。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人民军方面几个月后放出金圣镇这种堵完枪眼还能继续作战的超绝卫星。
四、“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第二版。
不幸的是，精彩的首颗“中国马特洛索夫”卫星只运行了一个月就被废止了。原因显然是这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假度太高。
估计管宣传的领导读了后也忍不住起鸡皮疙瘩。党固然不怕民众公开批评假新闻，但也得顾忌太假太滥的故事会在人民心中产生反效果。新华社不得不返工重做。第二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把首版中的荒谬情节全部删除。这等于承认首版里讲了假话。按理说，出了影响全国的假新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应向读者道歉，还应该向志愿军方面了解造假原因和过程，给读者一个说法。但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党的喉舌本来就以蒙骗大众为己任。第一次没蒙好，加加油接着蒙就是了。
《人民日报》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刊登由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重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文。文中“堵枪眼”过程被改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敌人火力点里的七挺机关枪撒开一个稠密的扇形的火网，越打越疯狂，子弹象大雨一样地打在被炮弹炸起的山坡上的虚土里。在照明弹的光亮下，黄继光提着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跳跃地前进。当冲到离敌人的火力点三、四十公尺的时候，忽然吴三羊仆倒了，接着萧德良也倒了下去，紧接着黄继光也跌倒在地上了。
倒下的黄继光并没有牺牲。他的左臂和左肩被射穿了两个洞。他回过头来望瞭望，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于是他忍着痛，用脚蹬着山坡上的虚土、碎石和敌人的尸体，向着火力点一步又一步地爬去。机枪子弹成群地落在他的头前、脚后和身边，溅起的碎石打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不顾这些，他继续慢慢地向火力点爬去，直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公尺的地方，他就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准备把手雷仍向敌人。正在这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他的握着手雷的右手，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他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鲜血汨汨地流着，他昏迷过去了。
一阵阵的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颈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嘶叫着，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他四肢无力地瘫痪在地上。他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轰然一声，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火光夹着黑烟冲天而起，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震得昏迷过去。
在一刹那的寂静之后，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那里的地堡是被打塌了，但没有被炸坏的两挺机枪还在一个枪眼里发射着，虽然火力没有以前那么猛，但刚刚发起冲锋的反击部队又被它压在山坡上。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手的拳头。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
我军的反击部队像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
新华社在该文后加了一个编者按：“十一月二十日发《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与实际战斗情节略有出入。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五、是个人失误出假，还是系统性鼓励造假？
首版出假，奠定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赝品“基因”。依人类常识，一个故事的首次叙述不实，再次叙述时它的可信性就要打折扣。因为故事叙述人的诚信出了问题。这比其他事情更严重。人们需要重新检验叙述人的诚信。如果叙述人能坦然无保留地说明出假的原因，再加上态度诚恳，表示歉意并保证采取防范措施等等的话，那么人们多半会原谅叙述人，并愿意接受其更正后的叙述。但新华社对“黄继光堵枪眼”假新闻的处置完全不及格。该社的编者按很不象话。首版故事明显地虚假，仅被说成“略有出入”。其态度满不在乎，没有丝毫歉意。更拒绝说明出假的过程原因。也不保证将来要加强防范。这种态度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机构并不在乎诚信。它轻易说谎，说过后没有愧意。因此它缺乏保障其新闻真实性的起码能力。这个叙述人无论怎样更正，其故事的可信性不会高。这是我们判定黄继光故事真伪的基本出发点。
１、新华社的编者按说第一版故事出错的原因“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但这借口站不住脚，新华社还是没说实话。
该文作者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宣传科新闻干事刘云魁。他不参加战斗。绝无“战斗中”仓卒可言。根据《军事记者》杂志２００２年第二期的《最先报导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介绍，刘云魁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凌晨５时半接到有关黄继光事迹的通知，于上午７时前往黄继光所在连的坑道采访。他在坑道里呆了２０多小时，于２１日凌晨４时返回师部。然后他“燃上了蜡烛，铺开稿纸，用自己的心血和泪水很快完成了一篇５００多字的人物通讯”。这就是首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产生的全过程。容易看出这是个慢节奏的写作过程。写作时并未受敌情险情干扰。５００多字不过占一页多稿纸。花一天时间采访构思，最后写出一篇相当于小学五年级作文分量的报导，对于一个专职新闻干部来讲属于工作量不足，怎么还敢称“仓卒”？
再说，“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也不是人一“仓卒”就能写出来的情节。它应该属于吃错药喝醉酒或者思想受到特别操控后才能犯的错误。“仓卒”即忙乱所造成的报导错误不会逾越人类能力范围。你会把张三混为李四，但不会把神功混同人活。报导人类活动的新闻一旦出神闹鬼，八成涉嫌虚构。而刘云魁写出的东西正是“神迹”：机枪子弹连续穿胸而过，其效果却与蚊虫叮咬无大差异？这不是人的本事，而是神的专长。普通不识字的人也懂得这一点。何况一个身处战地的师部新闻干事？你搞科幻文学创作无所谓，写成新闻报导就是大大的问题。
２、即便刘云魁本人精神“仓卒”到失常。但志愿军政治部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审稿编辑部门都在做什么？按照中共军队的规矩，所有稿件必须经由政治部门审查后再转交通讯社或者报社。而通讯社报社还有自己一套审核校阅制度。难道这些在后方甚至国内工作的政工干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审稿编辑人员全都“仓卒”到精神错乱？为何无一人能指出该故事显然荒谬之处？究竟是没有能力发现虚假情节，还是本来就憋着要造假？
３、最要紧的是，新华社以至整个中共宣传系统的审稿标准定在何处？明明是严重不实的报导，新华社却轻描淡写地说它是“略有出入”。这态度清楚地表明该社并不把新闻的真实性作为审稿的重要标准，而是把别的标准，也就是党的宣传需要放在了首位。只要符合党的宣传需要，编造假新闻也可以。一次没编好，咱们再编一次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所反映出的问题的严重性超过假新闻本身。因为它显示整个系统内的干部处在良知失效的状态。各级各部门把关人员不可能看不出故事中的假情节。问题在于他们更清楚党需要那些情节。革命事业需要蒙人民。志愿军各级政工部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重重审查关卡只审核文章是否符合党的需求，不审核它是否符合事实。
六、“只看立场而不论真假”的审稿标准
观察中共的出版物，可以看到这种特别的审稿标准是一贯的。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请看另一个实例。１９９０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湘潮》杂志刊登了一篇采访“黄继光生前战友”陈发华的报导。陈发华这样说：
“我亲眼看见黄继光像猛虎下山似地，抱着炸药包，‘腾’地跃出战壕，迅速向敌人暗堡冲去。…”
“当他冲到离暗堡只有十几米远地方的时候，五六架‘山狗’机沿着山谷超低空迎面扫射过来。忽然，他的左腿挂了花，由于伤势过重他昏迷了。但不一会他又抱起炸药包。…”
“黄继光凭着对中朝人民的挚爱，凭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惊人的毅力，爬到了暗堡的右侧。这时，透过烟雾，我见他一边高呼‘中国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金日成主席万岁’……，一边扑向暗堡，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机枪眼。”
黄继光故事是进了中国小学课本的。人人都知道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飞机“扫射”和三呼口号再堵枪眼的情节。《湘潮》杂志的编辑有足够知识看出这个“黄继光生前战友”在胡说。但文章却登出来了。为什么？就是那个只看立场而不问真假的审核标准在起作用。在中共喉舌的编辑人员看来，该同志立场正确，胡诌几句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首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是中共宣传系统各部门清醒工作、默契配合的产物。它是一次有意造假而不是意外事故。该系统中的每个审核人员都有足够的知识看出该故事有假。但每个人也都有更强的决心把故事刊出以完成党的宣传任务。是“改造人民思想以保证党的事业成功”这个大目标，使得虚假荒谬的故事在中共宣传体系中显得“合情合理”，得以畅行无阻。
第二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命运又如何呢？从新华社那言之凿凿的“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编者按来看，这版故事应该无懈可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的版本依然不堪推敲。先天性“赝品基因”注定它终生脆弱。新华社记者功夫再好也难以回天。该版虽然靠着中共当局的保护勉强维持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再遭否定的命运。读者如果把它与目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相对照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版中的大部分情节已被抛弃改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不可能这样屡次地被否定改写。“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再遭否定的事实，再次证明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也证明当年新华社改写重发该故事并非为了纠正假新闻，而是要更认真更细致地造假。
七、秦基伟否定了黄继光。
黄继光是前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１３５团的士兵。但该军军长秦基伟却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不留余地地排除了黄继光事迹的可能性。２０００年《解放军报》组织了《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型专题，其中有一篇秦基伟较早时写的《鏖战上甘岭难忘的七天七夜》（http://www.chinamil.com.cn/item/kmyc50/huiyi/qjw.htm）。根据秦在文中的说法，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其实在黄继光介入之前几个小时就已胜利结束了。他在文中说到志愿军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发起收复阵地的战斗时，称部队“激战到半夜，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而中国大众所熟知的黄继光事迹是在几个小时后的凌晨发生的。秦基伟的“提前胜利”排除了黄继光作战所需要的时间。使得堵枪眼壮举成为不可能事件。
关于黄继光的阵亡时间，最早提到的是上面那个新华社的“各方仔细核查”版：“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几十年来此说法基本没变。中国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黄继光》说，黄继光出发前“东方升起了启明星，指导员看看表，已经４点多了”。１９９０年邓力群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中，说黄继光请求完成爆破任务的时候，“离天亮只有４０多分钟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新华社记者李石元采访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万说的时间也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凌晨”。
“午夜全部恢复阵地”与“黎明时仍有阵地尚未收复”是两个完全互斥的事件。不可能同时为真。黄继光的牺牲是“为我军胜利开通道路”的。因此在他的牺牲时间必须在胜利来到之前而不能在其之后。秦基伟让战斗提前“胜利”掉，使得黄继光英雄无用武之“时”。既然阵地在“半夜”就已经“全部恢复”，那么当黎明前黄继光来到时，敌人已被歼灭，阵地已在“我军”手中好几个小时了。现场必是无敌可杀，无堡可堵的局面。即便还有地堡，也已经成为“我军地堡”，黄继光还堵个什么劲？他除了和战友们一起打扫战场清点俘虏加固阵地等之外，恐怕没别的事好做。
黄继光事迹对十五军和秦基伟本人十分有利。他应该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黄继光事迹。现在却发生了十五军军长亲自否定十五军的大英雄的怪事。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应该是秦基伟一时疏忽造成了笔误？但是笔者查对资料时，却意外地发现居然不是笔误。黄继光的作战时间不但被他生前所在军的军长否定，也被所在的四十五师政治处干部所写的书否定。这问题就大条了。该师政治处干部李明天、王精忠、李天恩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中说：“１０月１９日１７时３０分，志愿军”喀秋莎“火箭炮兵两个营一次齐放后，继之在１０３门山、野、榴炮的支援下，７个突击连（含坑道部队两个连）、分别向敌人占领的５９７.９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实施反击。…战至２０日１时，歼敌５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
部队“恢复全部阵地”的时间，军长说是“半夜”，师政治处干部说“２０日１时”。显然两者都排除了黄继光在２０日黎明为夺回阵地而作战献身的可能性。黄继光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的英雄。现在军长否定了他，师政治处也否定了他。一个连本军本师都不认账的“英雄”，教我们如何接受？
事情还没有完。否定黄继光的还有更权威的解放军文献。２０００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是解放军当局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最权威文献。该书根据中央军委决议，以前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为领导组长组织编写，并列入解放军“九五”科研重点课题的专案。其权威性无可质疑。该书第三卷第２９２页中说：“１９日晚，志愿军第四十五师组织第１３４和第１３５团共３个连，在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和其他炮火支援下，对占领５９７.９高地的美军发起反击。在坚守坑道部队的配合下，至２０日１时，全歼占据５９７.９高地表面阵地的美军第７师共５个连，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
这资料白纸黑字说的也是“２０日１时”。不等黄继光出场，部队就已经“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至此，不说“黄继光堵枪眼”已被解放军“正式”否定的话，至少可以说它已被“明确”否定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从第一天起就问题丛生、麻烦不断。早在１９５２年它刚诞生一个月时就被新华社推倒重来过一次。现在又被本军、本师和中央军委组织编写的文献否定。你想坚持说这种东西还有可信性，是否蓄意侮辱自己的智力？
八、解放军权威人士为什么要否定黄继光？
难道秦基伟李明天以及解放军其他文献编写人员不知道黄继光要在黎明时出场堵枪眼吗？这也不可能。全国小学生都知道的事情，他们这些解放军大爷们，特别是“英雄所在部队的首长”们反倒不知道，怎么说得过去？他们肯定知道。关键之点，也是最令人难以理解之点，在于他们明明知道还要这样写，明知两件事互相冲突而故意不解决。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你读一读李明天等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更会难以相信该书竟把两个互斥事件放在书的同一页上。生怕读者错过这矛盾现象似的。在该书的第８９页上，上一段讲“战至２０日１时，歼敌５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紧接着下一段却讲零号阵地其实到天快亮时还没攻下来，于是黄继光挺身而出等。这样公然地在同一页纸上“明知同根生，相煎不胜急”的作品，实属罕见。
解放军各级公然否定自己树立的英雄，非常不合理。这现象提示我们：内中一定有假。因为真实事件不可能出这种矛盾。世间的真实事件，无论多么复杂多变，事件之间总是互相衔接又互相印证，融合一致天衣无缝。黄继光献身和部队全面收复阵地这两件事，如果都为真的话，也会具有天然的和谐性。绝不可能冲突。现在搞到两者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说明其中至少有一假。而现在查明的情况还不仅仅是一假，而是两者均为假。两假在炮制过程中缺乏照应，才导致了事件冲突。由于早年宣传黄继光时只讲英勇情节，没有透露作战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一般读者无从将两个事件进行对照，事件冲突的情况没有引起注意。几十年后，各种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越出越多，细节开始加入，事件冲突的情况就浮现了。但此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无法改回去了。
读者可能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秦基伟们故意把“胜利”提前，害得黄继光无法完成壮举？如果秦基伟们要编造，难道不会索性编得圆满一些吗？又何必留下如此明显的矛盾，轮到你来挑？其实我也这样想过。秦基伟们既然要编造，何不把“全部收复阵地”的时间安排在黄继光故事完成后的清晨？这一来不就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吗？晚几小时胜利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是包含了黄继光事迹在内的更辉煌的胜利。不是更有价值吗？黄继光事迹对十五军以及秦基伟们十分有利，十分珍贵。他们何苦去排斥？显然，如果没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的话，他们决不会这样做。想来他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或有某种难言的苦衷。为了找到这苦衷内情，我们必须较深入地了解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发起的这场战斗的情况。
九、关于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
这场战斗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傍晚１７点３０分发起，次日清晨６时多结束。以目前可得的资料所判知的基本事实是：１、志愿军在这次战斗中严重失利。不管是午夜还是黎明，四十五师部队均没能全面收复阵地。特别是没能收复主峰５９７.９高地。２、但是此次战斗非常重要。作战失利要严重影响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的个人前途。因此他们不得不谎报战果。３、天亮后战场格局清晰，不便于谎报。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只能借着夜间混战的情况修改战果，才能谎称“全面收复阵地”。４、在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向上级谎报“午夜全面恢复阵地”的同时，军内政治部门和新华社也编出了各种英雄事迹。分工造假而缺乏统一协调，因此出了纰漏。下面分点说明。
１、志愿军的这次战斗严重失利。
这场战斗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五点半发起。志愿军先用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敌方阵地。尔后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志愿军计划夺回包括主峰５９７.９高地（美军称５９８或三角山）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在内的十多处阵地。在上甘岭东侧，志愿军取得了成功，在天亮前攻占了由韩军守卫的５３７.７高地北山。但在上甘岭西侧，志愿军的进攻却严重受挫。这一侧的志愿军分两路对主峰５９７.９高地及其西北山梁的系列阵地展开进攻。奉命攻击主峰的是１３４团八连、四连等。奉命夺取西北山梁系列阵地的是１３５团的六连、五连等部。１３４团八连、四连等事先潜伏于５９７.９高地山下的坑道中，意图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主峰。但由于在开战前部分坑道遭到美军破坏和监视，总攻开始后他们仅能发起微弱攻势。经短暂交火即被美军击退。联军次日发表的战报说志愿军曾到达距离主峰３００码（约２７０米）的地方。旋被击退。而１３５团六连、五连等这一路发起的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延续时间最长。他们计划首先攻取六号高地（美军称Pike’sPeak），然后向东南进击主峰与１３４团会合。但守卫六号高地的美７师１７团３营L连顽强抗击，迟滞了志愿军的进攻。
由十五军干部张嵩山所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承认，当晚志愿军“付出极大代价”才占领六号阵地。美军资料表明美军L连损失也很重。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多次展开肉搏。L连排以上军官非死即伤。该连不得不放弃六号高地向主峰方向且战且退。美军紧急派出增援部队。先是从本营的其他各连抽出若干几个排增援。后来更从３２团派出两个连驰援。美军并把所有可用的炮火都用于压制这一路志愿军的进攻。志愿军攻势渐渐减弱，最后终于被止住，与美军形成对峙。到天亮时，暴露在美军阵前的志愿军部队在美军炮火持续轰击下逐渐动摇。先是出现了零星退却逃跑现象，很快即发展成全面溃逃。美军趁势集中所有炮火予以追击。志愿军颓势难止，一路逃回六号阵地。这样，志愿军苦战一夜的战果只获得两处阵地：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和六号高地。远远没有完成任务。
２、使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好办的是，这一天志愿军打的极重要的“政治仗”。
整个上甘岭战役，最后以联合国军认输而告终。这是历史事实。不计较人命代价的话，志愿军方面的确有理由骄傲地庆祝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但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里，志愿军还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志愿军这一段的战斗都打得很糟。伤亡惨重而保不住阵地。就在１０月初，享有“万岁军”称号的志愿军王牌３８军，以全新苏式装备同人数居于劣势的韩九师争夺白马山。却被打得狼狈而归，首开志愿军败给韩国军队的纪录。志司在１０月１５日给十五军的电报中承认３８军甚至难以啃下韩军“一个加强营的阵地”。而十五军部队情况也不好，此时正处在人员伤亡和阵地丢失的高峰时期，士气十分低落。１０月１８日，十五军四十五师首次丧失了上甘岭地区全部表面阵地。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对此十分不快，他在电话中向秦基伟发火道：“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两个山头给我夺回来！夺不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羊去！”。而秦基伟心情也很坏，１０分钟后他即将压力向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传递：“你要是夺不回阵地，你就别回来见我！”（叶雨蒙《出兵朝鲜纪实》第６６８页）。王近山所说的“两个山头”，就是５９７.９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
从这一段情况看，志愿军高层憋着一股窝囊气，急于打个“翻身仗”。而且１０月１９日离１０月２５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两周年纪念日很近。国内刚派出一个大型的慰问团来到前线。志愿军领导显然有打一个胜仗给“祖国慰问团”看看、向周年纪念日“献礼”的意图。从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亲自为此战调派喀秋莎火箭炮团的情节看，志司对这一仗很重视也舍得投入。美韩军在第二天都指出１９日晚志愿军的炮火异常猛烈。有的说是朝鲜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有的指出志愿军发射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联军。而志愿军投入的兵力，联军估计为两个步兵团。志愿军方面的数位则从三个连到七个连不等。但从四十五师当日伤亡３０００多人的情况看，投入两个团的说法是可信的。
开战前，志愿军当局做了一个罕见的安排。竟把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让“祖国代表”们拿着望远镜亲自观看战场实况。这显示志愿军高层信心很足。也许他们觉得投注了巨大的资源，兵力规模与地面火力上均占明显优势，志愿军应能轻松取胜。毫无疑问，这个做法也加大了秦基伟崔建功们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在作战中不顾一切野蛮用兵，只求取胜。而志司高层对此战获胜过于乐观，缺乏失利的心理准备。期望越高，当失利成为现实时恼怒当然越强。这又必然促成在秦基伟崔建功们作战失利后极力设法掩盖败绩。
３、二十日天亮后上甘岭西部战区格局清晰。不便谎报。秦基伟崔建功只能从夜间混战中安排“全面收复阵地”。
志愿军全力进攻近十个小时，付出惨重代价却只收复了两个阵地。王近山严令收复的“两个山头”只取得一个。最重要的主峰５９７.９以及靠近主峰的几个高地仍然在美军手中。此战不能说完全失败，也属严重失利。面临着“回去放羊”等后果，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在战果上作手脚就过不了关。他们需要声称“全面恢复了阵地”。但是谎报这个战果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不同于谎报歼敌人数。依解放军的习惯看，在歼敌人数成果上吹吹大话不太要紧。上级即使不相信也不会很怪罪。但谎报阵地得失则关系军事要害，非同小可。无论什么军队，对于阵地归属，战线走向、敌我识别范围等要紧情报均不能容许随意作假。否则仗就没法打了。
志愿军的各兵团和志司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时刻观察收集各种资料。朝鲜人民军以及苏联顾问参谋机构也有自己的战场观察和情报收集机构。从五圣山观察哨所俯视上甘岭地区，用一架普通望远镜即可清晰分辨谁占据着各山头的阵地。而美军几乎天天发布战报。作战前线还有各国媒体记者采访。兵团和志司以及苏、朝各方对前线状况十分了解，很清楚２０日天亮后主峰等阵地依然在美军手里的事实。
根据联军战报以及西方记者从前线采访发回的报导，美军于１９日晚成功地守住了包括主峰在内的大部分阵地，而韩军失去所守卫的５３７.７高地北山。２０日白天韩军发动反攻，夺回了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因此上甘岭东侧战况激烈。但上甘岭西侧美军防区内则相当沉寂。自从早晨６点多志愿军部队被打回Pike’sPeak（六号高地）后，这个地区基本没有战斗。联军战况通报说，２０日白天这一地区的双方除了零星冷枪射击之外，都没有试图进攻对方。
秦基伟崔建功们如果把“胜利”定在黄继光阵亡后的天亮时分，势必无法向上级解释为什么天亮的时候主峰等阵地还在美军手里的事实。他们不能公然对抗上级已掌握的情报。挑衅上级知情能力的后果要比“回去放羊”更严重。此路不通。他们能做到的，是借着夜间激烈混战的情况搞浑水摸鱼。他们安排得比较巧妙：首先，他们把战果比较好的午夜时分算作战斗结束时间。那个时候志愿军部队进到了离主峰较近的地方。美军战报提到志愿军“一度攻至离主峰３００码之处”。这无疑给秦基伟崔建功们声称“收复主峰”提供了方便。才不过两三百公尺的距离，稍微“模糊”一下就算到了山顶。黑灯瞎火的谁说得清呢？“美国侵略军”发表的战报总不能都相信吧？鉴于“美帝国主义固有的欺骗性”，理直气壮地减去这三百码，不就完成“收复主峰”的任务了吗？而“收复主峰”是最关键的成果。
有了这个成果，其他阵地即便还在美军手中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全面收复表面阵地”的战果就出来了。对于攻击受阻的志愿军部队在天亮时被美军炮火轰回这一段过程，则被秦基伟们划入“另一次”战斗中去。这是秦基伟们“午夜胜利”法中最精妙的一笔：一场战斗变成了两场，“进攻未达被击退”变成“曾经攻占然后又失守”。一次败仗变成了一胜一败，攻坚未得变成先得后失。改动不算太大，却有了“胜利”可言，总算是“完成过”任务了。当然，为了使“两场战斗”的说法显得合理，中间就需要有个合理的间隔。间隔不能太短，否则与“反复争夺”分不清。“胜利”不够结实稳定。但间隔也不能太长，否则阵地在天亮前“来不及失守”，无法符合天亮时格局，也会露出马脚。秦基伟们只有让“我军”在午夜胜利，才能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一切。他们留几个小时给美军去“组织反攻”，把美军“反扑”定于“凌晨五时”开始。这样一来，主峰即可天亮前后“及时失守”了。２０日白天美军还在主峰上的情况也就好解释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大功告成，一切完满。只可惜漏掉了黄继光。
４、花开多支，各自表述；缺乏协调，铸成大错。
正当秦基伟崔建功们为了向上级交代而把战斗“一分为二”的时候，四十五师各部也展开了各种“英勇事迹”的编造活动。这种“树英雄”活动对于战斗失利的部队非常重要：仗是打得不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比英勇。失利的责任就会减轻一些。横竖不是我军无能而是美军太狡猾。我们的战士甚至在堵着枪眼的时候还积极主动地兼顾别的工作。都努力到这份上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各方都在积极编造光彩故事，忽略了互相协调。新华社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很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秦基伟崔建功们改动“我军胜利”的时间。因而仍然把凌晨留给黄继光去“堵枪眼”。从此铸下这“千古之恨”。不过这在当年以及其后的几十年里都不是问题。一来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权质疑。反正你解放军造什么大家就学什么。二来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当局都是单独宣传黄继光在“一次战斗”中的事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中国公众实际上也无从把该事迹与其他事件相对照。所以秦军长崔师长们的“午夜胜利”说一直很安全。安全到他们可以完全忘记黄继光。直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更多上甘岭作战具体情况透露出来后，这个漏洞才有可能被发觉。但此时已经太晚了。
十、解放军弄虚作假的风气有多浓？
可能有读者要抗议：你造谣！我们的解放军哪里是这个样子的？一支弄虚作假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解放军弄虚作假风气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诚然，“军中无戏言”。任何军队都不会允许部队在影响军机大事的问题上说假话，否则军队不能作战。解放军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解放军的弄虚作假，主要集中在有利于本军队打胜仗的项目上。诸如谎报战果，编造英雄以及瞒报伤亡损失这一类弄虚作假对解放军打胜仗有极大帮助。在解放军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弄虚作假的确帮助他们打胜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解放军的“特定环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解放军是一支严重依赖蒙蔽士兵思想的军队。维持该军士气主要依靠强烈积极的“正面鼓气”宣传和严密地掩盖负面情况。如果解放军不能在战果上弄虚作假，不能掩盖本军的损失和丑闻的话，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迅速散失殆尽。因此解放军各级长期纵容甚至鼓励谎报战果的行为；而对于负面情况，更采取严厉措施加以保密。
另方面，解放军是豁免公众监督的。弄虚作假不怕受到外界抨击。只要本军领导喜欢，弄虚作假就可以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遮蔽最厚、黑幕最重的一支军队。我想对于这个说法持异议者不会很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可以揭露和追踪报导本国军队的丑闻和犯罪案件。中国媒体可以吗？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战时定期发布本军战损数字；在平时及时公布事故伤亡和军人犯罪受审消息。而解放军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在朝鲜战争中，联军司令部和美国国防部基本上每日发布本军伤亡数字和名单；而朝中军队一向只发布敌人伤亡数位，并且是Ｎ倍夸大后的“战果”。
从工农红军起，中共军队就是豁免舆论监督的。常识告诉我们，紧密包裹、豁免舆论监督的环境是舞弊活动的最佳温床。因此舞弊作假风气在解放军中大行其道。一点也不违背逻辑。诚实的人在这支军队里没有前途；大胆弄虚作假者反而平步青云。八路军谎报平型关战斗成果的事实早已为大众所知。但当年参与谎报并持续用虚假战果欺骗大众达几十年的责任人林彪、聂荣臻、朱德、杨成武、李天佑等等将领何时因为这起重大丑闻受到过中国媒体哪怕是一句话的批评？中国媒体不但不追究他们的丑行，反而毕恭毕敬地依据谎报的战果歌颂他们的“卓越功勋”。解放军各级干部生存在这样高度鼓励作假的环境中，不积极地弄虚作假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上级对得起这份工作？
尽管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电文早已不具机密价值，尽管上甘岭战役被解放军引为最高的自豪，但解放军当局极少公开该“辉煌战役”中的作战电文。已公布的几件也仅有只言片语。这种躲闪遮掩的做法让人觉得那些档记载的是另一番情景。我们通过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并对照国内资料所透露的零星情况，多少看到一些志愿军不愿意公开的真相，其中就包括部队在上甘岭作战中弄虚作假的情况。
１、秦基伟“全部恢复阵地”的说法与敌我双方资料都不符。
秦基伟的文章以及解放军的其他文献中说志愿军在１９日半夜“全部恢复了阵地”。并且声称志愿军部队将这些阵地守到２０日白天，与敌“激战终日，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然后才放弃云云。这些说法，不但与联军的战报以及西方记者的前线报导对不上号，还与部分志愿军人员的回忆资料相矛盾。
四十五师干部刘云魁的回忆，就与秦基伟的说法完全矛盾。据《最先报导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刘云魁于２０日早晨７点抵达六连。他在坑道口处听到连长万福来在讲话。当万讲到黄继光“是用血肉之躯为我们开辟前进的道路”的时候，战士们开始哭泣。“坑道内充满了悲凄声”。万福来怒斥“软蛋！哭，哭顶个屁用”等。这情况印证了联军战报中关于该部志愿军于６点多被打回Pike’sPeak（六号高地）的说法。坑道中这幅悲伤肃穆的景象，完全与秦基伟的“午夜胜利”说对不上号。若秦基伟说法为真的话，该连此刻不会躲在坑道里抹眼泪，而应该守卫在“夺回”的主峰或零号高地上，且正在与敌人“激战终日”中。刘进了坑道后在里面呆了将近一天一夜，于第二天凌晨返回师部。他的回忆资料中未提及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只有悲伤肃穆的气氛以及战士们和他一起“回忆黄继光事迹的点点滴滴”等情节。可见该连自２０日天亮后整整一天一夜呆在坑道里没动窝。更没有进行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
参战的１３５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通讯员肖登良的回忆文章，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在凌晨时分仍然没有完成夺回零号阵地的任务。他们的回忆资料中提及的上级催促、营参谋长亲赴火线督战直至黄继光献身等等情节都发生在２０日凌晨。证明秦基伟们的“午夜胜利”说不实。而他们对于秦基伟们声称的天亮后与敌“激战终日”说法，却未能提供哪怕是一句话的旁证。存活至今的其他六连官兵，除了重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事迹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次“激战终日”的情况。
解放军方面的众多资料也闪避当晚“夺回主峰”的过程。本次作战在解放军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多部军事文献都提到它。而夺回主峰是本次作战最主要的目标。如果真有夺回的话，很值得大书特书。然而经查多本解放军方面的书籍文献，发现它们对此事均相当回避。不是根本不提，就是含含糊糊一语带过。担任进攻主峰任务的当事人之一，１３４团八连班长崔含弼的回忆中，也没有攻上主峰的叙述。十五军政治部于１９５９年出版过一本《战斗在上甘岭》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崔含弼写的《意志战胜了敌人》。
根据崔的说法，总攻开始后，他带领班里战士冲出坑道“直取５９７．９高地”。但他很快和战友失去联系，剩下独自一人杀敌炸碉堡。稍后他被主峰上的敌人发觉，“一片机枪子弹盖过来”把他打成重伤。再往下，他带伤指挥掩护别人进攻主峰（连排干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没过多久他却昏迷了。部队是否攻占主峰，他因“昏迷”而无可奉告。待他醒过来时，战士请示是否继续前进。他却说：“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我们兵力不够，如果敌人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那就危险了。”读到这里才恍然发现，他们打了许久，位置却一直在“坑道口”！而按照秦基伟们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该在“坑道口”磨蹭，早该攻上山头去“全歼”主峰上的守敌。然后还要在上面守到天亮，然后再与美军“激战终日”等等。崔含弼们打了半天基本在原地没动，最后倒要应付美军“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这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态势，根本不是“收复主峰”应该有的情况。
志愿军１３４团对主峰的攻势短暂且微弱。以至于美军后来很放心地把所有支援炮火都转去压制１３５团方向的进攻。这应该和四十五师进攻部署被美军破解有关。四十五师提前将部队秘密运动到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但美军与志愿军交战一周后，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加强了防范。使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的效果变差。美军２０日发布的战报中称他们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他们将洞口炸塌，当时约有十多人被封在里面。解放军方面的资料提到１３４团四连预潜伏于金矿洞，却没有提到该连参加争夺主峰的任何细节。看来该连被美军发觉后，除部分伤亡被俘外，剩下的被封在洞里了。而八连部队“进攻”许久仍未离开坑道口的事实，说明其他坑道也遭到美军的监视封锁，不但无法发起有效的进攻，连打出坑道口也很困难。
２、夸张战果。
此战联合国军伤亡数百人。据美国国防部发布战损数字，２０日美军确认伤亡９４人（亡１５伤７７失踪１非战伤亡１）。２１日确认伤亡５５人（亡６伤４３失踪６）。这１４９人是两天时间里美军确认的陆海空军在全朝鲜的损失。上甘岭地区这１０个小时的战斗伤亡只是其中一部分。目前尚未找到韩军方面在这一天的确切伤亡数字。但韩军在上甘岭作战期间单日伤亡未见有超过３００人的记录。他们当晚与志愿军交战规模较小，伤亡数也应在３００以下。这样当晚作战中联合国军官兵伤亡不会多于５００人。而根据《中国人才》杂志１９９８年３月号上胡士华的《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前志愿军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回忆说，１９-２０日的战斗中四十五师伤亡达到３０００多人。３０００比５００，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志愿军方面大幅夸张战果。《人民日报》报导说“十九日，我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人二千五百多名。”夸大五倍以上。而新华社则说光零号高地一处就全歼“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一个比一个能吹。
张嵩山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中透露当时四十五师是这样统计歼敌数字的：１９日开战后两个半小时，各团上报歼敌数位就达２５００多人。而师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中“略有重复上报之误”，于是“使劲往下压”，向军部报１５００人。请注意，头两个半小时就报歼敌２５００，而那场战斗持续十多小时，如果各团浮报数字的积极性不减的话，最终“歼敌”数字肯定超过５０００。假定５０００就好，已经是十倍以上的浮夸。而师部觉得“略有重复”，一刀就砍去一大半。但即便经过师部大砍大杀、“使劲往下压”，最后上报的结果仍然含水大半。而四十五师的做法并非孤立的。从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受访问的一些志愿军干部所透露的情况看，志愿军部队里浮报战果现象相当普遍。比如９３团３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９连报歼敌１０００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１０６团团长武效贤说：“我团歼敌７０００多人，十二军给减到４０００多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支怎样善于膨胀成绩的军队？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志愿军部队玩数位的游戏规则。显然志愿军内部对浮夸造假已有不成文规则：上级已知下级一定会浮夸，对报上来的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剁掉一大块。而下级被剁丝毫不感到委屈，绝不申辩抗争。显然早有“自知之明”。下级其实不傻，犯不着跟上级脸红脖子粗。他们无非替领导把工作做在前头，多浮夸一截把预计上级要砍要剁的分量加足再上报就行了。行内语言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样上下默契配合弄虚作假的结果，必然是上下两级“双赢”，各级“多赢”，全军“全赢”，皆大欢喜。我们知道解放军复转人员构成了地方干部的主要成分。此类“光荣传统”必然被带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因此，几年后中国出现大放粮食亩产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猪肉卫星、鸡蛋卫星等等热潮，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３、瞒报投入兵力和战斗损失
解放军人员在叙述战事时一贯瞒报本方投入力量，更隐瞒本军损失。他们希望借此给人以“以少胜多”的印象。比如此次参战的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秦基伟说是“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李明天等编著的《上甘岭大战》说是“两个营”；齐德学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说“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而前炮２１师宣传科干部张海平说该团当晚实际上打了两次齐射（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党史纵横》）。四份资料四种说法。至于当晚投入步兵部队的规模，也是“众说纷纭”。我看过的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就有“三个连”、“五个连”以及“七个连”等三种说法。真正的数位是多少，或许要等到将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作战电文等档曝光后才能弄清楚。
隐瞒伤亡在志愿军部队也是普遍现象。所周知解放军从来没有及时发布战损数字的习惯。很多伤亡情况都要经过多年后才渐渐为人所知。几十年好，解放军方面陆续透露出一些伤亡统计数位，但这些数位仍然远小于实际数位。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披露了志愿军部队伤亡数字被瞒报的一些情况。比如９１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他们团实际损失１０００多，只上报７００多。１０６团１营上报伤亡４００多。但该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７００多人。但是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先后达到２１００多人。据此叶雨蒙认为志愿军实际伤亡数字“肯定”比军方公开承认的数字多。
对于１０月１９日到２０日这次战斗的伤亡，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均未单独予以报导。张嵩山等人的书里含糊地提到从１０月１４到２０日伤亡“３２００多”。而前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向记者说，这一次战斗的伤亡达３０００多人。从一些间接的情况看，志愿军的伤亡的确十分严重。王清珍提供的数位是可信的。
惨烈的伤亡在四十五师部队里造成了罕见的“哭声四起”的现象。虽然这些哭泣被作者努力说成是被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感动到哭。但是这个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上甘岭开战后几乎天天出英雄，却没有见到部队天天这样哭。再观察志愿军解放军的整个“英雄辈出”史，也很少见到部队为英雄哭出这种规模。说四十五师官兵是因为伤亡太惨而哭泣，应该更符合当时的事实。前面提到的刘云魁回忆描述了六连士兵在坑道里哭泣的情形；李明天、王精忠等前四十五师的干部的回忆中则提到那几天团里的干部在电话中强忍哭泣和他们交谈的情况。连里战士哭，团里干部哭，这还不够，师部干部也哭。２０日晚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到四十五师视察，师作战科长宋新安汇报情况时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明天、王精忠等人所着的《上甘岭大战》一书提到宋新安痛哭失声的情节时，也不再牵扯什么“黄继光烈士”事迹。直接了当地指出了部队惨重伤亡这个真正原因。书中第１１０页引述张蕴钰的反应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伤亡，更要看到伤亡的意义；不能只看到我们的伤亡，要看到敌人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张蕴钰还说，“作个指挥员，参谋人员，在战场上不能老讲这些，老听这些，不然，还怎么打仗啊！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打下去的问题”。这一句清楚表明部队上下都在谈论“这些”伤亡情况，已经影响士气，令军领导忧虑“如何打下去的问题”了。张虽然要别人“看到伤亡的意义”，他自己其实也为部队惨烈伤亡感到惊愕。该书说，张蕴钰听完汇报后提出，彭德怀于１９５１年八月曾严厉批评部队“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他然后重申“不应再重复彭总指出的教训”。
原名《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