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月16日讯】
深情如许，非深哀巨痛之过来者，岂能信笔为之？– 编者
一
一九四八年即民国三十七年，我十一岁，是我至今回忆中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在此前一年，我从成都市黄瓦街少城小学转学到成都六区一校。这是一个由政府公办的学校，而少城小学是私立小学。所谓“少城”是清代满州人在成都市内自建的一个城中之小城。“少城”即小城之意。那时少城内住的都是满族人又称“旗人”。这些旗人，一出世就由朝廷免费供给一份口粮，以保证其有饭吃，比毛时代的红五类吃香多了。因此这些人大多数都好吃懒做，即平日人们说的八旗子弟是也。辛亥革命后，这些优待没有了，少城也折除了，满，汉混杂而居。但那个少城小学仍是一些有钱的满人办的私立小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也在中、上水平。该校校长姓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女儿又和我同班，我们很要好，天天在一起玩。后来老师也知道了这层关系，因而有些事对我便有些照顾迁就。后来我父亲觉得这样会把我宠坏的，于是将我转学到离我家更近一些的六区一校就读。
到六区一校我就什么关系也没有了。但不久班主任又特别喜欢我。班主任老师叫张洁如，是个女老师，浙江人，抗战中逃难来到四川定居下来。她教学十分认真，也非常严厉，完不成作业或调皮捣蛋者，她要用竹板打手心。打得虽不重，却是一种羞辱。学生们把这种处罚戏称为“请你吃笋子煎肉”。我因为从来不犯规，考试成绩几乎每次都名列前茅，所以张老师对我很好，从来未请我“吃”过那“笋子肉”。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纯正，决不象今天教师节要给老师送礼，不送的要受歧视。记得有一次张老师生病了在家休息，父亲叫姑姑和我一道买些水果去看她。张老师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只取出一个苹果说“这就代表我领了情的心意”，并叫她先生和女儿一定要留下我们吃午饭，弄得我和姑姑都不好意思。
二
那时没有教师节，却有个法定的儿童节，但不是今天大陆定的6月1日，而是每年的4月4日，为何定这一天，我现在也没搞明白，不过肯定是这一天，而且相当隆重。不仅所有公、私立小学校及初中全部放假，全市影剧院停止营业一天向儿童免费放映电影，和演出戏剧。全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一些大商店门前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特别庄严隆重的是在祠堂街中正公园内举行的童子军检阅仪式。各校都派出了一支代表队去参加检阅。现在我一回忆起当年那童子军的装束都还感到兴奋：黄色的童子军服、船形帽、肩章、臂章、警笛绳，完全一个小军人的模样。这一年我也作为校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隆重的检阅仪式，以方正队形，整齐的步伐走过了检阅台。由于我们伫列整齐，步伐统一，各种动作规范，被评为最佳的伫列之一。至今我都还记得那激动人心的《童子军军歌》：
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国家，为人民！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检阅结束了，各学校的校长，老师，部分家长，包括我父亲都在一旁参观，当看到我们被评为最佳伫列之一时，我父亲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爸只当过文职军人，算不得金戈铁马报效国家，我将来送你去读军校，我儿子会成为个好军人”。我当时也是豪情满怀，大有“中原北望气如山”之概。可真世事难料，谁知道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之灾，马上就要降临了……
三
当时成都不管公、私立学校每天上学，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即由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学生们在军号，鼓乐伴奏下齐唱《国旗歌》，两位升旗手徐徐拉动旗绳，使国旗冉冉上升至旗杆顶。降旗则相反。升旗手要熟练地掌握好节奏，歌唱完，国旗升至杆顶，一气呵成。在雄壮的军号鼓乐声中，十分庄严动人。而那《国旗歌》词不知何人所作，大气磅礴尤其感人肺腑，虽时隔近六十年了，尚能记诵：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勿自暴自弃，勿固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为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唱着如此优美雄壮的歌曲，目送着美丽庄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真是爱国豪情直透云霄！不知台湾的中、小学生们今天还是这样吗，
每周星期一要作纪念周，作纪念周时还要高唱国歌，那国歌词，也十分严肃庄重，不仅言简意赅，更文词典雅，宛如诗经的格调，歌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建民国，已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我敢说，今天大陆有的青年人，不怕他学士，硕士头衔，叫他解释清楚也困难。我就写给一个大学生看过，他竟问我“这‘夙夜匪’是个什么匪啊”？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已听惯了“呼儿海哟”之类的下里巴人调，对阳春白雪自不“感冒”了！就是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被中共定为“代国歌”后，一“代”就半个多世纪到现在。“文革”期中田汉成了黑帮份子，这国歌词出于“黑帮”之手如何向世人交代，那方法也绝，当时国歌变成了只有曲没有词，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吧！幸好聂耳早逝，不然要是他再成了 “黑帮”真没辙了，这也算中国特色。四人帮一垮，照理说事情该解决了，谁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知是那位老兄的馊主意，竟用聂尔原曲给填了个新词，把毛泽东也塞进了国歌词内，而且无作者，叫“集体重新填词”，这“集体”究竟是何方神仙也无人得知。反正搞得不伦不类，叫人听了啼笑皆非。后来邓大人上台，才把这“集体词”给“毙”了。为使后人不致忘了这段国歌佳话，在此顺便一提。
四
这一年在期末考试前数周，全市进行了一次小学生讲演比赛。由每校选拨一名选手参加。这一名选手又在各校通过比赛自行选拔。因为比赛的重点是“演讲”而非作文，而且都是十多岁的小学生，所以演讲稿不规定必须由演讲学生自写，可请他人拟稿，不过演讲时不许拿着稿“照本宣科”，大概是要考一下你的记诵能力。张洁如老师派我代表本班参加比赛。对于才十一岁的我来说，真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回。但张老师叫我不要怕，她不但代我拟好了讲演稿，还单独对我进行指导。特别叫我不要“怯场”，她说“你把下面的人，只当作是一排排的树木，只管放开讲去，”。我从小记忆能力较好，把讲稿背得烂熟后，真的对着下面“目中无人”似的放了胆侃侃而谈，其实全都是鹦鹉学舌，按张老师事先“导演”的，甚至讲哪里需要一个什么手式，何处需要个什么面部表情，都一切按老师布置的讲而演之。结果还可以，取得全校第一名，自然也就拿到了参加全市小学生讲演比赛的入场券。
这一下，不仅我，张老师，校长甚至我父亲都紧张起来，希望能看到我“再创辉煌”。于是张老师原来给我拟的讲稿，经过其他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后，张老师又叫她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的大女儿陈瑾再字斟句酌进行修饰润色。我除了上课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但那时的学生根本不象今天的学生这么大的功课负担，我每天还是觉得很轻松愉快。到了比赛那天，是个星期日，地点我已想不起了，反正是个很大的礼堂内。张洁如老师，姜校长，还有位胡老师和我父亲作为家长和我一齐进入了赛场。由各校校长通过抽签，决定每个参赛人出场的次序。参赛的学校有二十来个，校长给我抽到的是9号。规定每个人讲演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分钟，到达十分钟时，评判席上摇铃示警。参赛人坐左边，老师家长旁听坐右边。比赛井然有序地开始了，壁上的时钟正好8点。第一个和第二个上台讲演的都是男生，我觉得他们都表现平平，我心里想今天我应该有希望获得好名次。这时评判席上忽然叫道“3号林瘦娟同学请上台讲演”。上台的是一个女生名如其人略显消瘦，身材匀称，一张很可爱的瓜子脸，大眼睛，年龄和我差不多。一口国语（现在大陆叫普通话）讲得十分流利，音质也十分优美。我还记得她一开始是这样的：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打开我们祖国的地图，你看到的是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 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庄严，美丽，落落大方，令人着迷神往。可是这片美丽的秋海棠叶，现在却在一天天地凋零，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
接下来她以低平而带伤感的语调讲述了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往事，特别突出了外蒙古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赤色帝国主义苏俄勾结蒙共份子，把它从中国割裂了出去，使我们美丽的秋海棠叶，变成了一个既不象鸡、又不象鸭的怪东西。最后，她用高亢的语调说道：“我们决不能再让山河破碎风抛絮的悲剧重演，我们要作中华河山的主人，捍卫我们每一寸神圣的国土”！她的整个讲演，真可谓声情并茂，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喜怒哀乐，以及自然大方的体态“语言”，都被她发挥得淋漓致尽而又恰到好处。话音刚落，评判席和听众席上都同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的讲演征服了全场听众。虽然我在第9个上场时也竭尽了全力，不但未出现什么失误，而且自已都觉得已超日常水平发挥了，但连我自已也觉得这次冠军非3号莫属了。
果然最后3号林瘦娟无可争议地夺得冠军，我居其后得了第二名。校长，张老师和我父亲都对我的表现表示肯定。但也一致认为3号同学确实非常优秀，评判是公正的。我自已也输得口服心服，觉得和人家相比，确是有差距，该向人家学习。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她抒发出的那一派对祖国山河国土的厚爱之情，真是感人至深，至今难忘。1950年我已读初中了，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郭沫若1949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称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人是“反动份子”，说中国不应该以“宗主国的心态对待蒙古”，甚至说蒙古独立后，人家的“前途会更好”。本来此前，对这位郭先生我是很尊敬的，但他这番“高论”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完全是无耻。由于当时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因此把一切气都发在他身上。当时也根本不懂，象这样的事，在中国岂是个人敢随便表态的。于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在闲谈中向同学谈了，没想到马上就有人去告密。学校军代表刘文范把我叫去训了我一顿，说我这是“反动思想”，“反苏言论”。好在那时我才十三岁，未以反革命论处。但在1958年对我进行政冶迫害的判决书中，竟有“读中学时便有反动言论，造谣说国民党要打回来”的诛语，我现在也不明白反对分裂外蒙，就算是“反动言论”，又怎么和 “国民党要打回来”挂上了钩，后来我多次在报上看见，台湾国民党代表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把外蒙挡在联合国门外，那时报上说国民党代表是在联合国“捣乱”，但我却认为这才是民族大义，可嘉可敬。当然，人家也许又认为是反动。不过我们今天那些“反帝”，反台独的英雄，好象从来就不知外蒙比台湾更早就是中国的国土似的。这也许就是党性高于一切的体现吧！
往事如尘如烟，一切过去六十年了。后来我断断续续地知道，林瘦娟的爸爸是个画家，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林瘦娟则不知所终。张洁如老师的丈夫陈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1955年肃反中被捕判刑，张老师本来心脏就有病，经不起这一打击，也离开了人世。他们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陈瑾，二女陈琳，都是大学毕业。陈瑾在华西医科大学作助教，1956年我去看她，她婚姻很不幸刚离了婚，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儿叫竹瑜。我读书时张老师身体欠佳，陈瑾多次为妈妈代课，算是我的老师了。那个暑假中，我去看了她几次，一道出去看电影，逛公园。小竹瑜很快和我好得不得了，我离开成都向她们告别时，小竹瑜说什么也不放我走，我走到门外了，她还在哭“叔叔回来”！我只好安慰她说“竹喻，不哭，叔叔明年回来一定来看你”！
明年，便是一九五七年，暴君制造的政治大灾难把一切都淹没了……
(注：作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今已年逾古稀矣！)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3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