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2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导）广东江门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甄励富3月20号在家中自缢身亡，这是今年以来第7位自杀死亡的中国官员。本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延军和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就中国官员自杀等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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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去年开始中国媒体报导了一些政府官员自杀的事件。今年从2月到现在中国媒体又陆续报导了一些政府官员自杀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一些讨论。孙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般自杀是怎么造成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孙延军：一般情况下自杀都是因为长期的心里压力过大，然后超出了他的经历承受能力。最后产生了精神抑郁什么的，就是心里异常之后承受不住了，然后他就采取了极端行为——自杀。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的官员容易出现这种心理问题吗？
孙延军：应该说最近这几年当官也不容易了。
记者：为什么呢？
孙延军：随着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一开始普通民众的生存环境恶化。后来由于官场呢无官不贪，他的利益份额都是非常重要的，他都是利益链条中的一环。他如果要是官员的内斗中，如果站错了队伍，失去了上级的信任，他只要是站错了队，或者上级对他不满意了，那随便找一个什么错误就能把他揪出来。然后让他去当替罪羊。因此现在当官尤其是低层次的官僚还是非常危险的。
记者：前一段时间看过中国一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说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结果矿工是排第一；政府官员排在第二。我想问一下谢教授，做政府官员有那么危险吗？在中国是不是比别得地方更危险？
谢田：嘿嘿。一般我们从商业的风险上来讲，一般一个投资来讲，如果一般风险比较大的话呢，回报也比较大。换句话说，如果回报比较大的话，风险可能也比较大。我在想这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中国官员的风险已经跟不安全井下矿工相比较的话呢，他应该是回报比较大，或者说当官的谋取的利益非常丰厚，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情况。
记者：对。您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那您觉得自杀人数越来越多，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现在我想我们可能还没有太多准确的数字，因为中国很多东西都是不透明的嘛，那现在如果说中国有800万、上千万的官员的话，那我们还没有数字说官员中的自杀率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同。这个是不是确实有不同，这个我还没看见最准确的数字。那么也很难得到。自杀在全世界都有，中国我们可以想像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自杀的原因可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你想刚才孙教授提到的那种官员的自杀涉及的体制上的问题的话，那很可能中国的自杀是不是跟体制有关系。
记者：中国官员自杀人数最多的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候当然就涉及到权力斗争啊。孙教授中国是全球自杀比较高的国家，你觉得这个中国人自杀率高是不是跟中国人的普遍的心理素质有关系？
孙延军：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按道理说应该是世界上心理素质最好的民族。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孙延军：中国人长期的传统观念来看，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这几年的自杀率说明了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生存环境确实是越来越恶化了。08年就曾经受几个政府部门和党校部门他们的邀请去给这个政府官员讲心理健康问题。因为那时候官员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北京市有一个调查，北京市下属的一个区40% 以上的区的官员是心理不健康的。
记者：有网民这样说，他说中国官员的自杀率并不高，老百姓的自杀率高。所以官员有几个人自杀不值得大惊小怪。那谢教授您怎么看？
谢田：我想是的。这还有一个新闻透明度的问题。估计访民之中、维权人士之中，一些绝望的人中可能自杀率高。因为新闻封锁的原因，这些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关键的问题是缺乏中国社会真实的景象和真实的数据，这个可能是更大的问题。
记者：大家对官员自杀比较感兴趣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官方媒体通常不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自杀？他的自杀原因是什么？湖北有一个副市长自杀以后他的家属对他的死因非常有疑问，就自己去调查，结果这些人也被抓起来劳教了。所以这个让大家非常感兴趣。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孙教授对这个官员的自杀的关注，和这个不公开有很大的关系？
孙延军：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它为什么不公开，因为它这个政治体制，它就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因此新闻媒体也不敢公开。民众和政权的执掌者之间，执政者之间已经成为敌我关系了。那么它做出任何一种新闻报导它都要充分考虑到民众对这件事儿的反应。它越是不想把它放开了，民众就越关注这样的一些事情。
记者：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谢田教授，也谢谢孙延军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