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xx日讯】继《我们的娃娃》纪录片推出后，作者艾晓明的另一新作《公民调查》，关注的是谭作人在震后为维护受害者的家庭的各种维权调查工作，以及为此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和压力，乃至最后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历程。
片名：公民调查
导演：艾晓明
拍摄：艾晓明 谭作人 谢贻卉
剪辑：艾晓明 胡杰
录像支持：滕彪
片长：64分
完成时间：2009年12月10日 国际人权日
内容简介： 2008年8月下旬，川震百日祭后，救援部队开始撤出，媒体不再报道校难；成都环保工作者谭作人和当地志愿者，依然在校难废墟之地奔走，寻找校舍垮塌的原因。
如同谭作人自己所预料的一样，他失去自由；与此同时，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发起了进一步的公民行动，新的志愿者来到四川，寻找遇难学生名单……
本片是有关公民调查的不完整影像记录，也是提交给谭作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主审法庭的又一份证言。
艾晓明纪录片《公民调查》（视频7）
字幕稿本：
(续前)
北京 草场地258号
（画外音）艾晓明：你现在的博客点击量是多少？
艾未未（北京艺术家）：好像一千零三十多万吧，一千多万。
（画外音）艾晓明：有没有遇到过被屏蔽的情况？
艾未未（北京艺术家）：我还没有。有时候写，是在深夜，或者是在国外……有时候会觉得很痛苦。有时候会觉得一个人进到了一个很深的隧洞里边。你的周围，你会感觉到没有人。然后你必须往前走很远，当然，你不走这么远的话，你不可能把话说清楚；但是你把话说清楚的时候，确实有危险。所以，这个是常常会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挫折感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有的；但是也有满足感。因为你会发现，也有同样的人关心着同样的事情 。
（四川大学校园内谭作人的家，和王庆华交流）
（画外音）你写的信？
王庆华：我问看守所的，我说我给谭作人写的信他收到没有？他说，反正只要不关系到这个案子的问题，都应该收得到。我说我要想明白到底收没收到。他说这个你要去问她的管教。我说那哪个时候的管教呢？他说你经常打那个电话嘛。
我跟小蒙说，你看爸的信：他说，我总想用什么方式，来把你从那个危险中摘出来。她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和你离婚嘛。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她说，那个婚有啥离头嘛，反正要你做那个事儿就做呗。我说，那就坐牢。她说，坐牢，等他出来呗。
艾未未：中国人有时候，你会说很柔弱，但是其实呢又很坦然，又很有忍耐精神，很无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感人。
（四川 谭作人的家，艾晓明和谭作人女儿谭小蒙的交流）
问：我看见你还给你爸爸写信了？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嗯，报告一下家里的情况，还有就是叫他好好过嘛。
问：你觉得他啥时候能回来？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可能5•12过了，或者是6•4；再久点的话就不晓得了。
问：你觉得和6•4有关系吗？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应该有。
问：他跟你说了的？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没说。
问：那你咋个晓得呢?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我妈说的。
问：要是你爸爸出来了，你还会不会劝他不要这样做、或者说你想跟他咋个说呢？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没有，他还要这样做就随他去。
问：要是有风险呢？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反正他喜欢做这个，就让他自己做嘛。
问：那你不怕警察再捉他？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捉了，关了，又再出来嘛。
问：吃亏呢？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主要是他自己想做这个事情，我也阻拦不到。
问：你阻拦过没有？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没有。
问：你觉得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嗯，不晓得咋个说。说不出来。
问：你想几个词去形容形容他呢？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不晓得，想不出来。
(谭小蒙写给父亲谭作人的信：
大家都很关心你，不管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猫猫狗狗。我们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而你，好好地在你的宫殿里修身养性，快乐生活，我们也都放心了。等你回家。
你的女儿 谭晓蒙
209年4月21日
（谭小蒙（谭作人女儿）写给父亲的生日卡片）
片尾：谭作人跋涉灾区照片
插曲：《我们时刻在一起》
歌词：
请相信我 我在前行 不管风雨 我奔向你
请抬起头 你别哭泣 不管艰辛 我不离去
请相信我 我不放弃 我们的心 靠在一起
你别放手 请靠着我 我要我们 在一起
天在抖 地在摇 我用胸膛为你遮挡
风再大 雨在下 我用肩膊为你作墙
天无情 人有情 我用双手紧握你手
不管天 不管地 我们时刻在一起
字幕：
公民谭作人、谢贻卉在主灾区10个县市、80多个乡镇，访问了45个学校遗址、58个遇难学生家庭、7个公共墓地，累计行程3000公里。
谭作人被捕后，谢贻卉根据谭作人手稿整理出调查报告于5•12周年祭前在互联网上发表。这是关于川震校难的第一份公民独立调查报告，由公民艾未未发起的寻找名单和校舍质量调查仍在继续。
导演：艾晓明
拍摄：艾晓明 谭作人 谢贻卉
录像支持：滕彪
剪辑：艾晓明 胡杰
片尾插曲：《我们时刻在一起》
歌词:孙潇毅
编曲:阿庆@与非门
演唱:与非门/孙潇毅
特别鸣谢：艾未未工作室
2009年12月10日
（脚本完）
亚洲周刊专访艾晓明摘要
记者：一开始，为什么选择四川地震作为拍摄题材？
艾晓明：开始我没有打算去四川。我想媒体记者都前仆后继地去，有飞机、水艇送他们，我们连个三脚架都背不动，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四川当地的志愿者朋友打电话来，说零八年六月十五号后，媒体退出来了。所以我想去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什么是我们在救灾、大爱、光荣背后应该看到而没有看到的。我去了以后发现，这么大的灾难性事件，应该有一个民间记录，从民间的角度、独立的观察来记录在这事件中人们失去亲人的痛苦。而且校舍倒塌涉及大量的儿童，也是我一贯关注的妇女、儿童这个主题。所以我就去了四川。
记者：这两部片子也许不可能在内地公映，你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艾晓明：我还希望这部片子有一个社会工作的作用，观众看完片子后，挑战了他对这件事的认识的前提，他会去讨论片子讲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这个讨论的过程，就使看不见的被看见了。我觉得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会帮助我们，普通人，认识我们处在怎样的关系，我们的公民权益遇到了哪些困难，如果你想去维护它的话，可能会遇到什么。哪些情况有透明度，哪些情况没有透明度。这是所有公民必备的一堂课。比如《我们的娃娃》，它并没有回答学校究竟是不是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可是它把这个问题交给了观众——为什么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豆腐渣？我们要不要搞清楚？如果我们要搞清楚的话，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去搞清楚？
记者：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阻挠？
艾晓明：有。这两部片子面临的压力很大，能感到受到威胁。而且不是来自地方，是来自国家。我去之前就被告知，“不要维权，不要拍片”。他们把我的名字挂在四川国保重点监控名单上，这让我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我们每天拍完，累了一天，谁不想到宾馆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可是到宾馆需要出示身份证，又不敢，也不知道他们监控到什么程度。有一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别人屋檐下，半夜，两边屋檐的水就往中间流，起来倒掉半书包的水，幸亏器材没打湿。真是很艰苦。我们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有时候不能睁眼说瞎话。
记者：这两部片子里使用了大量的民间影像，包括村民自己的ＤＶ记录，这样做的想法是什么？
艾晓明：很多民间自制的ＤＶＤ，各地街头都在卖，都江堰、绵竹、洛水镇，还有一部分，是五一二当天市民拍下来送给记者、律师，记者律师再转送给我的。我觉得这是民间影像有趣的地方，它是人民保存记忆的一个方式，你看一张碟就卖几块钱，其实是按照成本复制。这里有一种追求：人民希望了解，也希望记住。我们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这是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要不然怎么会卖呢？大量的影像存在于人间，公民用了很多个人记录的方式，照片、DV、手机表达对孩子的哀思，每个小小的纪念碑上都刻着孩子的名字和照片。人们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有拿出来。但是只要这些眼睛存在，他们就看到人间，这些人间的学校会盖得更好吗？他们的悲剧会被避免吗？最后我们可以公开地表达对孩子的哀思吗？而不是将纪念碑打碎，家长开追悼会，外面停满警车，一个外人也不让进，变成禁区。纪录片是一种观察的态度，记忆有很多方式存活，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得到尊重，这个记忆也是一道永不能合拢的伤口。
记者：拍完《我们的娃娃》之后，为什么又继续拍摄了《公民调查》？
艾晓明：我觉得在地震之外，这是公民社会成长更重要的记录。我拍了谭作人、艾未未，还有许多普通人参与到调查里来，他们不是四川地震遇难者的直接利害人，他们是普通人，来自不同的职业，性格也不一样。我希望人们能看见，这些普通公民是什么样子，他们为什么要去四川，他们怎么和家长交流。这部片子记录了关于川震校难的第一份公民独立调查报告是怎么产生的。校难这么大一件事情，中央那么多高官、部门承诺了，谁也没有做一个报告出来，而是两个小人物做了，而且做出来了，有文字、有记录，他们不是拍着脑袋做的，而是走了那么多的路，有了那么多的交流，和直接的利益相关群体，有了那么多手拉手的交流。纪录片想要呈现的，是公民调查者的状态。他们的努力如果不被看见，就被淹没了，就不能成为公共记忆，或者公共生活的经验。这是关于中国的公民社会如何形成的，我觉得特别重要，其实这个社会的治理者也需要这样的知识。所以海关搜查我行李的时候，我说你如果是找《我们的娃娃》或者《公民调查》，我拷给你。他们不要。
记者：《公民调查》的最后，你特别选择了很多谭作人调查中的照片串起，这样做的考虑是什么？
艾晓明：正好那一段是我们没有影像的，他和谢贻卉自己走了三千里路。这样的山河，这样的人，他真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丈量这片多难的土地、破碎的山河，希望能够有所修补，对这么一个大灾难希望有所承担。我觉得这样好的一个公民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实在是一个太宝贵的财产，我希望那些监狱长、法官都能看这部片子，我希望他们看了能想一想，这样的人在颠覆国家政权，还是你们在颠覆国家政权？你们这样践踏法制，这样把一个如此优秀的公民判入监牢，这才是颠覆国家政权。
记者：你会担心可能遭遇的安全威胁吗？
艾晓明：也怕，但也没办法。过去我也不了解，林昭怎么那么勇敢，估计要我做也做不了。有时候这就是困难的选择，我们不希望生活变得非常不平静，工作变得超负荷。但是在做作品时有个工作伦理：比如不能说假话。我觉得这不涉及很复杂的态度，只是工作伦理。另外，在公民调查里，你能看到，大家都非常努力，不放弃。我们社会最危险的是价值的崩溃，从谭作人到艾未未到志愿者，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在修复价值。这一大批人，他们不是为了具体的利益诉求，而是出于价值在做这些事情。包括我本人，我觉得我们的动机，有关方面是不理解的，我们要维护的是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包括人权、公正、平等。这些价值需要有人倡导，用行动去彰显、维护，而且必须大家一起去维护，从谭作人到艾未未，到我的纪录片，到律师浦志强、刘晓原，到崔卫平，等等。
这并不是那些内心特别狭隘、充满了阶级斗争论毒素的人去解释的那样，什么反华势力，什么特务，我觉得这样去妖魔化这个社会这么友善、这么健康的力量，是非常不健康的想法。不仅对社会不健康，对他们本人也非常不健康。说到底这就是一种恐惧，你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可能受到的批评恐惧，对可能不胜任这个掌权者的位置感到恐惧。
（原载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