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2日讯】（中央社台北2日电）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改革”杂志第11期发表文章“极左极右都危险”指出，腐败和垄断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
他说，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个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中新社报导，吴敬琏表示，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别过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
他指出，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各种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他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劳动者收入偏低。比如，一般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地位跟资方不对等：资方虽然没有组织，但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援，而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则完全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
据农学家计算，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20兆-30兆元。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的大贪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些有特权背景的房地产商也趁机大发横财。
他指出，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
他表示，现在中国也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援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他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代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上层是极少数权贵，下层是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所以生长出两种力量——暴君和暴民。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他指出，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