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23日讯】中共政府许多年前提出要设立“袭警罪”,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一直没有定论。在越维越不稳的情况下,重庆市近来准备订立地方法规,确立“袭警罪”。专家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但是治民不治官的恶法,而且会激化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已经白热化的矛盾。
重庆市最近准备订立地方法规,确立“袭警罪”。根据10月24日《重庆晚报》报导,《六大政法单位专家呼吁出台袭警罪》,重庆警方牵头组织重庆市司法系统部分专家、学者召开“反袭警工作研讨会”,吹响“反袭警”集结号。
从2003年,就有人在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对“袭警罪”增加处罚条款。支持“袭警罪”的人认为,许多国家有“袭警罪”可以依循,而且在袭警越来越增加的情况下,要严厉惩罚才能应对。
那么,中国社会确实存在“袭警”的问题吗?《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在《希望之声电台》专栏报导中提到:
张伟国:“就是在中国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面,它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源啊,往往是警察的权力过多、过大、过硬,不受限制、不受监督。那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呢,应该加强法制对警察权力的监督、保护,或者是完善对老百姓基本人权的保护。”
中国民主运动者牟传珩的文章—-《薄熙来挑战国家立法权威,重庆欲设“袭警罪”》中提出,在当今中国设立“袭警罪”,是典型的治民不治官的恶法。他说,如果再设立一个“袭警罪”,则警察权力更为膨胀,公权与民权将更加失衡,公民们必将动辄面临警察“袭警重罪”的威胁。
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也指出,中国的情况和外国不一样,在中国,公安警察主要是执行所谓的维稳任务,也就是针对普通民众的抗议行动,而不是刑事犯罪行为。
章天亮:“比如说强制拆迁,对上访的民众,包括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转业的军人,当这些人在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的时候,中共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通过警察进行镇压。我觉得很难用‘袭击’来形容,实际上是一种正当防卫,就是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的正当防卫。这个我觉得是跟国外的一些袭警动机上、本质的不同。”
章天亮分析,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警民矛盾在于“官逼民反”。
章天亮:“因为中共它本身的政权是一个非法政权,它没有民意的支持,所以它需要有一个…比如说中共的‘党徒’,包括中共的暴力机器,它怎么去维持这些人的运转,包括中共庞大的官僚机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这种矛盾激化,实际上就是那种腐败的官员官商勾结,通过征地拆迁…等等,非常不合理的现象,把老百姓的财富据为己有。”
牟传珩认为,重庆的做法是另起山头,挑战中央的立法权威,也漠视袭警问题的社会根源,在于公民对公安不受约束的权力滥用,本能的恐惧与焦虑,到时如“杨佳砍杀警察”却被民间视为英雄的人必将层出不穷
他说,官媒焦聚警察被袭击的人数,却不报导无辜百姓受欺凌、冤死的数百倍数据。许多人都有过被警察粗暴对待的个人记忆,有着“警察野蛮执法”的总体经验。
今年1月,贵州省安顺市关岭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置民事纠纷时,手指一方当事人郭永华,威胁他跪倒,否则开枪;郭永华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 张磊于是朝郭永华的头部开枪。
新唐人记者常春、吴惟、吴慧真综合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