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14日讯】中国的拆迁之战越演越烈，原来以为这些只发生在底层百姓的悲惨遭遇，现在慢慢也蔓延到一些白领精英。最近，接连有数位博士投诉遭遇拆迁之祸，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09级博士张骎也向外界披露了他所经历的强拆之痛。
以下是张骎的原文：
近闻孟建伟、王进文两博士借助网路反映暴力强拆，其所述情境我感同身受，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过此等场景的博士，我深感自己的渺小和无力。看到辛劳了一辈子的父母每日的愁容，感受到他们遭此恶遇而深受打击的身体和心灵，以及自己不时回想起的噩梦般的经历，我只能深深地自责和无助。在此，我把全家人所遭遇的事故公布出来，希望与孟建伟、王进文以及广大的朋友们一道，借助社会的力量呼唤良知，祈求正义，以尽早结束暴力拆迁！
2010年8月30日早8点左右，济南市北大槐树街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在居民住户并未接到任何拆迁通知的情况下，槐荫区拆迁办、北大槐树项目指挥部、槐荫区西市场派出所、槐荫区保安公司以及社会闲杂人员等共几百人，对北大槐树街114号居民楼实施突击拆迁。当时我正在114号楼6层的家中熟睡，突然被“山崩地裂”似的打砸声惊醒，出门查看，但见由五六十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事后知道是由济南市槐荫区拆迁办和北大槐树专案指挥部有关人员组织参与的，且其中一位叫王彬的拆迁办工作人员为父亲回忆出）在锤砸隔壁邻居家的门窗和墙。
我和父母质问他们为何如此影响居民生活，但人群中一穿白底T桖的中年男子（事后知道他叫袁义伟，是拆迁办雇佣的人员）凶神恶霸似的不让我们管，之后就不给任何解释地朝我身上猛打，并且指示其他人一哄而上对我进行群殴。父母看到我被殴打，就拼命挤上前来用身体保护我，他们却不断强行拉扯我母亲并致她当场晕倒休克。
群殴后，袁义伟又指示其他人把父母和我拖拽到屋里，又用邻居家的木门和一个圆桌把我家防盗门堵住，几十人在外把守，把父母、我及七岁的小侄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达两个多小时。在此过程中，父亲让他们开门给我母亲去看病，但没有任何人回应。在父亲给母亲急救的同时，我开始打电话，8点55分、9点5分、9点15分钟，分别三次给110去电诉说情况。之后，又通过固话114查询到110外线催促，但始终未有员警到现场。在等待110期间，我也给街坊邻居打电话，近11点钟，邻居把我们解救出门。
楼下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社会闲杂人员和保安，在保安的远处拉着警戒线，有城管人员和民警值勤。济南市槐荫区西市场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的领导人员也掺杂其中，办事处卢刚书记的司机、副书记盖永国、副主任丁继章等均在现场。警戒线内，楼上楼下，行人及居民住户不得随便出入。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家所在的楼及其附近已经被封锁拆迁了，但居民事先未接到任何警戒的通知。
在楼下，济南市槐荫区西市场派出所梁保国等民警说没有接到我的110报警求助，于是我向他们现场报警。我诉说了案情，并且请求梁民警问清情况让打人者垫付医药费带我和母亲去看病，或者先到派出所作笔录，但梁民警都不同意，并且私自把凶手袁义伟放走。
邻居搀扶着母亲和我上了西市场派出所民警马月祥的车，但马月祥民警却把我们从车上哄下来，让我们自己走着去看病。我母亲又晕倒在地上休克起来，而傍边济南市槐荫区西市场街道办事处的几位领导却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盖永国副书记竟然还捂着嘴偷笑。街坊邻居、路人等几百位群众对他们进行声讨，父亲哭诉着在大庭广众千人面前向梁保国、马月祥等民警及众公职人员下跪，这时梁民警才叫来一辆中巴车，把我们送往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是我全身多处被打伤，母亲急发脑梗塞。
直到31日中午，这期间没有任何派出所、办事处等公职人员与我们联系。下午1点半，我强忍伤痛，和父亲及现场证人来到西市场派出所询问处理结果。但梁保国民警以“不是你想什么时候作笔录就做笔录的，在这里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为由不给我做笔录。在派出所大院，我们向沈波民警反映凶手“故意伤害与非法拘禁”的问题，但沈波民警却对父亲说“没有这两条罪名”，并朝我们连连摆手，示意我们赶快离开派出所。
在向济南市公安局信访处张红军处长反映了情况之后，9月3日下午，槐荫区治安大队二中队王海峰、刘亮、徐燕峰等四位警官对我和父亲做了近6个小时的笔录。笔录期间，我给刘警官和王警官看了病历，提供了照片和证人。
最后，我和父亲提出了一些诉求。关于先垫付医药费的事情，王警官说无此规定，不能满足；关于带头打人凶手袁义伟目前的情况，王说处于“自由状态”；关于我们反映的打人、非法拘禁、110不出警以及民警事后不及时处理的问题，王说只处理打人与非法拘禁的事，警戒及行政不作为的事他不管；关于30日对我家进行故意伤害和非法拘禁的帮伙是何社会成分、是否有拆迁办及公职人员参与的问题，王则不予答复。9月6日上午，在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病房母亲病榻前，王海峰、刘亮等三位警官做了近两个小时的笔录。
之后近一个月，受害人多次向王海峰警官、刘亮警官询问，但两人均不予通报调查进展。直到9月28日，父亲再次询问王警官，王警官说案情重大、复杂，需要再延长一个月处理，并且还是没有任何案情资讯可以透露。在父亲向槐荫分局伊世金局长反映情况之后，10月1日，受害人的八千元医疗费用得以报销。但之后日子，再无任何处理结果。
直到10月29日，梁保国民警给父亲来电话，说是有了处理意见，内容是：凶手打我的事已经认定，对两小青年进行治安处罚500元。但打人凶手袁立伟、110不出警、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及凶手致使母亲急发脑梗塞的事都不予认定，我们全家所提出的通报案情、凶手赔礼道歉、进行经济赔偿等要求一律不予满足。父亲当即向他们表示，此处理结果不公，我们全家绝不接受。
如此严重的寻衅滋事事件久拖不决之后，受害人最基本的案件知情权都被剥夺，普通不过的赔礼道歉要求都不予满足，人身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而110不出警的缘由不做任何解释，对受害人经济赔偿的决定都不予做出，试问，这是公安机关严肃的办案态度吗，这能体现出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吗，这能弥补受害人的身体和心灵所受到的巨大创伤吗？行政人员的纵容与不作为、人情道德的冷漠，不仅深深刺痛着我一个接受了正规教育十几年的莘莘学子的心，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了普通老百姓以及所有知情人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受损那可比盖几座33层高的棚户区规划楼房更让人胆颤。难道，在法治社会里受伤害被治理的只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在此，我通过我们全家的遭遇向大家倡议，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高喊：结束暴力拆迁！
北京师范大学09级博士 张骎
2012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