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31日讯】转眼之间，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这二十二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有人说，“六四”已经过去，不会再发生了。对此我不敢苟同。
一个历史事件是否会重演，关键因素在于导致那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否已经变化。
当年爆发八九民运，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文革”结束之后，党内外，全国各界的反思结果几乎一致地指向政治体制和个人崇拜，因此民主化本来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八十年代的十年，尽管社会上关于民主的呼声不断，但是当局的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限制下，人民对于民主的愿望屡屡挫败，这种挫败感积累的结果，终于在1989年爆发出来.
第二，1987年的价格闯关试验失败以后，党内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治理整顿”，实际上是想使得改革停顿，让中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改革是否能够继续下去，成为全国，尤其是知识界，包括大学生们的焦虑重点；为了防止改革倒退，学生们决定放手一搏。
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起步阶段就具有了扩大社会差距，增加社会不公的特点，这样的模式发展到八十年代后半期，导致了官倒横行的现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反弹。
综合以上三点，学生们提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推进改革”三大主张，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样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学生们的勇气感染了民众，主要还是因为上述三大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
回过头来看这三个引发了八九民运的根本矛盾，二十二年来，有任何的改善吗？答案很清楚，当然是没有。
民怨积深
二十二年来，中共日益沦为没有理想的利益集团，他们利用谎言和暴力继续抗拒民主，在言论管制和对待异议人士等政策方面，比八十年代的中共都大为倒退。从刘晓波到艾未未，只要提出民主要求，哪怕是温和的言论也会被处以重刑。与此同时，人民对于民主的愿望并未消退，近年来网络上民意越来越活跃就是证明。也就是说，民众的民运诉求与当局的抗拒民主的矛盾更加深化。
二十二年来，腐败现象不仅没有遏制，而且进一步体制化，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人民对于官员腐败的痛恨比八十年代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带还出现了集体性的“仇富”现象，社会不公不仅造成阶级对立，撕裂社会，而且成为激进革命主张的温床。
二十二年来，经济改革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已经到了瓶颈，权贵集团最近几年提出“国进民退”，再次预示了改革停滞甚至后退的可能性；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红色政治”，让“文革”的阴影悄悄出现，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造成不安。
显然，二十二年来，当初造成八九民运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积累越深。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八九民运就再也不会发生了呢？
最近中东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不是社会稳定的绝对保障。那些以为中国现在维持了经济增长，因此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中共的统治就不会遇到挑战的人，应当要有跌破眼镜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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