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0日讯】本文开始前，首先我要向一些访民同胞和网友表示深深的歉意——近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一些访民和网友的求助信涵。在现实中国语境和国情下，作为一位稍有名气的博客作者，能力十分有限。所以，未能很好地帮助他们。对此，我深表歉意。然而，我还想说的是：我对这些同胞的呼吁和苦难并非视而不见，而是一直试图从另一种方式——通过改变现行政治体制寻求治本之道。
一、现行政治体制下无法化解的“信访死结”
访民，是特色中国独存的政治现象。近二十年来，庞大的访民群体，累积如山的访民冤案，一直是现实中国一个十分尖锐和突出的政治问题——据于建嵘先生《抗争性政治》一文提供的资料，从1992年开始，全国信访总量连续十一年上升。并在2003年开达到一个高峰——当年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1272•3万人（件）公民来信上访。之后，随着城市拆迁力度的逐年加大，访民的数量亦逐年增加。
访民问题，也一直是一个令当局无法化解的棘手政治难题——据于建嵘统计，如此规模庞大的上访大军，实际上通过上访渠道最终解决了问题的只占2‰。
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在权大于法，司法依附于权力的现行法律体制下，2‰的结果是注定的：访民所告的对象，大多就是当地政府或官员。或者是与权力结盟的强势集团。至少是背靠权力的人。当地法院往往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甚至干脆不受理。普通信访干部则根本无力处理这些案件。于是，上京“告御状”，便成了无数访民的唯一选择。
在弊端重重的现行体制下，中国访民的悲剧性命运是注定的：中央政府信访部门受理了访民的案件之后，只能作一些作用极为有限的协调。最终仍然要打回原籍有关单位处理。这样一来，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于是，万般无奈、悲愤交加的访民只能重新踏上进京的列车……
《南风窗》杂志曾经对聚集在北京的访民作过调查。结果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560人，平均来京上访14.63次，最近一次平均在京292.07天，平均共跑了3.65个部门和机关。有些人进京上访已数十年，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十分差，有些在路边街头露天居住，靠拾垃圾或乞讨为生……
在“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严酷现实之下，多少年来，绝望之下的访民自伤、自残、自焚、自杀事件频频发生——只不过他们未能像5•26抚/州/大/爆/炸/事件的主角那样被更多人所知而已。
“信访”，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现行制度下无法化解的体制死结。对中国信访制度的严重积弊，不但访民怨气冲天。纵然是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怨声载道：因为他们其实成了体制的替罪羊——成了访民怨恨和社会舆论批评的对像。而事实上他们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5•26抚/州/大/爆/炸/事件更明白无误地告诉中国执政当局：绝望笼罩下的庞大访民群体，已成为中国社会安定的严重祸患。从根源上查找原因，以寻求全新的问题解决之道，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二、于建嵘的台湾故事
如何化解“信访死结”，寻求全新的问题解决之道？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问题研究专家于建嵘先生在《抗争性政治》一书中提出一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最终不及他《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一文中讲的一个故事——
“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在于建嵘的上述故事面前，包括于建嵘在内的任何中国社会问题专家的理论都显得苍白，多余！
三、推动民主，人人有责——新余工人的榜样示范
于建嵘先生的台湾故事，不但对化解“信访死结”，从根本上消除访民现象，具有非凡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如何化解底层民众的绝望，解决中国诸多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同样具有积极的参巧意义。
更直截了当地说：只要现行政治体制不改变，一切都是空谈！
这时或许有人会说：讲台湾故事容易，要将台湾故事化为中国政治现实却难于上青天。
情况确实不容乐观！——现实中国存在着一个这样令人痛心的现象：在西方社会历来是社会进步主要推动力的富人精英阶层，在特色中国却成了民主的消极派。他们当中不少人也深深意识到了不民主体制下的种种弊端和危机。然而，狭隘的小我意识和极端利已主义人生观使他们选择了明哲保身。养尊处优的他们，甚至认为争民主权利是中产阶级和底层的义务和责任，起码应当由中产阶级底层民众尽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所以，面对“绝不”、“五不搞”的现实和现实中国的种种危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选择了移民——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大规模的移民潮，其中尤以专业精英及富裕阶层人士所占比例逐年增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正成为他们投资移民的目标国家。
而中产阶级呢？他们则这样认为：举凡一个民族、国家的重大社会变革，是上层社会精英和富人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面对上层社会精英和富人们明哲保身的态度，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同样采取了消极观望态度。
这时，“穷则思变”，“越穷越革命”的历史现实便重新在中国大地上上演了——只要认真观察和分析你会发现：长期以来，体制改革的最强烈呼声，总是来自边缘、底层知识分子中（这里所谓“知识分子”，是约定俗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目前在现实中不得意的年轻知识群体之间——这一现象在各大论坛和QQ群中最为明显。他们最关心政治，最关心社会时事，推动民主的热情和积极性也最高涨。
上述现实既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苦难沉重的庞大访民群体整体觉悟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不少人开始认识到：没有民主，他们的苦难便没有尽头；没有民主，他们的悲剧便没有昭雪之日；没有民主，便没有他们的一切！……这一点，从近年来以北京访民为代表的访民群体日益高涨的呼吁声、呐喊声、抗争声中更清晰可见。
这里，我想再一次谈谈上月中旬在江西新余市看到的令人感动，令人鼓舞的一幕：在独立参选人魏忠平家中采访刘萍时，我见到了许多人进进出出忙碌不停……经了解，这些是自告奋勇为刘萍、魏忠平助选作“义工”的工友或朋友——他们冒着危险帮刘平、魏忠平向路人派发传单。主动为刘萍和魏忠平的演讲现场维护秩序，助威呐喊……在刘萍和魏忠平最终被关进“法制学习班”时，有几个人因为“涉罪”同时被关。
上述为刘萍和魏忠平参选作“义工”的同胞当中，绝大多数有有过上访的经历。有些甚至有过被关进拘留、关进精神病院的遭遇。所以，在与他（她）们后来交谈中，无一表示：唯有选票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定要争取这个时刻的早日到来。
我国著名学者周有光老要在谈到最近的利比亚局势时指出：他是群众在进步，这个了不起的啊。不是政府、不是知识分子，是群众在进步，群众不满意现状了，他要改变，他没有明显讲，实际上是想民主。
“群众在进步”，何尝不是现实中国的一个可喜进步？
完全可以这样说，以刘萍和魏忠平为代表的新余工人兄弟姐妹义无反顾地推动民主的榜样性行动是历史性的。现在，独立候选人正雨后春笋般从各地涌现，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推动宪政民主的过程是艰难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意识到过程的艰难和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代表消极悲观）
民主，并非是与富人无关的游戏规则（我不相信，中国一旦陷入大动荡之中，富人都能全部移民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去）；是预防中产阶级不滑落为底层阶级，阻止更多底层民众沦为贱民阶层的最佳制度选择。
推动民主，人人有责！个人一小步，民主一大步。唯此，才能“化绝望为希望”！
──转自《李悔之的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