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1日讯】一．陈寅恪与三纲五常
陈寅恪对自由的追求与坚持可谓是当代中国的一座高山。他竟然为了学术研究的原则和精神思想的自由，敢于明确提出政治上的条件，拒绝北上进京任职。这在共产党社会可谓独一无二。然而，足以让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们汗颜的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的文字，却是在他为世人所以为的“封建遗老”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似乎是令人奇怪的，而更令人奇怪的却是：那些几乎终生追随共产党极权专制，不过是到八十年代后有些许觉悟，却自以为是自由主义分子的知识精英，居然始终把陈寅恪当作不齿的封建文人；陈寅恪与暴政的对抗，对思想自由的推崇居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新思索、彻底反省！
陈寅恪的思想是深刻的。在中国思想界，他几乎是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一座高山，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司马迁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正为此，他提出的每一个看法，都让我反复思索，尤其是那些从表面看来非常难以接受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陈寅恪终生不用白话文，另一个是他推崇白虎通义的“三纲五常”。
陈寅恪推崇“三纲五常”！对于这个问题，最为诡异的是生前陈寅恪先生因为这个观点遭到毫不犹豫的唾弃，死后今天这个观点却被那些残酷迫害蹂躏过陈寅恪的专制的鹰犬们匆忙接受了。那位被独裁者们尊为国师的季羡林不知何时忽然成了陈寅恪的第一大弟子，陈寅恪推崇的三纲五常，在他那里居然变成“爱国”并由此爱党的思想。
这真的是在鞭挞蹂躏陈寅恪的灵魂。真的陈寅恪的弟子，汪笺、周一良都因为曲学阿世而被逐出师门，其后周一良知耻至死不敢再自称是陈寅恪的学生，如今季羡林如是、并如此诠释陈寅恪推崇的三纲五常，真可谓是不折不扣的无耻！
陈寅恪推崇“三纲五常”！由于文化基础、思想方法的不同，这在我这个饱受五四后全盘西化影响，推崇个人的后生，尽管早已唾弃马克思主义，接受自由主义，可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若说是“辗转反侧、寤寐求之”，也不为过！然而，在我寻求极权主义的文化根源的时候，却突然幡然醒悟。
二．西方文化及思想的演进
一九九零年，我在彻底完成了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之后，在中文世界引入了两个概念来描述分析大陆的共产党社会及其党文化，一个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一个是极权主义。此后二十年我一方面使用这两个西方学界二十年代后就已经提出的概念分析中国大陆的情况，另一方面跟踪研究了这两个概念的变化发展，为此，对于这两个概念在中文世界的接受和传播，探索和扭曲感触良深。
我们中国人饱受极权主义六十年的害，如果说从五四后，那么就可以说是近百年之害。它使得中国每况愈下，如今道德崩溃，环境毁灭，社会失序，文化几乎可以说已经彻底堕落，然而探究极权主义的文化根源的努力，除了从信仰出发的三去车仑工力学员做出了努力外，在知识界中却始终只有很少的人在进行。相反，寻求极权主义文化根源的是西方学者，是三十年代以来的欧美学人，主流学界。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的，翔实的研究和努力。
研究极权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希特勒的纳粹极权主义也罢，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也罢，它渊源于西方文化，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非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究竟有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有，它又是在什么地方呢？对此既可以从西方思想学术的角度用当代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研究，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予以论述，笔者在此从西方思想方法的角度谈点想法。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从对于“文化”一词的使用内涵的不同就显示出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文化”一词是向内的，化人的，也就是一种人的教化。西方的“文化”一词，Culture，却是向外的，对自然界的。虽然如此，我以为把Culture翻译成“文化”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文化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演变的。而它之所以有这种韧性的，变化的可能是因为文化实际上可以更为广义地看是人在生命中，生存中对人生的探索，人自身，人与外界关系的探索。这种探索向内、还是向外可能随很多偶然的事件，偶然人物的诞生和探索而变化的。
文化思想中的探索和演变是变化万千的，绝非只有一种变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演变。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二元的，人和自然，人和神，精神和物质的二分对立。二元对立、二分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导致为一个最孤立僵硬的框架。而历史的经验事实上也证实了这点。由于人和神，和上帝的截然分立，上帝主宰人，在上帝面前，人只有服从,没有任何变通的可能。上帝给你规定好了一切，并且会为你承担。因此，一旦天上的未知的上帝，被人间的教会、教士所代表，这个二元甚至就变成了一元。所以在西方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世纪前，个人几乎完全没有权利与自由，而被教会牢牢地固定在社会等级制度的位置上。这跟儒家思想所带来的中国古代的多元化社会大相径庭！
任何读过哪怕最基本的教科书的人都会知道，中世纪前，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个极其僵硬的框架，上帝、教会、教士、国王、贵族、平民是不能够流动的，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我说的，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性比较，西方中世纪前其实是最没有自由与人权的。
然而，西方文化的演变却反映出人在对于未知世界探索时修正自己的能力，以及创造性，变通性，人对于自由、美好生活追求的可能性。西方文化通过对最僵硬框架的反弹、扬弃，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居然走出了黑夜。先是国王要求和教会一样在上帝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继而是每个个人要求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与自由，从而诞生出一种强迫教会退出在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地位、代表地位，要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新的价值。在上帝面前，为上帝工作的教士们，社会的各种权力机构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只享有相同的权利。
人权自由思想为什么会在最近三百年在西方产生？因为那里最没有人权和自由。这个道理本来对于相信对立统一，甚至可以广义说使用二分法思想的人很容易理解。然而，盲目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却使得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个问题。道理非常简单，在需要它的地方，就会有产生它的可能。在不需要或者说没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就会被放到第二位。
五四后中国为何从人权问题走向民主和科学，或者说忽视人权走向科学民主，而时下中国为何更多地让人们感到人权自由问题的迫切，也是这个道理。五四前后是传统中国社会，时下是极权的共产党社会；五四，那个时候没有严重的人权问题，时下，这个时候中国的人权问题却和中世纪的西方一样严酷。
2011-5-17 埃森一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