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上集(18)

【新唐人2011年10月1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三章:监狱归宿

第五节:孙家花园监狱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

这牢头那里能体谅到在如此恶劣条件下,仅靠用手工操作的个人技能,是无法保证毛胚不会发生废品的。其实疲劳至极的人内心虽然有一种本能的反抗,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并没有用废品来发泄不满的想法。在废品面前,人人都在动脑筋,如何弥补。

几乎个个明白,倘被队长认死了某道工序的责任,与破坏生产相联系,轻则遭到斗争,重则加刑!扪心自问,谁都不至于烂到在这瑞安心坐穿牢底而不想回家的。划线工序是夹在各工序之间的,我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难过起来,几乎所有废品的事件都要把我叫去。

有一天,见沈师傅的铣床四周,站着一大堆人,六名铣工全在那里,分队长也在那里板着脸,只见沈师傅哭丧着脸,双手下垂站在他的铣床面前,沮伤的面对着一大堆待铣的电机主轴。两个机修工已经把铣床的变速箱盖打开,正在卸下工作台。平时专供清洗另件的大油盆里面,堆着从变速箱里拆出来的齿轮,轴和其它零件。

他是一个在铣床上操作十几年的老铣工了,平时虽然不多说话,对工作却非常认真。那时由于每天几乎持续近二十小时工作,一般操作者在工作中打瞌睡,往往忽视对机器的维护,而他坚持每天对他的铣床实行保养,足见他对设备的爱护。他只有十年刑期,已过了五年多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他的年纪也四十岁了,对工作不敢马虎。

大约一个月前,他曾向我讲过,这台铣床工作不正常,并且还拿出这台设备的说明书,那上面有传动机构的简图,想同我一起找找铣床每次由低速档换高速档时,发生异响的原因。

问题发生后,我曾多次看到他在每次停机的短暂时间中,打开变速箱盖,用手拨动齿轮,进行检查,但是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我认为,新机床在使用初期,齿轮因齿面误差在磨合期发生异响是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按说明书及时进行保养,更换机油,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要么请机修工,彻底的寻找并加以排除,那非得停下生产,至少也要花两天时间,这首先是分队长不允许的,只有等三保大修时再说。

不过机床可不像人,人可以带病每天二十小时工作,机器不行。

果然,几天后一天早上开机不久,咔嚓一声巨响,正在检查另件的沈师傅连忙去关电闸。但为时已晚,机床被卡住,再也无法启动。拆箱检查,齿轮箱冒着兰烟,主轴上一个双联齿轮被打烂。分队长咆哮着,铣刨组一片沉寂。我检起那已被打烂的齿,细细看着,想从那齿的缺陷中找到原因,替沈师傅摆脱他所处的狼狈局面。

从那刚刚断裂的白颜色断面看,显然淬火过大,但没有测硬度也未作金相分析,无法作结论。我又在灯光下细细看有没有旧的裂纹,再看齿形结构,能不能在过量根切上找到原因,但没有测定工具,也没有测量手段无法判断,这些非主管人所不能的。

现在,只有听凭那分队长在那里妄下断语了,一味只知道政治挂帅见物不见人,一味只知道暴力能征服一切,不尊重科学的人却是作结论的主人,就是这些横不讲理的大老粗,会吼人,会骂人,再把一切都归于所管的犯人。

斗争会是避免不了的,整个的铣刨组全是陈旧不堪的设备,就这么一台新的立铣,而且是唯一的一台用钱买的设备,这一台当家铣床一停,由印刷机改制的铣床和另一台立铣床是无法承担某些加工的,由此而造成大量的配件被堵在铣床工位,其后果可想而知。

幸好经过对变速箱的彻底打捞和清洗,除了在残油中找到了断裂的齿轮碎片,还什么都没有找到,否则那沈师傅有意将机床打烂,破坏大跃进的反革命罪行,便是无法抹去了。

“我确实请机修工检查过,但是他说,没有测量工具怎么检查?光凭肉眼也只能看看装配是否松动?销子是否脱落?半轴是否晃动?齿轮啮合面吃合得好不好?该装的垫子是否有漏装?润滑油是否加足?”沈师傅沮丧地哀求道。

铣刨组的人谁都知道,沈师傅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平时我与他接触就知道,凡是图纸上他没弄懂或工艺编得有误时,他总要叫我把车间调度叫来,直到弄清了以后,才敢动手加工。

三天后,买到新的齿轮装上,结果仍然换不起档,搭上挡开机,发动机嗡嗡直响,就是不转,看来,事故并未排除。修复方案拿不出来,沈师傅的祸算是闯大了,铣床组一连开了一周的斗争会,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大家已经疲劳之极,坐在空荡荡的车间里,从门逢里透进来的寒风,使参会者缩着头,分队长象审讯罪大恶极的犯人那样,朝沈师傅狂吼。

“斗争会开得令人无奈,倘若不是因为没有比沈师傅技术更高的人代替他,他恐怕早已关进了小监。就是在斗争他的那一周内,他的行动被严格限制了的,连上厕所都必需向组长报告。显然,检察机关已对他立案起诉了。

事故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只好把所有的罪过推在沈师傅身上。最后还是找到了机床原来的生产厂家,将整个传动系统全部进行更换,如此闹了整整两个月,才使这台设备从新运转。

三个月后,沈师傅接到法院的判决,以反革命破坏的罪名加判十年,合并原判二十年,但一直又没有将他调走,监狱的管理人员十分明白,求一个无偿劳动的技工并不容易,他们也知道沈师傅决不是故意破坏,像这种不明不白的刑事处份,既可以吓唬所有在押人,还可以继续奴役这些技工。

后来,沈师傅的爱人接到他被加刑的消息,以为盼他出狱无望,只好与他离婚。从此以后,沈师傅更加消沉,人也痴呆了。

沈师傅的铣床破坏一案还没有结束,车工组发生一起学徒工组织逃跑的事件。三名学徒:唐元,徐均和胡大鹏先后被推上了金工车间的批斗大会。这个斗争会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月,成为这一时期鼓噪大跃进而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同新犯组不同,斗争企图逃跑的人还是第一次,因为生产车间开斗争会,必须在完成当天生产任务以后进行。

又只有开斗争会,斗争会又选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到了此时,持续了十八小时的劳动、眼睛都睁不开,谁也没有兴趣在斗争会上干吼,对被斗争者动手动脚。“端正态度”的任务全由红袖套们所组成的“打手班子”担任。

想到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要遭这罪,心中自是恨恨不平。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呼啸的冷风直往颈子里灌,真叫又冷、又累、又饿。为了减轻这种折磨,所以个个都作了准备,把所有的破棉袄、烂夹衫都统统捆在身上,用毛巾或被套当作了围巾将颈项死死地围住。头上包着床单破布之类的东西,单将眼睛和鼻子露出来,如此装备就如同银幕上看到的战俘营里的战俘一样。作好准备后就盘腿坐在那里,安安心心的打瞌睡。

(六)春节‘同乐’

从监外不断涌进来的新犯口中知道,大饥荒像洪水般肆虐着老百姓,大街上抢粮店,抢食堂甚至抢菜店的事层出不穷,农村中抢粮仓,攻打县武装部,县政府等以往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终于出现了。特别令当局吃惊的是,这些“反革命暴乱”的头目,竞有中共的地方干部。

当局比任何时候加强了防范和镇压,监狱不断暴满,刺刀下“下水道”密如蜘蛛网,就在这种背井下,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噪,渐渐从广播中,报纸上消声了,而我所在的监狱工厂也不知从哪天开始,恢复了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

也记不起从哪天开始,铸造车间就停止了化铁炉,生产那些苏联式的机床床身停止了。那些堆在院内进行时效的铸铁件,也许就永远堆在那里无人过问了。
直到1963年春天我离开时,被废旧公司用卡车拉走,我想他们多半同丛林铁厂的废铁,落得相同的命运。

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再没被驱赶,日夜不合眼的连续二十小时“困战”,同时也再没那么多废品纠缠我们。自从对唐元三人斗争会结束后,一段时间就再没开这种令人困倦的“疲劳”会了。

尽管我们仍在这铁丝网中,被刺刀比着,穿着囚衣,每顿依然是半罐杂粮一瓢菜,过着牲畜般日子,但精神压力明显在缓解,三年毛氏疯狂的三面红旗消失了。政府官员也公开承认国家很困难,尽管在为暴政作掩饰。

196年春节。我们所在中队准备监狱联欢晚会场地。分队长说话的口气,相对缓和了好多。我第一次听到他对这些劳动力们讲出“辛苦了”这句话。他说国家很困难,厂部正在考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剂和改善大家的生活。

并宣布春节以前提前三天,各车间停下生产,打扫清洁,特别清理,被电焊工的焊机和工具零件堆得乱七八糟的“戏台”。

传出消息,川剧学校的学生要来我们这里进行演出,演出四郎探母,百宝箱、等等传统川戏,并且宣布春节期间一直要放假到初五。在此期间家属来探监的时间和范围都放宽了。

政府如此的“转变”,颇令我们吃惊。

不过,大家都学乖了,有话都咽在肚子里。在这高墙深监之内,告密已成为公开,人们因告密而处处防备。每个人早已习惯了在盘石压迫下扭曲自己的本领,每个人都强忍着饥饿而不说,每个人都对暴政怒目而不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良知紧锁在骨瘦如柴的身躯壳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既恨又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人连真善美都分不清了,人性被残酷的斗争磨灭了。像乞丐一样,只要有半罐饭,维持着生命,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吧。我这么强忍着自己的情感,一直忍了二十年!不,一直忍到暴政被放弃和清算的时候。

那时,我仍对我说,谨记着:“冷眼观变。”

我这几年来就是被中共抛之荒野的孤雏腐鼠,像一个过早被人抛弃的孤儿。犹如泛萍浮梗,随着风吹而动,从大监狱而至小监狱,又从小监狱而到大监狱。回想前年春节,我被那鲁召带进监牢时还是那么幼稚和无知,来不及用理性的头脑审视面前这条布满杀机的坎坷路,为半碗囚饭而大闹监房,不可不谓匹夫之勇,直到得了一纸判决书,我才预感到,我是把牢底坐穿的命。

只是每逢“佳节”,都难免勾起我对苦难亲人们的情眷。顾复之恩,无以回报。我至今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在高墙之内,离他们也并不远,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他们我的下落,因为,倘若我见到白发苍苍的外婆,舵着背,柱着拐杖由我的弟弟扶着,隔着铁窗与我相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老人家?

看到同一监舍的人被唤去接见自己的亲人,抱回一卷草纸,一联肥皂,知道那是妻子或老父母的一片心。这年月得到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啊!看着归来者眼角里留着刚刚淌下的泪痕,不免替他们感到伤怀。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孤独的生活,没有肥皂,我的衣服就从此不用肥皂洗。没有草纸,我用惯了废纸,这些小困难怎能算一回事?

初二这天,大坝子里果然热闹非凡,当我们按照划定的位置坐好以后,四中队的女犯和二中队的老犯,相继从大门进入坝子。这对于一中队四百多号几乎与世长期隔离的关押者来说,两个队的来到无疑增添了节日的热烈气氛。虽然事前分队长一再打招呼禁止“窜队”,但是我周围的人们都争着跷首相望,不断的有人从自己的坐位上站起身来,同进场队列中的相知或亲友招手致意,并不理睬分队长的制止和呦喝。

那一天,我同老潘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今天带着一个大布包,打开里面,放着针线袋和一卷兰色的旧布,一付老花眼镜和一件刚刚才领到的破棉衣,看样子是利用这难得的时间补一天衣服。

这一年的冬天,监狱没有新棉衣,发给大家的是不知从那里收来的旧棉衣,还要确实没有棉衣,又无法过冬的人才能领到。我因此才意识自己身上所穿的,其实比老潘正在缝补的更破烂。从那时候起,我才效仿老潘,准备了针线盒和破布,自己动手补巴,否则就等着衣不蔽体受冷吧。

大家坐定,在喧闹的锣鼓声中,川剧开始。我对川戏实在是门外汉,由于缺乏起码的修养,我甚至对那有名的“高腔”颇反感,如果允许自由参加,我一定不会来的。而周围人讲的龙门阵,除谈接见时收到家属送来的东西而外,便是一日两餐的罐罐饭。

戏台上在唱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绝境,政治上这个舞台,已够精彩。戏在天天的演,自然有心的人就会天天看,看好这本戏,于我一生也就蛮不错了。

侧眼去看老潘,他正一本正经,全神贯注在那里穿针缝补,不时拿起补的巴来端详一下,似乎津津有味的在欣赏自己的一件艺术品,对周围就漠不关心了。

倒是戏台上的那些演员在卖力吼着高腔,令我颇有感于他们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精力,在这饥饿的年代,真是很不容易的啊!

晚上,戏台上扯起了电影幕布,今晚电影:“乌鸦与麻雀”,看那剧中人物的悲剧,就比中学时代看这部电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现在看这部影片会时时与自己对比,我们正在演出的,比之电影中的悲剧更惨十倍。

只要保持着一片清净的心,悲哀也就不致于那么伤心了。

春节过后,生产一直很闲,除了马达外,原先的产品已逐渐不再生产了。工厂明显的在找活干,新增加的品类,例如电瓶车,拉丝机和洋钉机,因为所来的配件已不是自己生产的铸件,结构也简单得多,事故已渐渐的消失。被关押在这里的人除了因分罐罐饭和稀饭尾子,经常发生争吵外,相处得也平和多了。

人们有了空余的时间补衣服,甚至打牌下棋。到第二年“五一”节时,分队长还组织了一次车间的篮球比赛。而我所关注的是监狱里可以接触到的书籍和报刊,在技术室里我天天都要读报,报纸上的消息也极其低调平和,在经过了一阵狂热的喧闹后,编辑们似乎也在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毛泽东显然在极不情愿情况下,让国家主席刘少奇出面来收拾这被搞得一塌糊涂的烂摊子。

但几年以后,当国家渡过难关,稍有喘息后,黄雀在后,毛泽东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事实上确实证明刘少奇再没有翻过身来,最后死在牢中,充当了现代的活生生的东郭先生,留下了中共专制之下倾辄的历史奇闻。

受苦的当然是老百姓。水肿病像幽灵般,长期缠着我们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囚奴们,当时,铣刨组八个人中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有五个人因患严重水肿病而住院。住院病人最后进太平间是常有的事,狱方对水肿病人配给名叫消肿丸的黑色药丸,然而大家都明白,这怎么能治好这种长期饥饿的“病”?

(七)监狱医院里临死前的饿殍

1962年5月的一个早上,我醒来就感到发烧,咳嗽不止,胸部气闷而疼痛。后来疼痛加剧,晚上一睡下便感到胸部受到尖锐的刺痛,三天三夜不能入眠,且发烧到39℃,医生判定为外感引发胸腔积水,窜入胸腔所致。

于是我便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急性胸膜炎和胸腔积水。当即便留在医院里住下了。后来,医生为我抽出了胸腔积郁的黄水,打了几针,病情有所好转。胸不痛了,烧也退了,只是骨瘦如柴了。

又过了几天,稍能行走,我便怀着好奇心,打听到对面的几间病房是专门住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特级病房,一来,想询问一下我父亲的下落,二来也想了解一下一下这些“高级犯人”的情况。便在一个下午吃过饭后,私自走进了那编号为02的房间。

一走进去第一眼就觉得与大病房有所不同,病床的床位很宽松,若大一间房间只有两张病床,住着两名六十多岁的老头。我进去时正碰到他俩正在分护士刚刚送来的一盅“流汁”,那长脸的老者正将流汁倒进两个盅子里,让那圆脸的先拿,两人一付认真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大监房中的犯人。最后还争着去括那送来盅里的残羹。

他俩喝完了自己的流汁,便向我投来陌生的询问。我开始问他们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说出他的名字后,他们都摇头并不回答,眼光里含着长期蓄养的警惕。我又问道:“听说你们二队供应优惠得多,每月每人还有二两白糖?”

哪知道,那圆脸的老者一脸不高兴,板着脸向我正色道:“你是那队的?到这里来干什么?”闻得其中不甚欢迎的口气,我正要回答,那长脸的却开口道:“你问这些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住院规定,病房里的犯人是不准窜病房的?按照监规也是不准窜队的么?”

那口气分明在训斥我,我还没有认真思索说错了什么话,便被下了“逐客令”,讨了这个没趣,一脸羞愧的走出他们那房间,心中老大的不畅快。

想到两位在“旧社会”还颇有地位的人,到这儿来怎么会变得如此的猥琐?连那口流汁都要斤斤计较?是被长期监狱训驯得如此,还是他们本身就养出的防范和忌讳?难道这是一个衰落民族阴暗的心理?看来,在这个牢房里打听父亲的下落,除了一种偶然的缘分,人海茫茫,监狱封闭得比铁板还死。

两天后,由两名犯人抬着一个担架送来了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病人,据说是重庆某看守所的在押犯,那已快入头伏的夏天,病人被白色的床单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头颅在外面,一张像骷髅的惨白的脸,双目紧闭,处在昏迷状态。

护理人员和抬担架的七手八脚将他抬下担架,安置在最里面的病床上。我们这病房一共安放着八个病床,全是呼吸系统的病人。除我之外其余病床上全是生命处在旦夕的重病人。

那刚刚送来的病人,经过医生的一番忙碌,打过强心针后,输液架便在他的床边升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护士手艺太差,还是这个病人的血管已经细到难以用输液针头插入。打针的护士费了将进一个小时,才将针头插进病人的血管中,过了两个多小时,病人才渐渐地清醒过来。醒来后便一个劲的狂咳,从那撕人心肺的哮喘中,令人感觉到他正在同死神作最后的较量。

那天晚上,同房病人被他的咳嗽声吵得无法入睡。没有人陪伴他,医生指定刚刚退了烧的我为他义务护理:在每一瓶葡萄糖药液输完以后为他传唤护士,按时给他服药和喂开水,喂流汁,接小便,以及晚上等他输完液后,拨下针头……

第二天上午,他似乎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轻声地嘀咕什么,可是那声音低得来根本无法使旁人辨听。只见他做着手势,示意希望能坐起来,我便扶他坐起,那一身真算是骷髅架一般,将被子塞在他的背后,刚刚坐定,又是一阵猛咳,见他用手指着小便盆,我连忙递了过去,便见他口中吐出一口血来。

九点光井,护士又给他输液,要我替他捉好昨晚输液的手,我细细看去,那手背早已肿得像发泡的馒头,手背上已扎了二十几个针眼。看来,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该在那里扎针了,只好换一个手,又废了好大的劲才给他输上液。

虽面对着这个命在垂危的人,从他那黑洞洞口中艰难喘出带着血腥的臭气,令人沤心和窒息,但受同情心的驱使,我还是很细心照顾着这素不相识的病人。

他的三餐是由医生决定的全流汁,所谓全流汁只是普通的豆浆或耦粉,每次我用小匙喂进他的嘴里,但他只喝了几口便摆手,中午配给他的是稀饭和馒头,他每次也只喝几勺稀饭,将馒头紧紧的捏在手中。

看得出他心中好想吃那白花花的“美食”,可惜已咽不下去了,如此紧捏着,足足两个小时,也许再也捏不住时,才缓缓地松开手指,馒头掉在床上。

同室的病人见到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唉,活着的时候,想吃却没得吃,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有吃的,却又吃不下去了。”一个又接着说:“看他那样子隔死也不远了,还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一个又说:“也不知政府通知他家里的人没有,听护士说,这个人还是长航局的一个副局长。”另一个人接着说:“当官的又咋个?进来都一样,当官的也赏赏当犯人的滋味。”

一个病房七言八语,议论开了,据我所见,在看守所也常有抬进太平间的,也不见送过什么医院,这一个人能从远地送来,证明了他为官的身份。

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有一条阶级路线管着的,只是他的妻室儿女恐怕此时未必知道,她们的父亲或丈夫住在这里进行抢救,渡过他的最后几天。

不管这个人真是“当官”的也好,或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也罢,这种临终的不幸,未免要勾起面对他的活人们的同情。于他来说,幸好还有一个我为他端水送药,免去了临终时的孤苦无助,我因而联想到我的父亲,倘如也是这般的病危,就不知道有没有人守着了。

接连两天,新来的病员异常的不安,咳嗽呻呤、吐血,不停的呻唤,令整个病房不安。然后是医生的打针、输液,那手脚虽被针头和窜在皮下的药液胀得馒头般浮肿,看着他那痛苦,想到关进来的人,生前受不尽的折磨,为显示政府的“革命的人道”临死还是被弄得这付惨状。

第二天晚上,大概因连续两天的躁动耗废了他仅有的体力,而安静下来,咳嗽也渐渐停止,除急促的呼吸,呻吟也渐渐消失。不料靠门口床位上的那一位中年人却开始恶化,气喘不止,护士忙为他输了氧气,打了针,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才稍稍平息。

两天两夜没有睡好,我困乏已极,大约凌晨五点便熟睡过去,直到八点钟,送“流汁”的饮事员才将我惊醒,接过流计,我用勺揍近病人的嘴边,他只轻轻地抿了抿嘴,并没有张口,仍在昏睡着。用手瓣开他的口送进了药片,也不知他吞下没有,直到中午时分他突然醒来,伸手接过那白面馒头,像很饥饿很想吃的样子,但终于没递进口中,不一会又沉睡去,这天中午,天气亢热,病房里却一反常态,安静异常。

大家都累了,我也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嘭的一声,我从迷濛中惊醒,只见我面前这病人左手垂在床沿上,手中拿着的半边白馒头已掉在地板上。右手还按在胸前紧紧的抓着另外半边馒头,双目已经紧闭,骷髅的脸上微微的一种不屑之情,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死亡。

忙看那胸脯已停止了起伏,用手触摸他的鼻孔,先前直喘的气也已平息,我俯身贴在他的耳朵,轻唤了一声,他没有任何反应,忙叫来值班医生和护士为他测了脉搏,然后看了瞳孔,最后,将他盖在身上的白布,拉到头顶,蒙上了脸。

我明白,他已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便从他的右手瓣开那深陷在白馒头中的僵硬的手指,一边取下那馒头,一边喃喃地说:“唉,可怜的人,阴曹地府中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你不必带这人间的吊命粮去见阎王老爷,今天你自由了,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必为饥饿烦心,为寻觅这烟火食发愁。只可怜你的儿女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死在这里。好在现在你的游魂自由了,即使这监房锁着你的尸身,你的游魂此刻可以去寻找你的儿女亲人了。”

收拾他的遗物才从他的衣袋里得到一封信,那是半个月前他在看守所里写给自己女儿的信,从信中知道,他确曾是航运局的领导,信中他告诉女儿,他已身患不治之病,吐血不止,估计不久将离开人世,在生命最后这段日子,他同意妻子向他提出的离婚请求。也同意女儿和他划清界线,但忠告她,“今天世事险恶,一定要小心处世。”

他的身世我不知道,不管他身前是何许人,但已在囹圄之中,定有他的原因。也许若干年后这妻女知道他如此而赴黄泉,并读到这封临终没来得及发出去的信,有何想法,是该悔恨,还是痛恨?

我呆呆地望着那具被白被单裹着的死者,这具等候火化的躯壳,也不知此刻他出窍灵魂可曾觅到自己的妻儿。忽然我俯下身去将那半边滚在地上的馒头拣起来,与他手中取出的另一半个馒头合到一起,悄悄地塞进了那被单底下的骷髅头边,满足他在临死前那点愿望。

他死去第二天,那靠门床位上的中年人也落了气,凑巧的是他的遗物中,出人意外地的搜出了一封长长的“上诉”。于是,我想到这些死在狱中的人,临终时在他们的口袋里会不会都有些令人费解的遗物?如果把它们揍合起来,未必不是对这个黑暗政治的一份有力控诉?

现在看来,忠告也罢,申冤也罢,都随着死者一笔勾消,其中一定会有许多永远都没说清的沉冤无法见到天日,埋到了浩浩冥府之中了。

病房中不出三天就接连死去两个人,顿时显得一片沉寂,那些卧床者枯瘦的脸上在想些什么?说不定他们就在明天或者后天,也步这两个先行者的后尘,一同去阴司,谁又能料到?

我忽然感到一种死神擦身而过的恐惧,想到我不明不白的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又莫明其妙地关进看守所,想到我们全家人的悲惨遭遇,与其等死,也得弄清冤枉的名分。

知道医院的大门外就有邮筒,投递极为方便。被判刑以后曾经有过申冤的想法,现在被那刚刚死去的人所引发,过去一直苦于无法投递,今天便是时候。于是我找倒纸笔,开始写下了第一次“上诉”。

(八)第一次上诉

第一次的上诉告到了重庆法院,就投在那医院大门外的邮筒之中。

还没有过一个星期,医院的管教把我叫到院办公室去,我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氛。那天只有院长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脸上一付冷竣,我在对面的板凳上坐好后,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冷冷的发话道:“你叫孔令平么?”“嗯。”“什么病住院的?”“急性胸膜炎。”“你知道监规吗?”“嗯。”“政府不究你的犯罪,你有病为你治病,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你体会得出吗?”

沉默,因为我摸不准他说话的含意。“然而,你却不好好的养病,却在病房里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我没有违犯你们的规定。”我辩解道。

“什么?”院长霍的一声站起身来,“你现在是伏法的犯人,敢于在住院院期间乱说乱动,现在还要否认,要我给你略点一二么?”他怒声喝道。

我不想去同他说什么,我知道在监狱里只有政府发言的权利,我的解释只能是多余,便坐在那儿闭着嘴一动也不动。

“你们以为一脱离了中队就可以胡言乱语,不守监规?你以为政府的人道主义是软弱可欺么?你以为你是病人就可以借机攻讦党和政府么?”他把话题缩小了,但,我实在还没有识别我讲错了那些话?

“你借服持病人,说什么人死了就不食人间烟火了,还说什么带着吊命粮去见阎王老爷,真是攻击我党人道主义,恶毒至极!不,你听听?你还说,监房锁得了你的肉身,却锁不了你的游魂,说再不必为饥饿烦心了,真是恶毒至极!”一连两个“恶毒之极”,使他的情绪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他站起身来,一面吼着,一面用手挥舞着桌子上的一张“检举”。

我终于晃然如梦初醒。半个多月来的高烧,烧得我确实有点糊涂了,我开始对我这几天的“放荡”有所查觉了。

这年头,无论到那儿,都要把自己的嘴封得严严实实,那怕是这群快要死去的人中也不例外,我这一曲给死人送殓时吟唱的内心悲歌,竞不知被那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当作请赏祭“神”的刀头了。

这位写检举的人出于何种动机?难道他真认为这么一纸检举,会使他得到病人特别的忧惠,还是想得到“保外就医”?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此刻,我突然地感到了一种特殊的窒息之感,比之在病房中耳闻呻吟,鼻嗅病人吐出的血腥气更加的令我呕心。

但我实在愤恨这个昧着良心,歪曲我说话的恶棍。但是,转而一想,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在当局的高压和引诱之下,形形色色急欲跳出火坑的人,充当当局暴政的“卫巫”们,还少吗?倘若不是毛泽东为了独裁统治,制造使任何言论不能存活的文字狱。这病员中怎么会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怪事?

我这么想着却完全无以对答,沉默了几分钟,院长抬起头来,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明天你出院了,但对于你在病房放的毒,必须向政府作出检查。你住院二十多天表现得不好。”他斩钉截铁的下了结论。

我回到病房坐在床边发呆,一点没注意周围人怎么看我。我知道我的病根本还没有痊愈,看看面前的五个垂危病人,会将我随口说出的伤心话,当作“反革命言论”写进了我的档案里,就觉得这病房太闷,也不值得任何留念。

我开始收拾我的用具,除了一个碗,一张旧洗脸帕,一把牙刷和漱盅以及内衣内裤,我什么也无须收拾。

邻床的病人见我这般反常举动,向我问道:“要出院了吧?”我点点头。其实这些天同这里的人相处得蛮不错。在病号中比较起来,我是病情最轻,年纪最小的,平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乐意为他们端水倒尿,表面看大家对我挺客气,但此时我的心中像塞着一块异物,看着他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生命危在旦夕的骷髅脑袋里真不知在想什么?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带着我打好的小布包,跟着医院的一名干事归队去了。我的病真的没有好,一路上咳嗽不止。

回到一中队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到我的铣刨车间那块划线平板上去,而是又回到了一中队的反省组。进反省组的第二天,年轻的姜干事责令红袖套方伯非,督促我必需在三天内写好检查。然而我该怎么写这检查?我说:“死人不食人间烟火错在那里,又伤及政权的那一根毫毛?说带吊命粮去见阎王爷不是事实么?又攻击了谁?监房能否锁得了人的游魂?我不知道。人死了当然不会再为饥饿而烦恼!我所说的错在哪里?”

生活教育了我,就像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成千上万过去迷信过中共的人,能抗拒这种教育吗?难道在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来对死去的人说这番话,就叫新的犯罪而必须交待么?

在医院大门口投的那一封上诉信,肯定是收到了,屈指算来从五八年反右戴帽至今已糊里糊涂的过了四年多,是不是所有中共的冤狱都这样糊里糊途将人屈打后,胡乱扣上帽子呢?

然而,我在四年来,遭受的奴隶般的折磨和饥饿,同这一块土地上一连串的悲剧竟有机的粘合在一起。

从此我一口咬定法庭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制造冤案,以此公开回答狱方。于是我在狱方责令我写检查的纸上,写了第二封“上诉”,这一次不是投在邮筒内,而是面对面的交给了那位姜干事。

差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我因触犯“监规”而被责令写检查时,我的“检查交待”,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些材料中我痛骂重庆法院,我知道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我加重惩罚;但在法律已被猥亵,无理可讲的年代,这样做说不一定比一味忍让能收到更好的自我保护奇效。

是非既被混淆,那么诡辩就占了上风,罪和非罪本身就是相对的。定罪的原告,被证明是冤判,照样可以被打成被告,这也许就是“文字狱”的制造者们难以预料的了。

我的“检查材料”果然触动了监狱的管理者。

1963年初,一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去,他给了我十分微妙的回答,他说:“你在狱中,特别是在医院期间,没有按照犯人的要求规矩服法,屡犯监规,这种不认罪守法行为,是监狱所绝对不容许的。至于你有冤情进行上诉,又为什么不在上诉期内写?何况,我们是执行机关,管不着你原来的判决是不是冤枉,但是我要正告你,在你的判决还没有得到原判机关改正之前,你必须在这里规规矩矩接受改造,而决不容许你乱说乱动。”

1963年3月12日,由石板坡,凤凰台两处监狱关押的两百余名已决新犯,和一中队经过调整产品结构认为多余的人员一共三百名,集中在孙家花圆一中队,下午五点钟由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我们押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在那一次的大调动中,我和王大炳,潘朝元都被列入了这次发配边荒的名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边荒流亡苦役的生涯!

(待续)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