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上集(20)

【新唐人2011年10月18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四章:流放甘洛

第二节:西西卡的死亡谷

从八点钟开始,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就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初上唱片时就是反右派运动。当时的百姓们那里知道,后来中国接二连三上演大练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就在这首拚命鼓噪的歌声中,灾难便一个个降临到中国百姓的头上。

刚刚抬走了老彭,我听那歌就像是摧人命的丧歌。中国百姓被这首歌唱进了水深火热,饥寒潦倒。真不知这要命的歌声还要响多久?但那广播里发狂的回放,似乎说明当局在给自己壮胆了,难道他们此时一样的心虚?

九点钟后,穿着便衣的管教人员拿着点名册,将全体人员站队集合好,便各自呼喊着划入名册上的名字。按照点名册早已定好的分流,将五百人分成了四大部分,将分别的被押向山谷深处的四个队。

我被一姓李的年轻人点到后,站在我们那一组的已有一百多号人,基本上都是从孙家花园调集来的,这一次王大炳、老潘同我又分到一个队。

集合好队伍后,我们便各自背上自已的破行李,在那姓李的和五个士兵的押解下,走上了盘旋在山间的羊肠小道。山回路转,出了场部的草坪,便一直在向上爬。这儿人迹稀少,经过一个冬天,路上茂盛的荒草虽已枯黄,但仍把小路严严实实覆盖着。

脚下的路好像是留在荒草丛中一条浅浅的划痕,昨夜的白雾在那划痕上凝成霜一般寒露,一边踢着荒草寻路,裤管已被湿透,加上从路边崖洞中不断喷出来的寒气,好像西游记里妖魔出没的地方,令人浑身发抖。

循着山路,转过第一个岔路口,回首再望那落在盆底的场部草坪,已被乱石遮去。还没走上三里路,草丛底下的石谷子路,用它尖利的石头刺破了我的破胶鞋,我的脚被割伤了。一阵剧痛,我已感到脚底在流血,便坐在一块石头上想脱鞋看看,却被紧跟我的士兵厉声吆喝,我只好站起来一跛一拐地艰难的走,就像被打受伤的牲畜,被主人抽赶着!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山谷深处一个小山寨,听那地名怪怪的,像是翻释名称,叫西西卡。“山寨”的前面迎面而来的是一棵巨大的黄葛树,黄葛树背后排着两列互成直角的平房。

其中靠西的一排,墙已塌掉。几个同我们一样的破衣服们正围着一付墙板筑泥墙。而那南面的一排平房,是经过修筑而成的“新”房子,房顶上冒着炊烟。

那些还在筑墙的“老”犯人告诉我们,这儿曾是五年前,轰动全国的康巴叛乱发生地,那些乱石就是的“叛民”们垒起的工事。

那远地方,应是彝族人曾聚居的村寨,那黄桷树必是寨大门的标致,恐怕只有它才能诉说当年亲见的一切!房前户后稀稀落落留下来的几颗柏树,还保留了当年村寨的遗迹。

当我们这支百余人的队午,充满了不安和彷徨的神色,拎着破行李,零零落落地进入到黄桶树南侧空坝子时,早我们一步,先来了几个月的三十余名选遣者,从平房中走了出来,他们的年纪比我们大,最年轻的都在三十岁以上。

一个身披草绿军大衣,满脸横肉的中年人两手叉腰,已经虎视眈眈地站在黄桷树下面望着我们。他腰间别着一个黑色的左轮枪套,右手握着枪套里露出来的枪把,左手执著一根一米长的青杠棒,用他透着杀气的鹰眼,紧紧地盯着我们。那模样极像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林海雪原”,荧屏上的土匪头子栾平。

等到我们的队伍陆陆续续已经到齐,那位带领我们来的年青干事,向他揍过去,递上了方才从场部带回的文件夹,两个人咬了一阵耳朵。提着青杠棒的中年汉子,将套在颈项上的警笛长鸣一声,几个管教人员便从南面的那排房子里走了出来,指挥着将新来的队伍和原来的犯人合在一处,排成六列纵队。

一个编制150人,临时分成六个组的呷咯农场西西卡中队,便在那提棒汉子口中宣布成立。那人作了开场白,自我介绍说:“我姓张,是本中队的队长。”他吼道,横肉在他的脸上抽动。在他一一宣布了本队任职的六名干事的名字以后,随即作了第一次中队训话:“呃!你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改造你们才来的,为了把你们这些鬼改造成人,我们才到这娘屁的鬼地方来!”

“你们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到这儿来是开荒改造的,就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你们的……”他停顿了下来,显然在思索下面该说什么却一时没有想出来,那一瞬间脸部的横肉厉害的抖动起来。

“世界观,”带我们来的那个李干事在一旁接了下话,解了他的围。“对,改造世界观”他清了一下嗓门。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这似乎使他难堪,脸一沉用纯粹的河北腔吼道:“谁他妈的不听话,想从这里脚板上擦油的,就别怪我的枪子不认人!”他亮了亮腰中别的黑亮的左轮枪匣,继续宣布着:“谁他娘敢调皮,抗拒劳动,偷奸耍懒,我这青杠棒就要吃他的肉。”

他把手中的青杠棒向着天空挥舞着,一阵呼啸掠过我们的耳边。队列中一片静寂。看着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心中直打哆嗦。

看来,这儿除了打人没有其它压服这群流亡者的办法。在凶恶的鹰犬面前,我们这群瘦弱不堪的人,简直是一群在狼面前的软弱羊群。

此时,我突然想到昨晚死去的那姓彭的台湾人,下意识的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四周全是高耸的青山,眼前除了一片荒野之外,什么也没有……

中队成立大会开过以后,那张队便向已集合的队列宣布开中饭。并且规定:“今后开饭就照这个队列排好,各组清点完人数后,报告中队长才可依次打饭,吃饭时不准吵闹喧哗。”

说毕,便朝南边那排房子的尽头招了招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个炊事员,立即抬出了一个装着米饭的大烧箕,放在坝子中一个预先安放好的架子上。随后又进厨房里面端出了一个大盆子和一只水桶,大盆子里装的是黑乎乎的“菜”,水桶里装的是一桶米汤。

饿极的流放者怀着复杂的心情,一齐盯着那烧箕和菜盆。两个炊事员中个子稍矮的站到烧箕的背后,一支手抄着一个在看守所最常见的小洋瓷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竹片,队列从最右边的一排开始,人们依次的走向那烧箕。

第一个人双手捧着他自制的大铁钵,接过那炊事员手里已刮好的饭团。他盯着那饭团,也许与他原来估计的实在差得太多,错觉的认为是不是还有一碗?便呆呆的站在那里,没有让位给后面的意思。直到那抄碗的炊事员用手去推他,他才极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钵移到菜盆边,那舀菜的炊事员便将一瓢黑黑乎乎的菜叶,舀进了那大钵里面。于是他盯着那大饭钵里连底都没有盖住的饭菜,一面又回过头去盯着那盛饭的烧箕。

突然,他眼睛一亮,盯着了那桶米汤,不假思索的将就手里端着的大饭钵,向那米汤里猛地舀去。这个动作迅速变成了无声的号令,正直着勃子看着前方打饭的队列轰然一声,所有的人一齐拥向那桶米汤。顿时,一场三天前夜晚,在雅安抢馒头的景象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不过这一次在场的没有一个是雅安事件的“为首份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西面那排房里所有的管教和士兵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那张队长直着眼晴,手里拿的青杠棒一时还不知该向谁打去,眼看一桶米汤被“抢完”,地上到处洒着打泼的米汤,那木桶倒在地上。抢到米汤的一个个咕都咕都的将抢到的水喝下了肚。奇怪的是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士兵和干事制止他们,像看希奇似的目睹眼前这一场“戏”。

只有那张队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命令两个炊事员将饭烧箕和菜盆抬进了厨房里,直到下午两点钟,他才走出来,厉声的喝道:“娘的屁,你们刚刚才到这里,就抢吃的,不想活了不是?老实告诉你们,这里不是雅安监狱,谁他娘要找死,杀两个拣一双,有什么了不起?”

说着他又摸了摸别在腰间那乌黑发亮的枪套,此时院子里的人全都垂着头,那张队取出了点名册,对中队进行了第一次点名。我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治邦”,循着那应声的地方看去,果然是他。自从他们三人在丛林小学被逮捕后,我就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三人的下落,真没有想到我们竟在这里重逢。

当我接过那一团饭和那一瓢菜,定睛看时,那“菜”竟是平常人根本无法下咽的干萝卜茵,不但色黑味苦,而且只有一小撮,那饭不但比在孙家花园还少,而且几乎像像干稀饭一样。这点东西对我们这些饿枯的人,乍填饿壑?

接过饭菜,我便向杨治邦揍过去,他告诉我,自五九年春被捕以后很快调到了雷马坪农场,三个月前突然接到调这里的指令,一来就接受这突击筑墙的“任务”,西边刚刚筑好的这排“新房”就是在原来残墙的基础上赶筑起来的。

他还告诉我,那中队长叫张丑德,是一个生性凶残的家伙,为了避免吃眼前亏,他告诫我遇事忍着点,不要去惹他。

眼下这儿根本吃不到一点疏菜和付食,那做菜的干萝卜茵还是特地从几百以里以外的西昌买来的。平时厨房的灶头上连盐巴都看不到,凡是能吃的东西都锁在事务长的专用柜子里了。这儿的定量除了“仓毫”等说不清的原因,落到犯人口中的,每天恐怕不足六两。

我的心里对“活下去”发生了巨大的疑虑。便向他发问道:“那么,这么几个月了,你们怎么熬过来的?”他摇了摇头,一脸憔悴。“你们没来时,那张丑德为了我们赶进度,每天按规定量发足了我们的定量,同时每天还放我们下班时到山里挖蕨萁根。”他指了指放在厨房外侧的一蹲石磨,“靠它每天晚上把蕨萁根碾成桨,过滤以后便将那白色桨液与米共煮,味道虽苦,但可以充饥。”

监狱方面用牛羊肉当菜吃的谎话,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比画饼充饥还可笑。我们将在张丑德的青杠棒下,在高山峻岭的荒野里,现开荒地,再种上庄稼,等到神话实现那一天,我们中便不知有多少骨头,已在荒野地中去敲鼓了。到了秋收时,命大的能挣扎着活下来,恐怕就寥寥了。

吃过饭,在张丑德指挥下,我们取出库房里已经破烂的绿色军车篷布,七手八脚的支架在那些刚打好的泥墙上,于是便成了我们“临时”监房的房顶。然后按所编的六个组,搬进了这“新居“的监舍中。

地上刚打的三合土还没有完全干透,我们已经管不了那么多,就去那些黄桷树旁的几个谷草堆中抱来了谷草,又一阵忙乱后,便各自按点名册的顺序打开自已的破行李。

当我把行李从坝子里搬进来时看到,挨着我铺位外侧的一个名叫胡俚的小个子,正趁我不在,将已垫在我铺位上稻草挪到他所睡的位置上。我被他这种自私损人的小动作激怒了,待我把自己的行李放下后,便不客气的将那一堆被他抱走的草从新抱回来,那小子又黑又矮,操着一口江津土话骂开了。

唉,真想不到已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还在逞强欺人,一种被人欺侮的羞耻感折腾了我整整一夜。

这一夜,我心里真不是一个滋味,心想在这种保命关头上怎么竟与这样的人相邻?听着山上的风,吹着帆布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又失眠了,西西卡的第一夜,给我极坏预兆。

从第二天开始,中队出动了一个组,进山打野菜,恰恰张丑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个组。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一个背兜,满山遍地去摘采野菜,规定每天每人要采三十斤的任务。

阳春三月,野菜虽然品类很多,但还没有冒出地面,开始唯一能大量采集的,便是那些从石逢里顽强生长出来的蕨萁苔。

派出去的人,没有不以寻觅充饥食物为自己的头等大事,而要在这光秃秃的山野里找吃的,首先就要寻找附近的彝家村落,虽然张丑德一再严厉禁止我们同这儿的老彝胞接触,除规定外出打野菜的人,每天必须完成最低的采集任务,还明确向我们规定,若发现谁与彝胞发生不轨的交往,除按违犯监规之禁条处置外,还用彝胞活活打死逃犯的消息恐吓我们。

另一方面,像我们这种纯粹的政治犯,不知会在这些灾难中充当什么样的牺牲品?不过,无论如何,最初人们寻找彝胞兄弟的目的,都是求取生存。

毕竟是边寨,由于民族的成见,以及毛泽东这几年强迫同化政策造成的反抗,他那套农业合作化政策,遭到了这些民族坚决的抵制。所以这儿农村中受到“三面红旗”的破坏,不及内地的农村。附近的村民们保留着大片自留地,每一家还存有没有吃完的粮食,客观上可以用来救助这些陷入饥饿和死亡边缘的流放者。

开始时,凡出外找到彝胞的人往往“满载而归”,带回了黑糊糊的荞饼和包谷粑!不过他们散居在西西卡附近的村庄,最近的也有五里之遥,这么远的距离以及路途上遇到狗或野兽,及其它种种危险,给这些求食的流放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加上这里人迹稀少,散居在附近村落中的农家就那么几十户,所能提供的食物也是从他们牙缝里挤出来的,数量有限,流放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才可换到。

换到手的食物又不敢公开带回住地,因为张丑德们一经搜出,当即便被没收,何况这一百多号人,鱼虫混杂,就是在求生存的斗争中,也充满了勾心斗角,相互检举并不鲜见。

所以,到手食物便塞进肚子里救一日之饥。偶有藏于野外建起秘密小仓库的,有时逢到了山耗子、兔子或野猫之类的动物,一夜之间偷袭一空。

再说我们身上的钱是被彻底收光了的,同村民们进行换取食物的只能“以物易物”。开始流放者将随带行李中的较为值钱的东西,比如皮衣、毛衣、皮鞋、床单、围巾、毛巾之类的东西带出去,没几天又被张丑德们发现。

对外出打野菜的人出大门时,受到严密监视,一旦发现身上有夹带,便被无缘无故的“没收”。任你费什么口舌和哀求也是拿不回来的。

有的索性把要换的衣服穿在身上,毛巾围在颈上,皮鞋穿在脚上到了外面再脱下来……这其中还有人想出了一个极妙的方法,先把被子捆紧捆好,外裹一床破席子捆紧在背兜底,然后将背兜翻过来,底朝天捆紧在底部的被盖并不掉下来,于是便倒背着背兜给值勤的人以一个“空背兜”的假像。

不过像这种瞒天过海的作法,也真够惨的,五一节大检查时,张丑德们才发现,整个中队竟没有一件好的毛衣。保存着换洗衣服的人不到一半,多数人的破衣箱里已空无一物。还有十几人连破被盖也没有了。

流放者们挖空心思,像蚂蚁搬家一样将自己破行李中能换食物的东西,都悄悄搬进了附近村民的家里,剩下的是衣无二件的彻彻底底“无产者”。

我要算这一百多号人中最穷的一个,历经南桐的监督劳动,以后经过看守所孙家花园又是近三年的劳役,要讲耳闻目染,什么偷、拿、骗、诈在这种社会大学里本应学到一套“适应生存”的本领。可惜,本质决定了我却偏不染恶习,顶着政治犯这不识时务的帽子,与当局顶着干。

(一)同彝胞换荞耙

上山打野菜才两天,揍巧半路上,就碰到了两个赶着羊群放牧的小伙子。他们俩身上都披着这里的人叫作“查尔瓦”的黑色羊毛披颤,头上顶着大白布盘。我虽然并不相信那张丑德带有恶意诽谤的警告,但必竟是第一次,单独的同这些从未相交过的异民族同胞接触,还是下意识地带着一种防备对方的警惕。

他们站在一条岔路口弯道边的一块巨石上,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背着空背兜向他们走进。“嗨!上哪去?”那年纪稍长的用生硬的汉语向我招呼道,口气非常和平,凭我的直觉对方并无任何恶意。于是便将脚步停下来,将自己的空背兜御下来,放在他们立足的那块巨石上。但是从何说起呢?于是小心翼翼的问:“附近有老乡的人家吗?”

“你到村子里去干什么,是不是换粑粑?”那年长的显然听懂了我的问话,也猜中了我的意图。看来,这里的村民们对我们拿东西到村里换食物,已成了他们人人皆知的事。也许因为交通不便,出于对某些工业日用品的需要,他们也乐意这样的“交换”。所以,只要一看到我们这种打扮的人便知道要干什么。

“唔”,悴不及防地被人道出内心意图的我,显出了一股尴尬的表情。

正要回答,那年纪较轻的小伙子说话了:“你走错路了,这里的人家都住在河溪边有水的地方,照你现在所走的方向是山上了,走到天黑都找不到人家的。”

他的汉话,比年长的那个伙计流利,他的补充显然充满了善意。唉!村落傍

水这是一个常识,怎么我会糊涂到连这种起码的常识都忘了?也罢,既然对方已经猜中了我的心思,我也只有把话挑明了。

“你们有荞粑吗?”我坦言相对。那两人相对一视,年轻的那一个从他那散发着异味的“查尔瓦”里面取出了一个布口袋,彝族人向来有长年不洗澡和不洗衣服的习惯,所有用的东西都有一股说不清的异味,一般的人会下意识的同他们保持着距离。不过,对于我们这种衣衫褴褛,饥饿潦倒的流放者,就根本没有挑剔的资格了。

那布口袋里装的是两个足有两厘米厚,直径像小洗脸盆那么大,颜色呈黑色带着膻腥气的大荞粑。一股饥饿控制着我,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成天为饥饿所困的五年里,我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厚实食物的占有欲所支配。

一股充满渴求和羡慕的眼光,从我的眼里迸发出来扫向那布袋,于是,便解下了那条围在颈项上的鲜黄色的新毛巾。
“用这同你换能换多少”?听我这话,那年长的便爽快的从那布口袋里取出了一个荞粑,并不犹豫地送到了我的手上,我真想不到,第一次同彝胞的交换竟这么顺利。尤其想不到一块毛巾竟换了这么大一个荞粑!

我接过来掂了掂,那粑少说也有三斤重,这如果在重庆地区,三十个“高级饼子”未必有这的份量。早知道毛巾在这里能换这么多食物,我真该在重庆监狱里多准备几条带上。

我啃了一口手中的荞粑,证明这确实是荞子做的,便开始大嚼起来,吃着那粑并不觉得有苦味,也不想在他们面前掩饰自己的饥饿。那两个年青人看见我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睛透出了怜悯和同情。

当吃完它的三分之一以后,原来十分饥饿的胃顿时感到一种满足,直到贴实以后,便停了嘴,看了看面前的两个人,将剩下的大半个荞饼,用一张预先准备好的破布包好揣进了怀里,先前对于他们俩的警惕和防范早已荡然无存,反而对他们的朴实、坦诚产生了一种亲切和好感。

于是我们开始攀谈起来,那年长的开始询问我的家和身世,也问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开始语塞,别说语言的障碍,对于我的个人身世,就是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友,也难以理清其中曲折,我想我当时褴褛一身,已经说明了我的遭遇。敞如我告诉他们,我原是一个在大学求学的学生,以及我的“教师家庭”,恐怕会令这两个人吃惊,他们不会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会落到如此地步,所以只好避而不答。

“读过书吗”?我答非所问的反问道。那年纪小的看了看我,似乎觉得这问提得好怪!点头回答道:“读过,读了小学,后来黑骨头反了,学校关门了我们就不读了。”这是一个非常直率和纯洁的彝族人,那张丑德为什么要恶意的宣传这些可爱的同胞呢?

“这是你们家的羊吗?”我指着山崖下正在咀嚼枯草的羊群,大约四十多头骨瘦如柴。他依然十分率真的回答我:“不,这是我们村二十多人家所共有的。”那语言里有一种遗憾。“那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养羊呢?”我问道。

“那是叫什么‘资本主义’尾巴,村里的工作组不准那一家私自养羊,否则就要一律没收杀掉”!他那话音里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你们现在靠种庄稼还是放牧?”我的问话一下子打开了两人的话匣子。

“过去这里很富的”,他顺手抓了一把土地里的泥土揍到我的面前:“你看,这土色黑油油的,什么粮食都出得很多。”说完便滔滔不绝地赞美起他们的家乡来:“没有合作化时,这儿家家户户每年收打的粮食怎么都吃不完,像这么四十只羊,过去一家人就要喂那么多,肥肥的,平时从来不愁吃肉。”

“后来,黑骨头造反啦,他们不要共产党,不参加合作社,不要当官的汉人。”他指着右边一排穿着枪洞的石垒群,讲述六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激烈枪战。

当然,康巴事件的内幕恐怕不是他们俩搞得清楚的。那一次事件终于被共产党血洗了。后来,靠枪杆子逼迫,老实巴交的彝民依然没有躲掉合作社的枷锁。

“一切都归公了,这儿驻进了上面派的工作组,清理造反的人,开斗争会,哪一家不听安排都不行。从此以后家家户户再没有丰收节日了,家里短缺了粮食,连牲畜也跟着遭殃。”

那年青的小伙子露出愤怒的样子,这些年他的家乡发生的一切“巨变”,都在他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反感!

他望着那些在荒草堆里寻觅食物的羊群,停顿了片刻,继续往下说:“一个冬天下来死了二十头羊子,原先由各家集中起来的两百头肥羊,现在也死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这几个做种!有什么办法?合作社不配越冬的牲畜口粮,那牲畜哪能熬得过?”

我们之间这番坦露心迹,使我们初识便成为好朋友,临别时,我们相约过两天我们仍在这里相会,便挥手道别。
往回走时心里特别高兴,今天我的运气真好。趁着腹中有货迅速采满了一背兜蕨萁苔,便兴冲冲地赶回黄桷树。

(二)阎王的“饿死鬼殿”

回到中队的院子里,时间还不晚,院子里已经堆了一小堆野菜,这告诉我还有人先我一步回来了。我放下背兜,一边喊那代昌达为我“过秤”,一边取过中午的饭菜,准备先上一个厕所后再吃,我把饭钵放在三合土墩子上,便朝那刚围好的厕所走去,听见里面传来轻声的说话声,听那声音极像胡俚。

于是轻轻地走到门边停下脚步侧耳去听,果然是他,他正向张队长报告卢建华早上外出时穿的一套新西装。

听说一名华侨卢建华,法院认定他是一个里通国外的“特务”。别看那张丑德外表一付土匪像,对于这150个人的档案上,几个挂了号的人,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此刻胡俚的检举引起了他的重视。不过,在张丑德看来,卢建华内着西装外出,恐怕不会只是用它来换彝人的包谷粑的。

想到这毒蛇就睡在我身边,心中未免发毛,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怀揣的荞粑,知道带了回来恐怕反而是祸事。一面回过身去看那距厕所不远的黄桷树下,灵机一动,快步地走出厕所向黄桷树走去,回头去看对面的哨兵正朝我张望,于是我装成寻找东西的样子,从新折回那条打野菜的路,绕了一圈,藏好荞粑,再回来。饭钵早已空空如也,里面装的中午饭菜不知谁已“代劳”了。

我拿着那空钵闷闷不乐的走进监舍,下意识地看了下胡俚那铺,心中正纳闷间,坝子里张丑德的哨子响了,开晚饭了。

代昌达正在用撮箕将堆在坝子里的蕨萁苔,装进厨房里的洗菜槽,草草清了泥巴,便撮进了厨房的大锅中,煮沸后将熟野菜装入河边的一个大木桶中,用清水“漂洗”。石梯阶下横躺着一条长流着溪水的溪沟,大木桶就放在那小溪边。
第二天清早,代昌达便从那大木桶捞出已变黑的熟野菜,倒进煮开的苦荞粥里,用勺一搅,便成了每天这些劳役者的早餐。这是一种又涩又苦,黑褐色带着苦艾“清香”的东西,我敢说是连猪都不吃的。

每天早上张丑德点名以后,衣衫褴褛的人们端着自己的大铁钵,排着队,焦急地向那饭桶靠拢,依次接过两瓢野菜羹。那接过粥的,一边走,一边还在用舌头去舔沾在铁钵边上的“米”汤。

自从第一顿中饭就发生了因抢米汤的事后,中午便改成了“罐罐饭”,外加一瓢又黑又苦的野菜。开始的一段时间罐子里蒸的是两个人的“定量”,两个人分一罐饭,纠纷当然不断。

到这儿来体质已极度虚弱的流放者,身体更趋恶化,水肿病肆虐着一百多号人。他们中除附近打野菜的人,暂时可以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随带衣物用品,向附近村民换取一点食物,其余的人从一早开始,便在士兵枪托和张丑德青杠棒的押解下,驱向周围的山地从事开荒。

那生荒地底扎满了盘根错节的芦草根,一锄挖下去,锄头便被那芦根咬住。全身浮肿的开荒者常常因体力不足,无法将芦草根挖翻,弄得不好,被芦草根扯住锄头,自己也栽倒在茬口上。

因饥饿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起初规定每人两分地的开荒任务,谁也没完成过,那张丑德下了指令,完不成任务的不准收工。为了督战他亲自提着马灯,在深夜四面漆黑,山风呼呼的山梁上,听见后山传来的锄头声。

但是,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并不送医院,只令一名姓冯的犯人医生做一下人工呼吸,扎几下银针,吃两片药。等到从昏迷中醒过来后,继续劳动。但是,几天以后,有的昏倒的人经救治不能苏醒。张丑德被迫下令往场部医院送。结果,送去的人一去就再没送回来。

(三)卢建华等人之死

张丑德变得越来越暴燥,用自己手中的青杠棒,抽打那些倒在地上满身浮肿的人已成为家常便饭。工地上一时成了虐打流放者的场所。那儿经常可以听到刺人心弦的呼救声。

自从西装事件发生以后,卢建华第二天便停止了出外打野菜的劳动,并调入了开荒大部队。张丑德对流放者的残暴虐待,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绝望。连日来不断的有人昏倒工地,送往场部医院的人使这个中队迅速在减员。卢建华被安排开荒工地的第二天早上,便称病不起。

当张丑德杀气腾腾提着青杠棒走进窝棚时,卢建华横躺在乱草堆中。“起来!”张丑德开始用青杠棒去打他的头,卢建华并不理睬他,依然双目紧闭。对于像卢建华这样的犯人,上面是打了招呼的,张丑德忍着卢的“无理”,向棚外喊着黄大中,黄医生提着药箱立刻出现在门口。

“去,给他检查一下什么病?”张丑德向黄大中吩咐道,一面去坝子里集合点名。

十分钟后,黄大中走出了窝棚,向张丑德作了口头报告:“卢建华体温和脉膊都正常,没有病。”张丑德听到这个结论,顿时怒从中焦起,恶向胆边生。他无法容忍这个卢建华对他的渺视,立刻走进窝棚中,这一次他连问都不问一下,拿起手中的青杠棒,向横躺在草堆里的卢建华劈头砍去。

血,立刻冒了出来,卢建华依然一声不吭。张丑德盛怒益发不可收拾,举棒在卢建华身上猛劈!直到张丑德忽然觉得有些不妙才收了手。

卢建华此时双目紧闭,静静地躺在那里,血还在不断的从头上,身上冒出来。张丑德怅然的提着那染着血迹的青杠棒走出了窝棚,喝令在院坝里已集合好的人上山劳动。

谁也没有再去过问他,卢建华就一直躺在那里,中午收工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直到晚上收工点名开饭时,张丑德才发现卢建华今天一天都睡在窝棚中没有出来过,立刻再令黄大中进去检查。一分钟后老黄慌慌张张向张丑德报告说,卢建华失血过多,心脏已十分微弱,已处于休克状态,生命危在旦夕。张丑德才意识到今天“失手”打死犯人了,而且还是一个挂了号的犯人,立即命令两名炊事员抬上担架,将卢建华连夜送往场部医院。

半夜归来的代昌达透露,卢建华抬进医院时已经死去。然而张丑德严密封锁了卢建华死亡的消息,他自己内心最明白他是打死卢建华的凶手。直到场部后来有人来西西卡调查卢建华死因,仍按他的意图写上“因病死亡”四个字。

又过了两天,开荒工地上另一个小伙子赵小光,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突然喊肚子疼。当时 他面色苍白在满坡芦根的荒地上打滚、呻唤。张丑德走过来,先说他一惯不好好劳动,现在是为了躲避劳动装出来的。后来又说他乱吃地里的野生植物,总之是这小伙子的错,这一次他不敢下手打人了。但拒绝了赵小光求医的要求,也不准他离开工地回棚里休息,这么一直熬到晚上收工。

第二天早上,当张丑德提着他的青杠棒,驱赶大家上山开荒时,不见赵小光入队,走进赵小光的窝棚,见他扑在乱草堆里一动不动。用他那青杠棒去戳赵小光的头,竟然毫无反应,这使他本能的察觉,赵小光已经死去。马上用手取出了一个大口罩,一面喊黄大中,一面将口罩严严实实罩在嘴上。

晚上张丑德召集了中队会,煞有介事的规定: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后任何人不准偷吃生冷。并以此为队规,公开贴在墙上。

西西卡接连发生两起死亡事件,引起了农场场部的注意。尽管在这种草菅人命,把流放者的命当作猪狗不如的年代,可对于急需廉价劳力,刚刚才成立起来的农场场部,一个中队成立不到半个月,短短两天中,就接连发生这种现场恶性死亡总是一个问题。赵小光死去的第三天,场部便派了两名干事到西西卡实地调查连续死人的原因。

几个对“罐罐饭只吃了定量的一半”,认定中队克扣粮食早有怨怒的小伙子,听说来人是场部下来调查卢建华死因的,便围着来人告状,声称“我们的口粮只吃了一半”,“大家靠吃点野菜怎么劳动,怎么活下去”?还有人不惴冒昧,诉说张丑德打人的恶习,这些经历了雅安事件的人,面临死亡威协,正在寻找求生存下去的斗争方式。

当然,这种控告无异于小鬼向阎王爷告状,不要说来人不可能同情犯人,即使碰到讲一点人性和良心的人,对大家的呼吁也只能无可奈何。何况张丑德早有防范,在他的安排下,向来人提供情况的胡俚,代昌达和李治和之流。尤其是那胡俚,怀着卑鄙的动机为了讨好张丑德,着实将卢建华污蔑了一翻。

来人根据这些“犯人”所提供的材料,最后在他头上以“一贯坚持及改造立场,对抗中队教育”的大帽子作了“盖棺论定”。在死亡原因上写着“因病死亡”。而赵小光则作了“偷吃生冷致食物中毒死亡”的结论,在这种任意殊杀无辜的大势之下,无数无辜者就死在张丑德之类的酷吏之手。

紧接着又过了两天,当晚上清点人数的时候,野菜组的组长向张丑德报告,何亮从早上出去就一直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张丑德一起床就跑到野菜组来,证明这何亮一夜未归后,便命令立即清点何亮的铺位和行李,检查证明何亮铺上除了一床烂棉絮和一床破被单外一无所有。究竟是何亮的东西平时换东西吃完了,还是昨天早上席卷而去,连这位组长也说不清。

当下,张丑德对何亮作了逃跑的结论,建队不到半个月首开了逃跑记录。也许原先他曾估计这儿四面环山,地形险恶,这些犯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不敢贸然外逃,殊不知流放者目睹这儿无异于死亡谷,早就有了死里逃生的打算。

(四)张棒棒

特别令张丑德心烦的,首例逃亡,竟发生在他原先估计不会有人外逃的野菜组。野菜组的人逃亡所带来的麻烦比其它组要厉害得多,这些人早晨放出去,满山放野鸭,谁也不知谁去向何方,如果有人早上就跑了,也要等到晚上才能发现,隔了整整一天,已经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派出人追捕吧,在这茫茫大山中间那里去追?

野菜组自建组以来,成了秘密“搬家组”,整个中队的犯人们都已行囊空空,从重庆带来稍微能穿的衣服,值钱的用品,就被这个组的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彝家村寨去了,这些情况张丑德哪有不知道的?但是,派谁打野菜还不都一样么?尤其令人恼怒的是那个阳奉阴违的胡俚,他夹带出去的东西竟是全野菜组最多的一个,只因为这胡俚还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张丑德一时没有撤换野菜组,何亮的外逃终于促使他对野菜组进行了大调整。

当天出工,张丑德即宣布原来的野菜组撤消,它的所有成员全部参加开荒劳动。今后打野菜与炊事员编成一组,他宣布了六个人的名单,全队立即大哗,今后西西卡的一百五十号人的这点口粮又多了几个两条腿的耗子,日子更难过了。

进入西西卡时我本已极瘦,身高1.7米,体重仅34公斤,可谓真正的皮包骨头,唯独两脚肿得像馒头。开始,每天外出打野菜,不时会碰到好运,换些吃的,精神还有所寄托,每天耗蚀的体力也较小,即使如此,每天背回二十斤的蕨萁苔也会两腿打摆。经常耽心会因失去平衡,一交跌下去便爬不起来。

野菜组彻消,我被编入开荒二组,说也奇怪,开始那几天连续地在夜间做梦,刚刚死去的两个人似乎不愿去阎王殿,几乎每天都走进了我的梦境。我小时候虽素来并不相信人真有灵魂,但从打成右派,便开始接受了鬼神这种信仰,常常以此来理解我所碰到的“噩运”。

不知道是因为恶梦还是太饿,开荒以来抡起的锄头,扎进那芦根盘错的土里以后,就像被那根咬住,既挖不翻转,又拔不出来。锄头前的那一坯土,欺我力量不够,戏谑般的直盯着我。

我同几个形体一样干枯的人,站在布满芦根的黑土地上发呆,这时我不禁想起南桐看守所外出收麦的情况,想到那肥沃的黑土地,被三面红旗的巨风吹得荒芜一片,埋下了多少老实农民的尸骨。说不定明天我会跟着死者一道埋尸在这里!想到了死,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发慌便倒在地上。

张丑德走了过来,我赶紧闭上了眼睛,听见他先是怒吼了一声,用他的青杠棒敲我的头。此时,我已打定注意与其拚命劳动,耗尽最后一点体力而死,不如干脆睡在这里,挨你张丑德的棒棒,以死与你一搏。主意拿定紧闭双眼,装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的样子。

“黄大中!”张丑德气急败坏的向山下吼道。不一会,那中年人背着药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开始为我按摩切脉,如此持续了三分钟,“体温正常”,他怯生生的说。他已经亲眼看到,就凭他一句诊断,张丑德就当着他的面,结束了卢建华的生命,但他又不敢作错误的结论。那张丑德果然在怒喝声中向我的背上抽下了第一棍!我缩成一团,咬着牙关忍着剧痛准备迎接他的第二棍!说也奇怪,这一次张丑德踢了我一下,愤愤的走开了。

“张棒棒!”看着他提着青杠棒渐渐走远的背影,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称谓。自从到这儿以后,我总觉得称他为“张队”实在不符合他的土匪尊容,喊起来十分别扭,早就想给他取一个绰号像“张土匪”、“张杀手”、“张屠夫”之类,又觉得太露骨。一般犯人也不敢这么喊!喊不出世的。

唯有“张棒棒”则比较的形神相一,喊出去也不会受到追究。倘若传开了,送进农场场部他上司的耳朵里,说不定还会让他们知道其人在西西卡的作风,今后,西西卡死人也会落原因于他身上,便打定注意,一定把他这个绰号喊出名。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死”在工地上,黄昏渐渐地压下来,脑子里又在盘算,该怎么结束这台“戏”?也罢,索性就睡在这里装死,看你张丑德,不,张棒棒今天拿我怎么办?主意打定,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等到大家集合好队伍,往下走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关注着张丑德对我的处理。他一面吩咐大家收工,一面命令两个组长,到队部拿来一根麻绳。

队伍走了,他一个人留下来,天色越来越暗在我的周围走来踱去,显然十分的烦躁又十分的无奈。不时的向山脚下望着那两个回队部拿绳子的犯人。我却一动也不动,在这种时候,决不能打草惊蛇的。

两个犯人终于提着绳子从山下气喘吁吁的走来,这一次他已无怒意,取过了绳子,便向那二人说道:“你们俩,一个抬手、一个抬脚,试试看抬得动不?”他的口气好像是同人在商量怎么搬动面前这个怪物。

(五)“死狗”战

我被两个人从地上提了起来,按说两个人抬六十多斤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但是对于虚弱极点的流放者却是好吃力的“活”,还没有抬出十米远,我便被抬手的那一个喊“停”,从新放到地上。

“把两手两脚捆在一起好抬些。”他建议道,于是那绳子便派上了用场。

就这样,走走停停,好在张棒棒带着电筒,便在后面撑灯压阵,足足费了一个多小时,等我们回到黄桷树下时,天已漆黑。张棒棒无可奈何的回他的宿舍时,我的周围已围了一大圈人,我开始哼起来。一个人捧着我的大铁钵,递到我的手里,里面装的是晚上的两瓢苦菜羹,我认出那人便是老潘,他与我同赴西西卡,与我在同一个“野菜组”,一直保持着沉默,他的沉默是对这种特定环境采取的一种自卫,沉默其实在某些时候是最好的反抗。

像我今天下午的表演,任打任骂就是不动,也是抗拒劳役的作法,名曰:“耍死狗”。这生平第一次的“耍死狗”,虽然背上挨棒,挨踢的地方痛了两天,但并无巨大伤害。

吃完了野菜羹后,张丑德打着电筒又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正坐在那里双目发直,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恶狠狠地吼道:“装死卖活的,你这家伙就他妈会反动!告诉你,明天还得照样给我上工地去!”

看当时我的外形,无异于一具活的尸体,死亡对我随时可能降临。我被特殊地安排了一个任务,就是跟在开荒挖地人的后面,将那些已被挖断,却仍埋在土里的芦草根抖出来堆在一边。

然而,张棒棒的这种“让步”立即产生连锁效应,几天后,同我一样,放下锄头,与我并排坐在地上抖草根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我坐在黑色的泥土上,脑子里空荡荡的,全身像瘫痪似的。最苦恼的还是饥肠辘辘,便将那粗壮的芦苇根用手抹去泥巴,送入口中咀嚼,可惜那草根干得像竹子一样,嚼不出一点汁来。

张丑德无趣地盯着这些枯瘦如柴的拓荒者,慢慢踱着步,走远了。

我抬起头来舒着长气仰望着天空,天空真美,无数彩色的云变换着奇奇怪怪的图形。小时候,我常常着迷于这些魔幻般的图形,把它们看作是在蓝天上自由奔跑嬉耍的小狗小兔。而今,在我的眼里,它们更像大碗里盛着一个个尖尖“冒儿头”,旁边散开的几片云彩,则像一些盘子里装着的菜肴。

我向身旁的人指点着那云彩说:“你们看,那儿不正摆着一餐饭吗?”周围的人便一齐朝我手指的方向张望,于是大家便认真地讨论那大碗里装的是几两米的饭,一个人一顿能吞下几大碗?一直到张丑德悄悄从远处转回来。“张棒棒回来了!”有人喊道,于是大家便一齐埋下头去。

我的可怜的“死狗”战,迅速在扩大,坐地抖草的人严格的说,按照国际上的规定,像我们这种濒临死亡的状态,即使是囚犯也该住院治疗。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在这蛮荒之地,我们却被驱赶着照样服劳役。

‘张棒棒’迅速成为这个队对他的称谓,他当然知道是我给他起的这个雅号。在焦急和愤恨之余,他终于接受李管教的建议,改变战术,采取新的措施。

一天晚上,以我抗拒改造,消极怠工,煽动全中队集体怠工的罪名,召开了全中队建队以来的第一次斗争会。殊不知这种老套的迫害手段,对于处在生死边缘的流放者已完全失去作用,张棒棒的打手班子建不起来,开场白那段惯例的“端正态度”只能“暂免”。

那天晚上,“张,李”轮翻独白,黄桷树下鼾声微闻,正要散场,大组长慌慌张张报告说开荒三组的两人借解手,去厕所没回来,窝棚里不见人,大概是跑了。

张棒棒挥了挥手,斗争会停止了,一面气急败坏的命令汤干事,带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即出发进行搜捕,各组清点人数。一阵哄闹后,西西卡从新进入黑沉沉的夜。

我并没有入睡,倒是替两个瘦弱不堪的逃亡者担忧。天黑路迷,山沟里其实并没有路,任何悬崖绝壁都是张开大口的坟墓,野狼的嗥叫隐约可闻,令人毛骨悚然!前有大山,后有追兵,两个骨瘦如柴的人还不像掉在虎狼群中的羔羊,怎逃这虎口?就是幸免得脱,又何处求生?时下虽已是仲春三月,在这荒山之中,除彝家村寨家园果圃里有一点绿色的小菜地,荒山之中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第二天下午,汤干事回来了,晚上张棒棒再次招集中队大会,在全队犯人中宣布逃出去的两个人,第二天早上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寨被村民抓获,当场就被彝胞打死。这一次,在他连日忧闷的脸庞上出现了红光,站在一百多号人面前,将两名外逃者带走的两个小布包高高举向天空,活像一个凯旋的士兵用枪挑着战利品向俘虏宣告:

“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我们的老百姓就有这种觉悟,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叫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谁跑得脱?”

他得意的吼着,一百多号人搭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两名逃亡者,做了什么,谁都对这个张棒棒恨之入骨。
谁不明白,两个不幸的逃生者,是在饥寒奴役逼得无法生存下去,才会如此孤注一掷。如果他们真的死于非命,直接的凶手还不就是你这得意洋洋的张棒棒么?!

(六)死亡谷里的老鸦叫

翌日晨,出工之前,张棒棒将我单独地留在工棚里,等到大家出工以后,院中已空无一人,两名士兵便将我叫到黄桷树下,将我的双手反背着树身捆在那里。那姿势很像一个负着巨大十字架向地狱走去的人。我因而想起了《神曲》,我该落入九层地狱中的那一层?但是我清楚地明白,我的可怜身世,那一层都没有我容生之地。

如果,我将进入天堂,可这儿怎么也看不见通往天国的大门,于是我才深深知道,这儿就是人间地狱。暴君毁灭了圣教和神灵,泯灭人性和良知,把人间变成地狱。

中午,大家收工归来,张棒棒将全体衣衫褴褛的流放者召集在黄桷树周围,开了一个现场处理会。宣布对我“停止劳动,就地反省”。他冷笑道:“对这个顽固份子我们已向场部批报,等待他的是严厉惩处。”

真不知道是谁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把人捆在树上,背树反省。如此的“严厉惩处”就像一个精神的恐怖咒,会收什么效果呢。他说完后,便正式宣布“不准再有人在开荒时坐在地上抖草了,实在完不成任务的可以减半。”

从此,白天我便独自在黄桷树下,也没有人来理我。其实,对我最难忍的还是饿,饥饿像幽灵一样缠着我,我想起了冥界中的“阎王殿”。 阎王殿中有饿鬼的说法,使我确信饿确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此刻,我的四肢不能动弹。饥饿便像鞭子抽打着我,我于是不自觉的口念“阿弥陀佛”。

正念之间,忽然想到不知是哪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曾经说过:“唱歌能使人忘掉饥饿”,正好山下飞来了一只乌鸦,围着黄桷树拚命的鼓噪,一边用它那已秃掉了许多羽毛的翅膀拍打着树枝,一面发出“哇!哇!”的叫声。

窝棚的房顶上原来筑墙的基建组,正在为房顶铺草作最后的修整,听见乌鸦的叫声,有人拾起头石向那乌鸦掷去,咕噜道:“不知又死了谁了,这几天老是缠着我们这儿叫。”“唉!不祥之兆!那一个还不晓得挨到哪一天!”

那房顶上传来隐隐可闻的议论声。

我抬起头来,却见那老鸦并不离去,人们越是驱赶它,它越叫越厉害,于是我便清润了喉咙,拉长了声调向它应和着,“哇、哇”这喊声由低到高,由闷到亢。房顶上的人一齐向我投来奇怪的眼光。

坐在大约五十米远处的哨兵,此刻大约正在打瞌睡,被这阵哇哇的叫声惊醒,站起身来,用手中的棍子向那乌鸦挥去,乌鸦这才拍拍翅膀,很不情愿的掠过枝头飞走了。

而我却不停地断断续续地哼唱着:“哇!propose!”,哨兵端着枪向我走来,在我的面前站住,直楞楞地盯着我,我相信当时我那模样一定很可怕,如骷髅般的身上巾巾挂挂,衣不蔽体,两眼发直。两根像干柴棍一样的脚杆撑在一双发肿的脚上,倘若是夜间听到那声音又目睹此景,一定会认为遇到了鬼。

而他却站在我的面前,像欣赏这蹲“收租院里”的“准泥塑像”。也许他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形象还在喊,喊的又是什么呢?在一片莫明其妙的眼神中他终于摇着头,若有听悟的自语道:“装疯卖傻,疯了,疯子,真是疯子!”哨兵喃喃地咕噜着走开了。

我就这么隔着三五分钟,有节奏的唱到中午。房顶上的人下来了,围住了我,尤其是杨治邦,用一种怜悯的眼光久久注目着我的脚。张棒棒走到我的面前,眼里闪着凶光,一言不发地盯着我,几分好奇和无奈飘进了那三角眼。他回过身去,喃喃地咕噜着:“疯了,疯了,装疯卖傻!”

他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喊!因为徜若,我用另一言辞来呻唤,他必会与我答话,那就是:“哇!我饿!我饿……”可是,我为什么要让他与我接话呢?“唱歌可以使人忘记饥饿。”我想到的只是一首减轻痛苦的歌。

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把我套上黄桷树,到晚上放我就寝,我就用这个音符,重复的一遍又一遍地唱着:

“哇!propose!”三天过去了,农场场部的庞总管教长闻讯专程赶到西西卡,张棒棒当着他的面,用他的青杠棒指着我向他报告:“这家伙死不悔改,不劳动装疯、装死狗、装老鸦叫,什么都装。”庞大管教像观赏一个奇怪的东西盯着我,一脸的狐疑。

从此以后,我在西西卡装死狗,装老鸦叫便成了吏、囚皆知的趣闻,我也因此而名扬甘洛农场。

后来到了盐源,邓扬光曾几度以此来取笑我。他说:“你有什么能奈,除了装死狗装老鸦,你又有什么能奈!”比之轰轰烈烈死于枪口的反抗者,我确实是逊色了。但与那些从你们狗洞中爬出的败类,我又值得骄傲,而我的同难们说道:“怎么啦,你们就把他没办法!”

直到十五年之后,我被当局传去宣布我“无罪释放”的那一刻,我的同难们都还在提起这段令人伤心的趣闻。

他们说:“老鸦和死狗帮你抗拒了那非人的奴役。”而我则坦然地回答他们:“其实,这是一种动物本能的自卫。否则,我也许就同当时那些耗尽体力,饿死在西西卡山上的冤魂一样,无法超越那道鬼门关,也无法活到今天了。”

苍天不灭我,我得感谢苍天!只是回想起那张棒棒,便觉得中国人的愚昧,可笑可悲。其实这一切灾难全都源于专制极权。若非毛泽东陷大陆于饥饿,我们怎会身陷在如此绝境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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