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0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四章：流放甘洛
第三节：黑色的夏天
八十年代初期，我看到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记录的有关资料。杨尚昆按四川省“三年自然灾害”的呈报，承认饿死了1250万人。根据中共对灾荒一贯瞒报、谎报的惯例，这个数目是被缩减的，实际的数目只有到清算“三面红旗”时才会得出，然而这个数子在毛没有死时，是绝对封锁的。
1962年3月，我们流放到甘洛时，已处于大饥荒后期。但是一群形容枯槁的流放者，仍然被驱迫进行高强度的劳作，从而使这些流放者迅速变成饿殍。
西西卡的房顶刚好铺完，几场春雨便降到久旱的西西卡大地上。初降的雨露，本是苍天降给人间“润物细无声”的爱抚，但对于我们这些虚弱不堪的苦役犯来说，却是又一场飞来的灾难。
大雨连降几天，我们憩住的草棚，雨水顺着泥墙，如注地倾注到我们的被子下面。浸透了谷草，也浸透了破烂不堪的棉絮。三合土地面上水汪汪的，就象流水一样。黄褐色的雨滴，渗过屋面的蓬草，趁夜滴打在这些浮肿的拓荒者身上。
开始的时候，疲惫不堪的人们，并无精力去理会那些打在他们身上的雨点。只要脸上不被雨点打着，便蜷著身子躲避，直到满屋都是雨滴，又无处躲藏时，大家才惊慌的起来。
人们相继爬起身来，用自己的破脸盆和大铁钵承接雨水。苦的是被雨水浸透了的被盖，已无法抵挡寒冷，我们卷曲在湿透的被子里瑟瑟发抖。
若在内地，现在正是播种、插秧的农忙季节。然而对于被困在西西卡的这一百五十名流放者来说，却正经受着一场生死大劫难。
迫于无奈，他下令扎雨班。那雨一下就是七八天，中间没个间歇。被饥饿缠昏了头脑的人们这才想起，一年一度的黄霉雨季已经来临。
极度虚弱的苦役犯，经过这番袭击，发高烧的病人迅速增加，由黄大中送往医院的人，又多半死去。
一场春雨在张棒棒的花名册上，一下子又删去了六个人。张棒棒开恩，命大家趁下雨的间隔，到周围山林中捡干树枝烧成火炉。一来取暖，二来烘干已被打湿的衣被。
于是各监舍马上腾出一块空地，围了几块砖，准备生火。经历了一个冬天，西西卡周围的山林中到处是干柴。不一会，大捆的干柴就堆在各监舍的门口。一阵忙乱，窝棚里腾起一阵滚滚浓烟以后，大家便开始烘烤被打湿的衣被。因为下雨，我也免去了背黄桷树的处罚，跟随大家去山上拣柴。
连日的阴雨，野菜也渐渐接不上了。铁钵里的稀粥越来越稀，人们越来越饥饿。
初降春雨浸透的山林，从地心中蒸发出的一团团的白色雾气，覆盖了西西卡四周白茫茫一片。我想，此时此刻，必定会有人打逃命的主意。
果然，第二天天刚亮，就听说昨天夜里开荒三组又跑了一个人。中午时分，打野菜的人便来向张棒棒报信，说昨天逃跑的人，就在不远处被野狼吃掉了。
下午三点钟，张棒棒集合全体流放者，冒雨跟着带信人向出事地点走去。距我们的驻地最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块在五天前刚刚开垦出来的一片荒地附近树丛中，领路人停下了脚步。
在一丛荆棘围住的青岗栗树枝上，挂着一些蓝色和白色东西。定眼细看，树枝上斑斑点点，挂着从一件破棉衣上撕扯下来的棉花和破布条。在树丛脚下的杂草堆中，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赫然摆在大家眼前，那是死者的头颅，以及被撕咬得不成人形的残躯，令人毛骨悚然。
距残躯不到三公尺的地方，扔着一个小布包。在小布包上面，也染满了血迹。仔细再看，周围的树技和树杆上溅着点点的血肉，留下了死者在临死前同野狼拚命搏斗的痕迹。死者年仅二十岁，但已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努力回忆着他的外貌和举止，以保存一份记忆，但我仍然想不起来。这是一个我不认识也不曾有过任何交往的同龄人。死者的父母和亲人，还在远方倚门祈望着他能平安回来，但他葬身野狼的腹中，永远不能回去见到他的亲人了。
张棒棒柱着青杠棒站在尸体边，手舞足蹈的向我们进行着现场教育。
人们浸沉在恐惧和悲伤之中，树丛中的雾气里面，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除了饥寒、奴役和鞭打折磨之外，还有一群出没于营地周围的野狼，虎视着想逃脱这地狱的任何人。这难道不是当局的精心选择么？
那死者是我们之中还不懂事的孩子。他究竟触犯了哪一条死罪，该送进这荒山野壑中的野狼口中？离驻地这么近，夜深人静中，怎么没听见死者同野狼搏斗时发出的呼救声？我努力地去回想昨晚睡觉前的所有细节，想回忆起昨晚所听到的异常的响动。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察觉。是死者因饥饿虚弱恐惧而无力喊叫，还是他压根就不想出声，抱着宁可搏斗而死，也不想被抓回来活受罪？
我被血腥气憋闷得慌，忍不住，脱口喊道：“哇！哇！propose。”所有的人都向我转过头来。张棒棒不屑地瞪了我两眼，但没有吭声。
不一会儿，打野菜的几个人杠着锄头随后赶到。三个人就在那荒地旁边挖了一个大约只有一尺深的坑。将就着把死者的头、遗骨和那包刨进了坑里，垒起了一个小土包。
尸体埋下以后，张棒棒还用手指着那个小土包恶狠狠地说：“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反改造的下场。”
是的，这就是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无辜的流放者的悲惨下场。不过，他毕竟太年轻了。风沙和泥土可以很快地淹灭了他的血迹。然而却无法抹去这血淋淋的血债。
其实，我对死亡已没有什么恐惧。
回转的路上，我忍不住再次向苍天哀呼：“哇！哇！propose。”只有这样，才能略抒我心中的悲伤。
身临绝境的人，只要死神还没摸到自己的头颅，必然对自己的生存抱着希望，并且有所行动。像这位刚刚死去的小伙子，未必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逃亡成功，便朝着死神手指的方向走去了。
在当时，像胡俚那样不惜出卖自己的同难而祈求获得宽恕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看到希望渺茫后，只好忍耐和沉默。
当然，也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调到另一个可以维持半饥半饱的劳改队。
虽然到西西卡不到四十天，这一百多号人中就已先后死去了十一个人。虽然死神天天都在摸着某一个人头颅，但是只要没有模到自己的头上，人们依然抱着各种“希望”熬下去。
西西卡没有暴动，西西卡依然无声无息地在等待着死人。人们在沉默，在等死和各种“希望”中扳着指头熬日子。
（一）人吃人
五一节来临了。这一天，也是我们在这死亡谷中熬过的第四十天。我们谁也不会去想共产党何以会对这个节日怀着“虔诚”的敬意？节日，早已对我们毫无意义，充其量带给我们思念亲人的痛苦。
而这一天引起了死亡谷中大家的关心。因为在前一天中午，王事务长已当着大家的面，煞有介事的说：“场部为了让大家过好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五一节，专门组织了一个车队去了成都，采购腊肉和干菜。”他这么一句信口说出来的话，谁也不会去细细思索。
其实从成都来的时候，王事务长“牛羊肉当小菜”的诺言，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上这儿才一个多月，他便立即改口，好像成都那儿又有取之不尽的肉和菜似的，竟会派一个车队去成都运来？这比哄孩子还要可笑。
中共对我们骗惯了，对这一百多号饿昏了的人，谁还有兴趣去追究他们当初的谎言？不如阿Q一点，把它当作一个希望，真的从成都开回一个车队的肉和菜。
王事务长看到大家那期盼的表情，因而来了劲，提高了嗓门吼道：“经中队研究，五一节给每个人加大米四两，腊肉二两！干萝卜一两，干咸菜一两。”人群活跃起来，几个骨瘦如柴的人竟举手欢呼起来。
屈指算来，从春节到现在，整整三个月了，几乎没见过肉是什么样子的流放者，有人在脑海里盘算，二两腊肉切开来有几片？王事务长信口开出来的菜单和加餐粮，能够填饱一顿肚子吗？有人就地发言：“只要政府开恩，哪怕吃饱一顿，马上去死也心满意足了。”这话听来，道出了我们的无尽辛酸，四十天来死去的十一个人，不都是些饿死鬼么？
大家的眼光，一齐聚焦到了厨房里，盯着那里的炊事“官”，好象会从他们的身上盯出五一节“丰盛”的菜肴来。
代昌达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们称他为一号猎犬，是西西卡中队的头号红毛犯人，张棒棒钦点的炊事员班长，他是从成都监狱来的，自从当上了那炊事班长的“官”，便比一般犯人高出一头，炊事组单独住在厨房里，平时从不同任何犯人往来。
代昌达被捕前是有“前科”的，因为偷摸被警察抓过，他充当刑警队“二排”后，专盯“反革命犯”的“反动”言行，并在刑警队管吃、管用，后来，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打伤了人，才被“新账老账一起算”关进了监狱。
这种败类，历来是“阶级斗争”所依靠的对象，虽然谁都知道其人品极其卑劣肮脏，是一条靠一百多犯人的“血”养得一身横肉的“两脚犬”，奈何我们一百多号人的生活大权，有一半掌控在他手中，我们每一顿的“吊命粮”，就是由他称米下炊，开饭时，又由他手里的勺子，给你的铁钵里装上孰轻孰重的两瓢。
因此，大部分的流放者，虽然心里对他恨之入骨，但在表面上却不敢得罪他，面子上还得陪着笑脸，与他寒喧。
站在代昌达身后的人叫李治和，是代昌达的搭当，此人是一个将事务长交给他们的全队口粮先行吃饱后，再将所余部分熬成米汤倒进野菜桶里的“克扣能手”， 他原是重庆地区的一名惯偷，翻墙越壁，撬锁破门，本是他混迹江湖的看家本领。
入狱后，他常将犯人们不堪压迫和虐待的牢骚话打成“小报告”，及时面呈管教干部们，因而讨得张棒棒的信任。
雅安抢馒头事件的为首分子，便是他检举告发的，到了西西卡，他便成为张棒棒选择的炊事组人选，爬上了流放者们的头上，变成一只吸血的蚂蟥。
李治和的榜样作用，影响了一些人，胡俚多半就是跟他学的，西西卡中队成立四十天，连续十一个亡灵，代昌达、李治和可谓直接的小帮凶。
五一节前的下午，大家开始打扫清洁，厨房的外面，围观了一大群囚奴，一向专横独裁的张棒棒，今日破例，第一次向这些围观的流放者表现他的公正。
这大概是因为西西卡连续死亡事件，有人向场部报告西西卡克扣囚粮的一种反映。下午三点钟，张棒棒亲自提着秤杆，叫王事务长打开保管室，从里面取出了一块熏得黑黄的腊肉，然后亲自撑秤，并将秤足的四十五斤刻度亮给在场的人看，以此表明没有切下一块私藏。
称完肉，张棒棒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吩咐代昌达：“全部一次下锅，每人三两不能少。”同时还指派了基建组的杨治邦作“监厨”。围观者盯着那黑里透黄的腊肉当场锁进了厨柜。
第二天放假，中午大家特别守秩序，各自围在院坝内被指定的圈子里，每一个组派出三个人从厨房的窗口取回全组的“丰盛”午餐。
今天是“两菜一汤”，那已经蒸满的罐罐饭面上，盖着几片黑中透黄略带“哈”味的肉片，每一个圈子中间，都摆着大大小小形状怪异的铁钵，两个人紧张的向铁钵里分进菜和汤。其余的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分菜人手里的勺子，看是否公平，也看勺舀进铁钵里的菜有没有撒到地上，今天的干萝卜特别香，各个圈子里都传来分菜多少的吵嚷声。
菜分完后，大家把领来的罐罐饭排成一列，围成一圈，令一个人背过脸去，另一个人拉开排列着的饭菜中为首的一罐，插入筷子，由背过脸的人任意喊圈子中某某开始拿第一份，其余的按顺序取走属于自己的那份。
即使如此，端到菜饭以后，大家仍然不断地评多论少，那些分饭时洒在地上的萝卜干，当然被捡得干干净净。大家端着盖着肉片的罐罐饭，数着那些黄熏熏的腊肉，多的有六片，少的五片，一直都舍不得吃，等到了把菜汤都喝干净以后，才如珍品般的慢慢品赏。
忽然，开荒三组的那个矮个子组长，带着王事务长出现在厨房门口，并径直向灶边的煤堆走去，只见他操起煤堆旁边的铁铲，当着王事务长的面，在煤堆中刨出一块黑黑的腊肉来，王事务长面对这黑里透黄的肉，一脸尴尬无奈，人们立刻哗然。
原先安静的院坝，立刻乱哄哄的，大家把厨房门口围了一个水泄不通，代昌达、李治和二人被叫了出来，面对着那块沾着煤屑的腊肉。有人拿秤一称，有六斤三两，“看，总共才四十多斤的东西。张队长称给大家看的，叫一点不少下的锅，却被这两条狗衔了这么大一块走！”人们愤怒地呐喊了起来。
“真他妈的歹毒，天天喝我们的血！”
“喂不饱的狗，你们看，代昌达长得像头猪！”
“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两条狗什么时候偷了那么大一块肉？”恶骂和尖叫，喧嚣了整个院坝。人们只有用厉声叫骂来发泄对他们久积在胸中的怨恨。
“还有那监厨的呢？那不是一伙的吗？”
“黑心狼，滚出炊事房。”
“滚出来，代昌达！”院坝里一片呐喊声。
张棒棒闻声赶到厨房，看到现场，早已明白了一切，两条狗见主人的到来，像见到救星似的，用乞求的眼光期待在众怒之中得到保护，因为这事真给主人丢了脸，只等着主人如何的发落，脸上的表情十分狼狈。
再看张棒棒，面对着院坝里一片“滚出厨房”的吼声，第一次在那横肉脸上皱起了眉头。他走到那块肉旁边，不屑地朝那两条狗瞪了一眼，狠狠地吐出两个字：“混账！”随即吩咐，各组派一个人把那块肉洗净，切成小片煮熟，重新分给大家。
大家边吃边在七嘴八舌的咒骂，并要求张棒棒立即把他们赶出厨房，另换新人。在众怒难犯之下，为了平息大家的怒气，他当众宣布“李治和从明天开始，到开荒组参加开荒劳动。”想不到这一次同代昌达李治和口中夺食，竟以大家获胜而告终。
我第一次看到监狱中群起围攻红毛犯人并获得胜利的事，不禁想到雅安监狱那一晚上的情节来，当时的几个主角，虽然已分散到各中队去，但那种反抗精神却留在我们中间。
如果连同我的学老鸦叫以抗拒苦役也算是一种斗争的话，那么这些抗拒既是当局逼出来的，也是雅安斗争的延续，这些斗争证明，我们这一批流放者虽良莠混杂，但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仍然是非分明。
后来我们又从李治和的口中知道，五一节按当时成都的供应标准，干部每人供肉五斤，犯人每人供肉半斤。从成都买回的肉，西西卡中队总共分得一百斤，一半鲜肉，一半腊肉。供应给犯人的肉，实际上是七十斤，结果慷慨的王事务长和张棒棒只拿了一半肉分给大家，且全是腊肉，剩下的肉便全部归存保管室，以供看守们“细水长流”了。
如此说来，这李治和不过是效仿他的主子罢了，比起张棒棒和王干事，真还是小巫见大巫，只怪自己不小心，把切下的那块肉，放进煤堆时被人看见了，才闹得沸沸扬扬。不过，从我们这些随时都有饿死可能的人口中夺食，真是太残忍了。
吃犯人、吃死人、吃逃兵的缺空事，自古有之。历史上朝政腐败的时代，军官吃逃兵的缺额以自肥，狱吏吃死囚的缺空以中饱，直至公开克扣他们的粮饷，虽然并不鲜见，但一经上司们查出，轻者掉乌纱帽，重者甚至掉脑袋的。但对代昌达和李治和的处罚，如此轻描淡写，实在还比不上朝政腐败的时代。
在“全国饥馑”情况下，看守监狱的干事、管教们，从失去自由的犯人口里抠出一点吊命粮，从而造成囚犯们大批死亡，则是中共对“历史”的新“贡献”。
为吃一点肉，西西卡的主管人敢于这么做，可见他们平时对犯人口粮的克扣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中共不是说给个人的粮食定量是经过计算，足可维持人的生命的么？那么到了西西卡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饿死？
不知在西西卡的日子里，这些“病”死、外逃、打死、毒死的无辜冤魂中，有多少是被这班吸血鬼所害死的？由此推及全国，当年被流放的无辜者中，有多少是被活活的折磨死的？至今没有统计，也没有人提到，更何况，追根溯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不是中共独裁势力黑老大么？面对这种血淋淋的罪恶，侈谈共产党拯救人类，消灭剥削真是太可笑了。
李治和自知到了开荒组，一时半会是进不了厨房的，眼下怎经得起那苦不能入口的野菜羹煎熬？正好，“五一”节前连日阴雨，过了五一野菜告缺。张棒棒安排他到野菜组打野菜。
那李治和自到西西卡以后，仗着他可以自由出入的机会，对西西卡附近的几家村寨早已摸熟，尤其熟悉靠河边的寨子，这些人家有几口人？作息出入规律？粮食堆放到哪里？他都弄得一清二楚。
到开荒组的第三天，李治和趁去打野菜的机会，便首告捷战，晚上提回了一袋大约十余斤重的荞粑，这年月，边寨的彝胞比内地的农民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生产的粮食，照例是农业合作化后，国家搜刮的最稀贵物资。
同四川内地不同，这儿没有种小春的习惯，只靠大春一季栽种，五月份正是大春栽种之季，所分的包谷和稻子已经吃完，只是遍山沟里的荞麦并不缺乏，在这种青黄不接之际，荞麦便成了救荒渡饥的唯一食物。
荞麦粑充饥颇为贴实，所以彝家多半都将荞麦磨成面粉，在锅上烙成大块的荞麦粑，上山干活、放羊打柴时，便用布包着，绑在腰带上，中午不用回家开炊，就山沟里的泉水，啃荞粑充饥。李治和弄来的那一袋荞粑，估计多半是从人家的灶头、锅中收集来的，为了封住他相邻铺位人的口，他十分大方把“猎物”分给周围的人分享。
然而，在这惜粮如金年代里，对于被偷的人家，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李治和把别人锅里的东西偷走了，岂不是要这些穷苦的边民的命么？被偷的村民，必将被偷的消息，立即遍告附近的人家，从此便有了戒备。
果然，一张无形的网正悄悄地张开，专等着这位不速之客的第二次“光临”。
李治和第一次出击后，过了三天，他又一次走进了那个村落。这一次，他刚刚进村，就被盯上了。
在李治和翻墙越壁，以为四下无人，还没等他摸进厨房，五六个彝胞青年已破门而入，一拥而上把他擒住。不由分说，亮出早已准备好的棍棒像捶死猪一样，朝着他身上雨点般打去，直打得他皮开肉绽。然后取出绳子将他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任他怎么的告饶呼喊，也不理他。
直到黄昏时分，张棒棒才从打野菜的人那里听到李治和出事的消息，只好带着两名士兵，找到出事地点，天已黑净。先是向村长说情，要他放人，但是捆邦李治和的几家人硬不答应，张棒棒只好又去找公社书记，官腔、私话费了不少口舌，并一再承诺，将他押回中队以后，一定严加看管，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直到晚上十二点钟，才把李治和从房梁上放下来，此时，他已经喊不出声来，命在旦夕，深更半夜，又从队上叫了几个体力较好的人把他抬回西西卡。把他抬回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了，抬回来时，并没有听见他哼一声。
我原以为看在他对张棒棒摇尾乞怜和忠心上，在这种重伤情况下，张棒棒会立刻把他送医院的，却没有想到，第二天出工后，张棒棒下令两个炊事员把这条打得半死不活的癞皮狗，抬到黄桷树下责令其“反省”示众。
也许因为我持续几天的老鸦叫，使张棒棒感到对我乏了劲，或者看到我形容枯槁半死不活的样子，感到再整下去，很可能闹出人命，只好放过了我。
我的那个位子，就这样被他占据了，中午收工时，我见到他正仰卧在地上，在长着一身横膘的皮肉上，一条条黑色的棍迹满布他的全身，从他被撕破的上衣看见，几道血印是吊打给他留下的终生“记念”，两条胳膊已被黑红的血迹模糊得不堪一睹。除了头脚的血迹稍微少一点，浑身上下，几乎是一个“血人”。
比之几天前看到的那位被野狼吃掉的小伙子的残躯，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李治和人品卑劣，不足相悯，但看到他那般惨状，不得不令人心惊肉跳。幸好是他占了体质强壮的光，倘若换另一个人，恐怕早去见阎王爷了。
五一节以后，张棒棒重新调整了劳动组合，撤下了一个开荒组，在工地四周开苗园，种菜和打南瓜窝，我被取消“背”黄桷树的处罚后，也没有让我上山开荒，而是叫我为蔬菜地干点杂活。
李治和被抬回的那天，见他像死人一样，脑子里总是翻动他肆意克扣张牙舞爪的劣迹。为了惩罚那些敢于向他争多论少的人，他故意给他们打“半瓢”，甚至还要抡起铁瓢，将不愿离去人手里端的吊命粥打翻在地，不断用张棒棒的腔调训斥对方。
联想到大陆被弄到如此地步，不正是依凭像张棒棒、代昌达、李治和之类的不同层次败类，横七竖八的架成了这台畸形的国家机器吗？没有张棒棒、代昌达之流的为虎作胀，大跃进，三面红旗能这么肆无忌惮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么？而今所有惨祸全都转嫁给了全国普通百性，不靠这台机器的运转和镇压能平稳无声么？
张棒棒和李治和之间不过是一种充满野性的相互利用。在利用中建立起主仆关系，利用价值一旦失去，便被一脚踢开，这便是李治和的必然下场。
我不知道经过这么一次大劫难，李治和伤愈康复后，会不会认识到这层可悲的关系？我敢说，在中共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下，李治和即使死里逃生的康复了，其损人利已的本性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想到这些，我忽然心中闷得发慌。想起了有几天没有学老鸦叫了，于是又一次拉长了噪门，对着他：“哇！
哇！propose！”
李治和在黄桷树下示众一天，所有经过他身边的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这条癞皮狗，直到下午五点钟，黄医生来了，经他的诊断，他终于被抬走送进了医院。
两天以后，从医院传来消息，说他已经死了。同所有葬身此处的流放者一样，他被草草挖坑埋进了荒野之中，天道无常，天网恢恢，由不得人间的专制魔王了，他的死应证了“善恶终有报，只差迟与早。劝君勿亏心，冥天不可恼。”
（二）杨治邦之死
蔬菜组成立的同时，张棒棒又抽调了一个组，在开垦出来的土地周围铲草皮沤草木灰积肥，以备大春下种之用。他把积肥收方的任务交给了杨治邦。
为了弥补西西卡暂时没有安装高音喇叭的缺憾，场部为各中队订了报纸，并下令各队必须指定一名读报员，每天中午或晚间保证一小时的“读报学习”时间。
中共向来关注“宣传”工作，越是饥寒交迫，就越要控制人们的头脑。通过强制灌输报上的谎言，来达到精神控制之目的，张棒棒把这事选中了杨治邦。
他比我大四岁，自幼父母双亡，因贫穷所迫，在他的一个叔叔介绍下，16岁补了昆明市一个宪兵的空缺。“解放军”占领昆明以后，他便编入了“解放军”，不久复员，靠做工读完中学，考进了重庆大学。然而他的宪兵历史“污”点，按照共产党的政策，难免受到严格审查，他已是毕业班的学生，却没有逃过“反右”这一关。
我们同属极右份子，并一起于1958年同赴南桐丛林矿区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后来因下雨闲谈，与李天德等人一道，被罗织成“叛国投敌集团”下到狱中。
这次相遇我才知道，他被王怀寿派往南坪取邮件，曾当着王怀寿的面发了几句牢骚，争吵过几句，王怀寿便怀恨在心。
16岁时留下的“历史污点”，注定了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然而，他生性软弱，背上历史包袱后，一味的逆来顺受。
张棒棒叫杨治邦担任收方员和读报员，除了他的大学生的招牌外，主要看中了他性格懦弱，便于控制。
到了西西卡，我们彼此有了接触，搞清了他的“叛国案”的冤屈，但对于他的逆来顺受态度，我非常反感，后来在与他单独交谈时，我才明白，他已经有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刑期只有七年，按照刑满的时间，应当是后年获释，他还将肩负做父亲的天职。
自从杨治邦接受读报的任务后，每天中午，他便抄起那只破话筒，按照李管教指定的篇目朗读报纸，虽然他多次向我诉说读报的苦衷，他说“肚子饿得发慌，有时读着读着就感到眼前发黑，金光四射，脊背和额上冒出一股股冷汗。”
他明知自己所读的全是谎言，但在“按期获释，一家团圆”梦想支配下，仍然坚持着读下去，听他读得结结巴巴，脸色铁青，有几次我实在听不下去，把他拉到一边悄声地对他说：“唉，你这人怎么搞的，这种差事你也干，你就不能把这事交给别的人么？”但他仍然只是笑了笑，并不回答。
有一天中午，杨治邦像往常那样，读完报纸后，单独到厨房里领用了一份在数量上优于一般流放人的饭菜后，便上山“收方”去了，当他穿过那片每天都经过的灌木丛时，竟意外发现矮矮的灌木下，长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蕈子，他朝那里走去，随即发现更远处长着更多更大的蕈子。
杨治邦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蕈子，它们原是霉雨季节摧生出来的，他为自己的发现惊喜不已，但接着便疑团重重，因为山蕈中有许多是有毒的，再看那颜色漂亮的山蕈，宛如魔鬼变成美丽妖女向人招手，是毒饵？还是救命的草？
杨治邦将蕈瓣开来细看，那白嫩的肉里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用舌头去舔了舔，感到并无怪味，在饥饿冲动下，不一会他便收采了一大包，兴冲冲的来到积肥的工地上。看看四周无人注意，便在那火堆的一角刨开一个洞，将那一包蕈子埋在那发着暗红火光的草木灰堆中，重新盖好草皮，便收方去了。
下班后，大家收工回去，杨治邦便独自留在工地上，刨开那刚刚埋蕈的火堆，那蕈已烧得香喷喷的，便独自饱享了一顿丰盛的美餐，殊不知，这正是魔鬼给他安排的“最后晚餐”。
吃饱以后，天色渐黑，杨治邦便踏着暮色，慢慢往回走，还没有走到黄桷树下，便觉得恶心反胃，心里阵阵翻腾，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他强忍着走进了监舍，便倒在铺上。
大约在晚上十点左右，蕈子毒性大作，他的脸色铁青，手捂着肚子在床上痛得打滚，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一股股冒出来，接着便是猛烈的呕吐。
黄大中为他诊断，说是食物中毒，看到他情况危急，连夜抬去医院。第二天早上，送他的人回来说，才进医院，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杨治邦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间。这里的青山又一次拥抱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撇下他仅六岁的孩子和苦命的妻子，不管他怎样的逆来顺受，仍然没有圆上他合家团聚的梦。
亲眼目睹这位同学和许多同难的生前和死后，我的心反而十分平静。我知道，当死神抚摸着我邻铺上的头颅时，距我就近在咫尺，也在审看我这棵枯瘦的头颅呢。
我知道，我随时都有可能被招去天国，反倒为他巴望不久就要回家，同他的妻儿们团聚伤心？！想到这里，我便不自觉地迈向那黄桷树下，对着大山长长的哀号：“哇！哇！Propose。”
这一次青山竟发出了悠远的回声，好像同我一起为杨治邦共唱着送葬的挽歌……
（三）新“食品”
雨水浸透以原来坚硬无比的生荒地，也变得特别的松软，蔬菜组的人在打南瓜窝时，意外的发现深土层里埋藏着一根根像红苕一样的块根。初尝其味，除了一股泥土的腥臭外，还有一点甜，略带水分，生吃很像红苕，细细观察，这些深藏地底下的块根，用它像筷子般粗细的主根窜出地面后，便长出了一束带着细长绿叶的藤蔓来。
这些藤蔓附着在遍地的荒草上面，须细心察看，才可以找到埋藏它们的地方，我们叫不出它的名称，就根据它的外形颇像红苕，称之为“野红苕”。
后来渐渐发现，那些野红苕窜根极深，一窝野红苕，可以结出几窜的块根，延伸得很远，循着那根挖得越深，野红苕越大，虽然它有一股说不出的苦味，但充饥是可以的。
野红苕的发掘，给西西卡饥饿的拓荒者送来了救命的“粮”。饥饿的人们在野红苕的引诱下，忘记了水肿和虚弱，把南瓜窝子打得又大又深，超过了定额的要求，碰着好运气，一窝里挖出的野红苕，足有七八斤重，够饱饱的吃上两顿。
开始时，大家挖出它们，仅用手抠掉上面的泥，最多只在肮脏的衣服上擦两下，便坐在南瓜窝边狼吞虎咽大嚼起来。
蔬菜地下埋有野红苕的信息立刻传到了全体开荒者，一时间，挖野红苕充饥便成了“公”“私”两顾的风潮，风糜了西西卡。
对这种既能充饥，又有利于开荒的风潮，张棒棒也没有多加阻拦，一段时间后，证实这玩艺儿并无毒性，还指定野菜组的人到山上去搜寻它的滕，将挖出来的野红苕加在苦菜羹里。
积肥组负责烧制草木灰，准备大田备耕，也有他们寻找“野食”的门道，他们在草丛中搜捕形形色色的蚱蜢、蟋蟀和藏在粪担里肥胖而发亮的“老母虫”，以及那些刚刚脱去尾巴从溪边跳进草丛里的“石蛙”、“癞蛤蟆”和“四脚蛇”等等富含“蛋白质”的品类。
记得小时候，我们住的附近农村，调皮大胆的大孩子，常常用一些形体怪异的“毛毛虫”“蚱蜢”之类的虫子去吓唬小女孩，常常会使这些女孩子们吓得发出尖叫，现在这些虫类，统统都变成我们充饥的“野味”。
捉到以后，便把它们穿在一根预先准备好的铁丝上面，就近的火堆中扒开一个洞，把穿好了的虫子窜塞进火堆之中。过不了几分钟，就可以去取这些烧得很香的“野味”了。
在这些“野味”中，恐怕要数蚱蜢是最常吃的“肉食品”了，拓荒者给了它一个很“肥美”名字叫油蚱蜢，只要火候适宜，把这种虫刚刚烧黄就取出，它的表面就呈现出一种油亮的皮来，放进口中，真还有那肥肉被烧熟的味道。
至于对稍大一点的动物，例如癞蛤蟆，烧的时候一定要取出它身上一种叫“蟾殊”的毒物，并包上一层稀泥，烧成的效果比肉类差不到那里去。
其实饥不择食，人到极饿时，其觅食的范围与动物并没有多大区别。
后来，我成了家，仍不敢忘记毛泽东时代这段身穿巾巾，棉铠甲御寒，尝百草解饥，茹毛饮血的日子。有了孩子以后，为教育他勤奋求学，常将这段生活讲出来教育他，然而环境变了，我的说教被中共另一套腐败意识所冲淡。然而，我不得不提醒年轻的一代：忘记过去，意味着遗忘教训，那是多么危险啊！
（四）雷田食子
开荒一组有一个叫雷田的简阳农民。有一次，他在草堆里捉到了一条四脚蛇，他便从头上脱下了那油腻的破毡帽，把那小动物包了起来，晚上吃“野菜粥”时，只见他用熟练的动作，剥下了皮，然后迅速地装进自己的大铁钵中，两瓢滚烫的粥冲下去，蛇身便挣扎起来，尾巴翘出了钵外，他便用手倒提尾巴，将那不知烫熟了没有的蛇身塞进了他的“血盆大口”中，丢手以后，只见那蠕动的尾巴带着鲜红的血，还在他的嘴边盘绕蠕动，血却顺着他的嘴角向下流。
人们对雷田的这一幕表演已见惯不惊，只听得他自言自语唠叨：“再毒的东西，人比他更毒，只有你毒它的，那有它毒你？”那一瞬间，配以那身巾巾挂挂乞丐不如的穿着，必令人张口结舌，至今，我仍清晰的记得那种场面，那场景在梦中，常常成了恶梦。
二十世纪科技高速发展，自称人类最优秀份子代表的中共，其统治下的劳改队，出现原始人类茹毛饮血的惨状，你也许还会怀疑，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中共当局也许会否认，说这是‘反华’势力对他们的中伤和污蔑，但是今天曾在边荒充过军，至今还幸存的人，绝不会把这些深刻铭记在心中的一幕从记忆中抹去！并会向他们的儿孙们讲述。
就是这个雷田，从不向人们回避和隐瞒自己亲身经历的残酷“家史” ，当有人问他，怎么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要杀掉？他总是坐在地上两眼发直，呆呆凝望着五月凉山的灰色天空，不厌其烦地向人们重复地述说：
“1960年春天，家里面已断了两天的炊了，我娘双目失明，一身浮肿，躺在床上连坐起来都困难，我和老婆已两天没见一粒粮食了。那几天，我先是在竹林里挖芭蕉头回来吃，后来芭蕉头也挖完了，便到土地庙挖观音土，两个娃儿，大的六岁，小的才三岁，因为那几天吃观音土，拉不出屎来，天天坐在板凳上哭，公社配来的那几两包谷，让老娘和娃儿吃，三个人还要争。
一天晚上，我老婆去井里寻了短见，几个人把她打捞起来就在村头埋了，我娘和娃儿全身肿得像发泡的馒头。那天晚上，我刚端出红苕藤煮的包谷羹和一盆炒了的观音土做的粑，两个娃儿不去吃粑，却去抢那羹，结果盆打翻了泼了一地，我娘听到声音，爬在床上，用双手在地上去抓那泼在地上的羹往嘴里送。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心中一发狠，抓起一根棍子就向小儿头上砍去，那知道娃儿都是吊着命的，那一棍正好打在脑门上，只见他在地上翻了两下，叫都没叫出声来，两脚一蹬就死了。我看到这里，心里发狠，想到反正是死，便取过菜刀把娃儿的头砍下，丢到厕所里，身子砍成几大块，立马升起了火，当夜就把他煮了……”
雷田停顿下来，脑子里似乎还停留在当年的恐怖之中，此时，他脸色铁青，看得出，他心里非常难受。
“煮好以后，我把娃儿的腿舀给瞎子娘吃，娘吓得直哆嗦，我说：‘妈，反正娃儿已经死了，杀一个救一个’”讲到这里他又顿了一下。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大娃儿看到我那样子，吓得钻在床底下直打抖，我把他拉出来告诉他：“你妈也死了，弟弟也死了。总不该全家死绝吧。就看你弟弟的肉，能不能救活你和你奶奶了。”
雷田讲到这里，脸上的肉在抽动，我想他一定想哭，但是泪水好象已经干涸了，那干瘦的眼角也没有掉下泪来。迟疑良久，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第二天，队上的治安就把我找去，我就这样判了无期徒刑，第二年改判为二十年。”
听雷田讲故事的人都知道，这段往事他已经反复讲了好几遍了。好象只有讲出来才能减轻他的罪孽感，减轻他心头的压力。
故事已整整过去三年，有时候他还流露出自己能活到今天的苦恼。至于他的瞎子娘和他的大孩子，现在是否还活在人间，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了。而我对这种故事并不陌生，因为那个年代，我听到的类似惨剧真不少。
唐朝末年，黄巢作乱，杀人八百万。河南因旱灾和连年内战发生大饥馑，史书上对他的部将秦宗权曾有“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的记载。已作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倾覆，内战烽起上一段华夏史上的著名悲剧而永志千古了。
而今，在中共历史上，且不说毛泽东在历次运动中嗜杀成性，残害无辜，而在和平年代里，造成这种持续数年的人为大饥馑，演出这一幕幕人吃人的惊心动魄的惨剧。恐怕记载“人相食”的古代史官，都要心惊肉跳。
我不知道，野红苕是不是减缓了一些濒于死亡者的厄运，但是即使上苍有拯救这群可怜生灵的爱心，魔鬼也要变着戏法与之作对。
有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第二开荒组的两个年轻人，挖到了一颗足有两斤重的草根，草根的芽头上还发出淡绿色的芽苞，但却不像野红苕，芽头上并没有长着细如柳叶的藤蔓。两个人切开一大块用鼻子去嗅嗅，除了像地瓜相似的生土味外，并无其它异味，再用舌头去舔，甜甜的。于是两人便被那诱人的甜味征服，开始分而食之。
由于饥不择食，两个年轻人对那极不正常的闷味，却顾不上怀疑，吃下那个东西后，不到一个小时，到了中午收工时，两个人的肚子便疼起来，回到监舍，便倒在铺上，捧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打滚，那凄惨的叫喊声，比杨治邦还要惨。
根据他们断断续续讲出经过，黄大中判定为误食了一些种叫狼毒的毒根，当即把他们送往医院，结果在医院里强迫两人喝下肥皂水“洗胃”，又使两人呕吐不止，还没到天黑，这两个年轻人便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开始的时候，场部对非正常死亡还有些关注，后来被如此频繁的死亡弄得十分麻木，对这死去的两个年轻人，张棒棒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我们监舍东侧的那条小溪，春雨以后，溪水上涨，被溪水淹没的两岸，从水中长出了一种青油油的绿草，它的叶子和气息与芹菜很相似，我们管它叫野芹菜。生吃起来味苦，但不像其它的野草那么粗糙难于下咽，有人大胆的吃了以后，并无呕吐拉肚子等中毒症状。
于是，每天到这儿洗手洗脸的人，都要扯一把，蹬在溪边，就着雨后混浊的溪水，掏掉粘在野芹菜叶子上的泥沙，就像兔子吃草一般的嚼食起来。
没几天，那些长着野芹菜的地方，便留下了一片光秃秃的草椿。至于在水中捞到香附子，挖地时挖到甘草，老虎浆，白药、白芍等等，凡是可以吃的野草树根，无一不是拓荒者充饥的食物。
张丑德三令五申地禁止“偷吃生冷”，但无济干事，饥饿的流放者，简直就像一群饿鬼，不放过任何可以入口的食物，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向荒地要食的精神，决不亚于上古时代的神农氏。在品赏这些不知名的草和根时，被状如芋头的半夏麻得舌头发直，说不出话来；被状如野芹菜的毛莨毒得两眼翻白、口吐白沫。这些勇敢的尝食者，有不少因误食毒菌，毒虫而命丧的，笔不胜记。
可惜，生处如此绝境，这些被共产党强化洗脑而麻痹了神经的流放者，却像是一盘散沙，不能团结反抗施暴者，人们因争夺野红苕而吵架打斗的事，又是经常发生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