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上集(24)

【新唐人2011年10月2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比之在甘洛农场的鬼门关里度日如年的日子,黄联关五个月时间的“疗养”似乎轻松多了,五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1964年3月初,我们这支被当局“修复”的廉价拓荒队,分乘了八辆卡车,离开了黄联关,继续向西南方向四川边界上更远的地方充军!向靠云南边界的盐源彝族自治县前进。

经历了甘洛那道鬼门关的生死搏斗,我们已明白,这种“充军”就是同死神较劲!逃!向哪儿去?中国大陆除无人烟的地方,凡有人群的地方包括这些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户口像严密的铁丝网。加之遍地布满了中共地方党组织交织而成的特务鹰爪。随时都会像抓小鸡似的向逃亡者抓来!

我们这群懦夫,这群不会偷,不会翻墙越壁,不会隐身术,缺乏逃亡生存本领的人,只好顺着押解人员,把生死置之度外,任凭残暴的当局把我们掷向苦海的那一方!

汽车刚过雅砻江铁索吊桥,便沿着锦屏山峭壁陡岩的山谷中行进,过了小高山大约在卫城区域的峡谷中,到达了一个小地名叫骡马堡的地方,骡马堡顾名思义,本是供出入山间的马帮加粮换草,饮水歇息的一个驿站。

像小镇一样的石板街道,便是唯一的闹市区,满街的马粪疙瘩,穿着各异的少数民族,装扮出又一派“异国风情”。不过,对于我来说,生死两茫茫的心境,是无法领略这奇情异景的。

汽车在峡谷傍山而流的溪谷前停了下来,从高山上流下来的潺潺的溪水旁,峭壁之下的两排两层楼房,便是我们当天过夜的地方。

大概因为深谷之底的位置,四面的高山挡去了寒风,这时节气温比黄联关暖和多了。宽阔的谷底溪水边,菜地里还可以看到绿色的鲜菜和小草。

我们的目标是盐源农场,这儿是盐源农牧场暂时作场部和医院所在地,我们住的黄色楼房就是医院的病房。我们到这儿来,是进行最后一次的“消肿”治疗,并且作入场前的第一次“身体检查”,这大概是甘洛农场的流放者在前一年的大量死亡,触动了四川省劳改主管中枢的神经吧!必竟这是些可以利用来进行任意奴役的奴隶啊!

在这里住了大约十来天,服用从峡谷中采集松叶熬制的苦涩消肿水,和配制的黑色糖丸,未免是当局故作的“人道主义”的玄虚。

在黄联关仅仅因为靠着洋芋和瓜菜,能满足生存的最低要求,五个月便止住了死神与我们猖狂纠缠,再没有发生冒着生命之险的逃亡。

足见,甘洛农场所发生的耍死狗、越狱统统都是中共造成的饥饿和死亡逼出来的。可惜,从重庆、成都为主聚拢来新的流放者中,许多还没有认识这原是专制极权造成的。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在一种惧怕暴政淫威的心理下逆来顺受。中共把他们当成可供役使的劳动力。

经过骡马堡短暂停留后,我们便朝着当局为我们安排的终极目标盐源进发了。三月盐源县的天空,同黄联关相似,万里晴空却始终是灰濛濛的。仿佛被一层看不清的雾气充斥着,虽是仲春时节,到处好像还沉睡在冬眠中未曾苏醒。只有那小金河曲曲折折的流水,在这块灰色的土地上静静的流淌。

汽车越过架设在小金河上的石桥,沿着泥巴山的公路缓缓爬行,翻过了夹在两个山包之间的坳口,面前便出现了一片红色荒丘,大山退到了很远的天边。

一片由一个个被雨水冲刷成沟壑像馒头堆成的泥巴山群上,拖拉机翻过来的红色土地,焦渴地仰望着天空。

被开垦的红土地边上,还留着一些灰白色的“荒草地”,唯有沟壑的底部十里一处,远远看去呈黑色的低洼带里,隐约可见几处畜水堰塘,里面关着宛如镜子般大小的一潭潭死水。

一些盘旋在这些泥巴山间的水渠,把这一潭潭的死水连接在一起,一直连通到整个这片土地南端的一座大水库里,不过此时,那水渠里干涸得没有一滴水。

第一节:新的流放地

我们的车就在这堰塘群中最大的一个塘边停了下来。此时大约接近中午,干燥的西北风一阵阵向这里卷来,发出像怪兽般的呜叫。这儿的小地名叫二道沟,我们跳下汽车,面前像在一个沙漠中的一处沼泽地,它上面的“堰塘”,像一弯不足十亩地的“镜片”,死水在那里泛出绿黑的光,面上一层油垢没有盖住一股股泥腥的臭味,从塘底泛向空气中。

隔着那堰塘百米外,是一群红色的瓦房群。前面两个大约三米高的砖柱,像征着“门”,门前站着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士兵。那红瓦房群便是农场的场部!是一个刚从军工手里接过来的新建劳改农场——盐源农牧场。

下车以后,所有的人整队集合。带我们来的卢队长取出点名册,从中点出的一百多人,在他的带领下,沿着向南伸去的支马路继续向前步行。大约走了两里来地,来到一处狭长形的水塘边上。傍着那足有一里长的水塘,又一群红色的瓦房群被一圈已塌垮的短土墙围着。

那些房顶跨塌的地方,四周厚厚的围墙筑得十分坚固,走进中间的那排“楼房”由角钢和园条做成的楼梯,已锈蚀得很历害,人走上去有一种晃动的感觉,不得不加把小心。走进屋里、地板上狼籍一片,从那些甩得乱七八糟的破衣服,烂胶鞋、废纸箱看得到原先驻在这儿军垦的人所用的番号,他们搬走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屋角落里还有他们堆放的,没吃完的已经发绿和干瘪的马铃薯。

我们到达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一点钟,在卢队长的指挥下,将那木楼地板打扫一净,并从车上搬下我们的破行囊,按照点名册的顺序,分组将各自铺位铺好以后,卢队长便召集我们全体,在那冂形房屋里围成一圈作了“建队”讲话。他高声地喊道:“政府出于人道主义,把你们送去黄联关养得白白胖胖的,现在又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好脱胎换骨,改造自新的场所……”

没有人去听他的政治课,所有到这里来的人,被这片荒凉无比的土地弄得心寒如冰,“这里真的是鬼不生蛋,拉屎不生蛆的地方”!有人在悄悄的咕哝着。围墙外,呼呼喧嚣的西北风正刮得如痴如狂,所有的人不由裹紧自己身上的烂棉衣,卷缩成一团,埋着头像刺猬一般。

甘洛农场那惨景又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心中了。原先离开黄联关时所抱着的各种各样的希望,已被这荒漠一派和西北风刮得无影无踪,每个人脑海里,只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我们命中注定要同死神较量么?

厨房好像已经开过几天伙了,灶头和吃饭的场所收拾得挺干净,灶房边堆着一大堆的煤碳和不远处堆成的一大堆煤灰。“建队”讲话完毕以后,厨房里的洋芋稀饭早已煮好,同我所到过的所有监狱不同的是:打饭一律到领取饭菜的窗前排队去领,所以看不到排着队鱼贯走向桶边,端着大铁钵跟那炊事员的铁瓢上下翻腾的情景了。

好在洋芋粥,比初到甘洛时野菜粥就强多了,好歹那还是可以充饥的食物。虽然那洋芋有些闷人的气息,但吃下去能“稳”住心,不比甘洛那野菜粥令人心潮荒乱的感觉。也罢,无可耐何之下,且看以后又怎么样?

晚上,足有好几百平米大的大房间里,亮着三盏大瓦数的电石灯,对于那么空荡的屋子,显得十分的昏暗。屋外呼啸的西北风狂刮了一天,仍没有明显安静下来的势头。掠过瓦面揪起一阵阵怪叫声令人心寒,身更寒。

我早早地钻进了被窝,伏在那木质的楼板上,静静地听那风声中,隐隐夹着一阵阵远处山狼的哀号,令人心悸!也不知是从那瓦楞边,还是从地板的缝隙处,透进来一股股的冷风,吹得我发慌,便将所有的破棉衣全都堆盖在身上,蒙着头也不知什么时候沉沉地睡去。

记得儿时看电影“大梁山恩仇记”对影片中那些身披黑色毛毡、赤脚、脸黑如锅底的彝族人,颇觉可怕,当时哪里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今身临其境,才知道长年生活在这一带恶劣气候下,为风沙洗尘的同胞们为什么没有洗脸洗脚的习惯。

大半年没有下雨,水在这里非常珍贵,起皴结痂的皮肤难以用水每天洗净。渗入到皮肤中的沙尘洗起来特别的痛,还不如让它们堆积在皮肤上成一层“保护”壳。几年以后于是我们的肤色就如同老彝胞一样,变得又黑又粗糙,摸上去就像带着齿的皮刷,真可称为“脱皮换肉”了。

第二天刚亮,我们就起床了,昨天刮了一下午一晚上的西北风,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停止了,朝着窗外看去,那灰白的枯草上结着一层薄薄的霜,天气异常寒冷。我们走下铁楼梯,看见围墙门外的塘中结着一层薄薄的浮冰,谁也没去那儿洗脸。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有热水”,我们便涌向厨房。

按照卢队的布置,这第一天全队的任务是打扫清洁,把楼上楼下,屋前房后的所有垃圾,统统集中到不远处正在沤制的火堆里。此时邓志新和另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却在收集原来的主人丢弃的那些破烂衣服和鞋底,这是为我们的棉衣和烂鞋子作修补用的最佳材料,他们已经收了好大一捆,准备在下午天气暖和时,拿到塘边去洗净凉干。

大概因为气候干燥,这儿不像甘洛满屋霉臭,而是满地的泥沙和厚厚的灰尘,别说扫地,就是人走路都会把地上的尘土扬起,洒上了水,扫地时仍然是满屋灰尘,令人呛得难受。一到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昨天的西北风又将重新括起,不敢怠慢,所以不顾那灰尘多么呛人,很快把房前屋后打扫一净。

屋外水塘的两侧是两片长长的菜地,那土质就与山坡上拖拉机翻耕出来的土地完全不同了,这大概就是原来驻扎在这里的军工们留下的“遗产”。中间的几大块苗圃中被盖上稻草的地方,早有已住在这儿的“老犯人”从那臭水池塘中挑水为那些苗圃洒水,听他们说那苗圃已洒下了各种蔬菜种子,只等霜期完结,雨季来临将那里面长出的菜秧,移植到那大片的蔬菜地里。

这儿所有农田,已是开垦出来经过种植过的土地。连着二道沟最低的部分是一片宽约五百米,长约两百米的狭长“平”地,今后被规划为大约三百亩的水田,“沟”的两侧则是泥巴山梁,分布着近万亩的,已被拖拉机翻耕出来的红土地,此时,现在,这些红土地里刨到底都刨不出一点水印来。

我们初来时,除了那狭长的“塘”水边,有几棵只剩下枯枝的白扬树干外,再也看不见一处绿色的植物。面对着满目的荒凉,听那下午括起的风声,看着那些被拖拉机翻出的红土地,谁都不会相信,两个月后,雨季到来之际,那茂盛的庄稼会从那地里冒出来。

我们不知道这二道沟地区原来是否有人居过家,但至少,近百年以来这儿是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老百姓照例按照人类起源的一般规律,都聚居在小金河边上的梅雨镇,或其它常年有水的地方,否则他们凭什么生存下去?而这些地势高峻的地方,恐怕历来都是这儿的居民们的天然放牧场。

我们全体被分成了五个组,除了一个组每天挑着一挑空粪兜,满山遍野地去捡放牧的牛羊群留在山坡上的粪便外,其余的人,便围在大片拖拉机翻耕出来的红土地周围,将很薄的“草地“连根带泥的铲起来,再用畚箕和箩筐,把它们在就近的土里堆成一堆,用火焙烧,以作瘦脊的红土地施的底肥,谁也没有去想这样做,将会造成今后什么后果,我们只想到,每人每天必须按队部规定的任务,铲足一立方米的草皮才能收工。

更令人咀丧的是,每天从上午十一点钟便开始括起狂躁的西北风,夹着掠地而起的泥沙,飞沙走石昏天黑地,谁如果迎风而立,急速的气流压迫着你的鼻息使你没办法喘气。而那些随风而起的砂泥,打在你的脸上身上疼痛不已,并且塞满了鼻孔和耳朵。到了中午和下午,风力持续加大,有时强劲的狂风会把人连同挑起来的草皮卷出几公尺以外,然后重重地掼在地上。

然而我们这些没有完成规定任务的奴隶,必须硬顶着这令人窒息的狂风铲草皮,并且迎着狂风一步一颤地挪动脚步,把这些铲起的草皮堆码起来。到了夕阳西斜,风仍没有停止,与风沙搏斗了一天,每个人都像灰黄的泥人,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履,挑起箩筐,畚箕和锄头,趔趄着走回“营地”。

每个人只能排着队到厨房里领取半洗面盆的热水,端到这份热水,先洗眼睛,然后鼻口,耳朵、竭力清除那些贯进鼻腔,眼睛和耳朵里的黄泥砂。用力的从气管里卡出黄褐色的痰。清洗这“脸”后,那水便成了黄汤。然后再用这黄色的泥水去抹掉沾在双手,肩膀、双脚和身上的泥灰,最后才去冲脚。

日子一久,脸上、手背、脚跟到处都裂开了皴口,血就从那些“皴裂”的地方渗出来,凝结成一点点黑色的干痂!疼痛难忍。用不了多久,脸、手、脚凡是外露在空气里的皮肤便成了黑褚色。

然而,这表皮所受的皮肉之苦,对我们这些经历过甘洛练狱过来的人算不了什么!唯独只有高强度的体力消耗而带来的饥饿则是最难熬过的。虽然这儿库房里堆积的马铃薯代替了甘洛的野菜,这些马铃薯表皮已发青,人多吃了会头昏甚至呕吐,但对我们来说唯恐嫌少而不能填饱饿壑。

第二节:偷猪食吃的人

就在排队领取饭菜的窗口过道右侧,一间大约八平米的房子里,临时的关着两头肥猪,据说是准备“五一”节宰杀的。猪圈靠过道一侧放着一个三米长的猪食糟,它放置的位置显然是便于喂猪时的方便。那猪食糟中装的是发过酵,酸臭冲鼻的猪食,但其内容是包谷面和洋芋,同我们吃的东西,没有多大差别。

有人便趁着排得长长的打饭队列,遮住了那领饭窗口中炊事员视线的机会,从猪糟中拣出一个一个的洋芋,用水冲洗一下,去掉那难闻的酸臭味,便放进自己的大铁钵里充作补歉!

在所有拣食猪饲料的人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位高度近视的邓自新!经过雅安的抢馒头事件后,在调往甘洛农场时,在斯足渡过了鬼门关前最难熬的时间,和我一同调住黄联关,当时我们很少交谈。只知道他是离开雅安时三个带刑具的人之一,这次有幸同调到盐源农场来,编在这个中队。

不知道他怎么会披着一件,只有甘洛彝族同胞才用的黑色披毡,我们按当地的土着人称这种羊毛质地的披毡叫“插尔互”。戴着400度的眼镜,披着又臭又脏的“插耳互”,那邓自新活像一支大乌鸦。

每当排队“打饭”时,这只大乌鸦经常排在队尾,等到排拢那猪糟时,他便用自己的大铁钵在那糟中,将那些剩下的猪食全部舀进了铁钵中。每见此景,我都暗自感叹,在这里流放者和畜牲没有两样,中共把我们变得猪狗不如。

其实仔细想来,这些流放者真比那猪都不如,这里的主人明白,要吃这些睡了吃,吃了睡的“猪”身上的肉,还首先得喂饱它们。至于这些流放者,在牢头眼里向来把我们当作“死两个算一双”,比畜牲还不如的奴隶!

“我宁可在那个猪圈里变猪,最后挨一刀也划算”邓眼镜常常这样自我挖苦自己,当着大家的面,没有任何人反对他。因为,那可不是简单的自我作践!而是当局对我们惨无人道待遇的控诉!正因为这样,不善交际的邓眼镜却获得了不少的同情。

时间一久,邓眼镜在猪糟内舀猪食的事,传到了李管教的耳中。有一天中午,当他正利用他那又黑又脏的“插耳互”遮着别人的视线,蹲在墙角起劲地剥那猪糟里舀出来的洋芋时,头上猛然地被一根木棍击了一下。他抬起他那深度的眼镜向上看,也不知什么时候,脸色苍白的李管教手里执著一根木棍,带着一脸蕴怒,站在他的背后。

邓眼镜被带进了队部办公室,所有吃饭的流放者的目光,一起向那儿集中过去。不一会儿,办公室里传出了“朴”“朴”的杖打声。有一记,木棍击中了他的深度眼镜,随着一起清脆的落地声,眼镜落地后,打碎了左面的镜片,还折了一腿。

邓眼镜发出了低沉的抗议声:“我的眼睛,我的眼镜!我没有犯你们哪一个人的私法,你们凭什么私自打人,凭什么打坏我的眼镜?”

回答又是两记沉闷的劈打声。

“你太没道理,我犯法自有国法判我的刑,有过错自有刑具惩罚我,你凭什么私自用刑?”邓眼镜并无惧色的大声叫喊,使所有在场的人为之一振。吃完饭的人没有人离开,已经到了寝室去的人又折转身来,一种无声的集合令,使全队所有人都站在饭堂里,听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对话。

忽然门开了,盛怒的李管教脸色铁青,冲出了办公室,从外面把两名武装士兵叫了进去。

食堂里所有的人都屏息静听,大家心里为老邓捏着一把汗。邓自新开始还一直怒吼:“法西斯!你们是法西斯!”但是,随之便转为痛苦的呼喊和呻吟,看来平息了几个月的甘洛暴行又恢复了。狱吏们对待手无寸铁的流放者惯用的一套骂、打、捆、杀四部曲外还能有什么新招吗?

晚上没有召开任何会议,经过甘洛以后,不论哪一个“管教”,大概都认为斗争会对顽梗不化的人已失去作用。倒不如捆、打、吊硬来,既简单又解决问题!

劳累了一天,疲劳已极的人们都各自卷缩在自己的铺位上,在暗淡的灯光里切切议论。有人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邓自新何苦硬顶?”又有人说:“人到了连喂猪的东西都要抓来吃的地步,还有什么想头?”而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却认为:邓自新之所以遭到如此暴打,还不是饥饿招来的?

除了窗外没有停息的风声外,还夹着从楼下传出老邓痛苦的呻吟,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大约邓自新已经昏死过去,才听见楼底下有人提着电石灯给他松梆的声音。不一会楼梯响起了脚步声,四个人把老邓抬上楼来,随队的卫生员,提着药箱上来对他进行了诊断,看会不会死人?下半夜他终于醒来。

与他相邻铺的人自动地给他端饭、喂饭、倒尿、倒屎。只要没有管教人员在场,大家都向他问长问短,为他纷纷鸣不平。这是我在孙家花园和看守所里所从来没有见到的。看来,甘洛的练狱使我们发生了质的变化。

共同的命运和人性的同情,消融了所有调集到这里的流放者之间的矛盾!也消融了他们中相当的人对中共所抱的不切实际幻想!

大约十天以后,手上的伤势还没有痊愈的邓自新,再次被叫到队部办公室。不过,叫他的是西昌法院的一名审判员。那一天就为一年前雅安抢馒头一案,西昌中级人民法院对邓自新进行了正式的“审讯”。

雅安抢馒头的事,已过了一年,先前的人几乎饿死了一半,现在当局从新审理这椿“未了的案”,由雅安市检察院提起诉讼,西昌法院正式审理。

提审员那一天对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审问。审讯完毕,将钢笔递给他,要他在自己的审讯记录上签字时,忽然,他抬起头来对那人说:“这李管教凭什么打我?捆我?无端的打碎我的眼镜?到现在都没法看清周围的人,我的手如果被他捆爪了,他叫不叫犯法?”

这突如其来的责问,使坐在一旁的李管教顿显尴尬之色。那提审员看着眼前眼睛高度近视的人,也看了一眼坐在旁边面色铁青的李管教,竟然一时语塞。沉默了足足三分钟,才找出一句替同僚解围的问话:“管教人员没有发疯,他们执行的是国家政策,总是你不规矩,否则他为什么要打你,捆你?”李干事得到了解脱恨恨补充道:“是啊,你这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家伙,连喂猪的洋芋都要偷吃,你还算不算人?教育你反抗,不打你打谁?”

不料,邓自新没有示弱,大声的回答道:“你们想想,我是人,你们也是人。我抢馒头,是冒着吃枪子的危险,我抓猪食吃,是冒着生病的危险,你们把我逼成这样,还说是对我们进行什么革命人道的改造!就没想想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邓眼镜被提审后,全中队的人向他打听有关西昌法院受理雅安事件的情况。卫生员给他一些胶布,让他很用心地把那片摔成三半的镜片贴成一块,又请来精通钳工的小卫,为那被摔断的“腿”,从新配制了一个用铜丝做成的架子,并将那片镶贴合的镜片装在镜匡中。
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戴着这付修好的眼镜,渡过了漫长的刑期,他说:“他会珍藏他的眼镜,如果能活着熬到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一定要拿着这一付镜片,向他的儿女朋友讲述这一段故事。”

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饥饿已成为对我们最大的折磨。苍天并无绝人之路,我们不久就在烧制草皮灰的几块红土地里,发现了经历大半年的旱季风霜,被拖拉机翻过的土胚,很好保护着隐藏在它下面的洋芋,大的有如鸭蛋,小的也有指头般大小,表露在地面土层浅处的,因受到阳光的照射而变得发青,有的已经干瘪。

后来听经营蔬菜地的几位“老军工”介绍,最开始的时候,军人们把马铃薯种子装在拖拉机的播种斗里,靠着拖拉机,将这些种子埋进了被翻耕的土中。以后,雨季来临,这些“种子”便在地里生根、发芽,长出一尺左右的秆来。秋天来临,军人们驾着拖拉机秋耕、秋收。那些藏在地里的果实,随着那红色泥浪抛向地面,那些被铧翻起的泥浪又从新把它们藏在土中。

每天下午,西北风刮得人在风中无法直立时,卢队和李管教一般是不会上山来的,他们把这个跟班的苦差事,交给在这儿驻守的三名士兵,却遭到了拒绝。只好把看守这些流放者并督促完成任务的事,交给了各组的“大组长”,命令他们要按规定的任务收方,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回营地休息。

就趁着这个时候,大家像游击队似的散开,在这些地里寻挖着散落其中的马铃薯。用畚箕把它们拣起来埋进正在沤制的草皮火堆中,不出一个小时,便可以从那里面刨出烧得香喷喷的洋芋了。而且,这些烧熟的洋芋比伙食团的麻口洋芋新鲜多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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