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第六节：第二次绝食
1965年9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们收拾好自己的破烂行李，跟着邓扬光搬到了紧靠着场部的基建三中队。这是一个刚刚新建的，以关押青年刑事犯为主体的中队，设有机械组和基建组两大组，集中了具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
基建组有从事制造砖瓦的、有从事建设房屋的、有从事木工的，机械组主要是拖拉机耕作、保养、维修，我们所住的羊圈从此空着，一年以后，在这一面山坡上建立的农六队，又将这里当成了真正的羊圈。
就在到基三队来之前，邓扬光一副严肃的面孔向我们宣布说：“经过你们一年多的反省，你们应当体会到政府对你们施行的人道主义教育：反省期间给你们毛主席著作；给你们报纸看；让你们了解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想来你们已经对自己的反动观点有所认识。现在我们又把你们放回大监，给你们从新在劳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机会，希望你们珍惜这个机会，从新做起。现在，你们应当对这一年多反省作一个小小的自我总结，将你们通过反省的收获写出来，特别要重点批判修正主义观点。”
我和陈力听到这翻话只是相对一笑，倒是怀疑这位貌似正统，外表严肃的监狱管教头，将我们写的那么多“材料”弄到哪里去了？我们可没有共产党作风，专以装糊涂胡弄人为能事，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套，在小监中，我们所写的与他所希望的完全相反，难道还不明白吗？
当然在这黑白颠倒的年代，欺骗己成普遍原则，我们俩只好用沉默不答来回答这位管教。他明明知道我们不会写什么“反省”，又拿什么来胡弄他的上司？
基建三中队当时的编制一共160人，我同陈力分别编在两个作业组中，因为已经有一年没有劳动，走起路来有一种虚弱的感觉，尤其是陈力，下掉那沉重的脚镣后，好几天走起路来一跳一跳像一个袋鼠。
当时我所到的小组，正在修补通往古柏和白鸟两个分场的马路，早出晚归全靠步行，而我根本无法跟上，所以仍然在监舍看报。
大约十天以后，管教干事童某把我们叫去，说为了体现政府的人道主义和“感化”政策。规定从明天起，半天参加劳动，半天反省学习。
由于我无法跟队去修路，所以安排给我的任务是给基三队所管辖的砖瓦厂“收方”，每天我要清点在那里劳动的每个人所打砖坯的数目，以及烧制熄火后出炉砖瓦的数目，并写在一本专来记载的本子上。
基建三队的成员多半是关过少管所的孩子们，在饥饿年代里，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上过学，因饥饿而去偷窃，甚至于为了几个馒头而去杀人的就有一半以上。但是这些人中绝大部分良知并没有泯灭。求知欲和追求真善美的人格秉性，依然存活在他们身上。
在强烈的求知欲下，他们把熟记水浒和三国演义的陈力当成不可多得的良师。经常的聚集在他的身边听他从“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一章一回地讲倒“宋江怒杀闫婆惜”，说宋江如何上了梁山；从“桃园豪杰三结义”讲到“七星坛诸葛亮祭东风”说赤壁大战。
这些故事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其实这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他们也从戏曲和民间传说中知道过一些片段，但并不知故事的来龙去脉。从他们听故事的专注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把我们当成五体投地的师长。经常围聚着陈力直到深夜十二点以后，不愿散去。
我们渐渐把故事拉向近代，转到他们很少听过的谭嗣同戍戌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让他们明白，自由平等是人类美好的追求，并不是毛泽东污蔑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渐渐把他们的兴趣和话题，集中到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
在我们启发下，他们坦露出他们心灵中的空白。例如他们始终没有去想，也从没有弄明白，今天和平建设环境，搞得连饭都吃不起，原因在那里？岂是‘天灾’‘苏修’可推诿？中国今天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他们为什么从小就没有读书？为什么糊里糊涂就进了少管所？这些长期被中共的欺骗愚弄得一无所知的人们，开始明白一直没弄清的问题。
当他们向我们询问小监里的种种传闻时，我们告诉他们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子，干下对人民血腥镇压的种种事实；他们心中许多人因此而茅塞顿开，例如孙明权以后还在抗拒暴力斗争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
然而，就在陈力故事会的人群中也有头脑糊涂，对当局抱着幻想的人，陈力的故事会很快被嗅觉灵敏的场部管教科所注意，邓扬光再次亲临基三队，当面警告陈力叫他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执迷不悟，在犯人中继续“放毒”，声称政府的教育和挽救，不要被错误认为“软弱可欺”；我们的言行一笔一笔的记录在余干事那本记录本上，我们终于惹来了新的麻烦。
九月下旬的一天，余管教亲自主持了陈力所在小组对陈力的批判会，会上余管教翻开他那本记录本，有时间有地点的列数自我俩进入基三队的一个月时间里，在犯人中散布的种种“反动”言论。
可是这一次批判会完全出乎主持人的意外，陈力用辛辣的语言单刀直入挖苦了他：“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么？余干事，你为什么老爱用你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骗人呢？老百姓面临饥寒交迫还成天喊形势大好？你不觉得食不果腹的境地里，不敢说真话是可悲的吗？你自己已经麻木不仁了，还要强迫别人俯首听命，这不是甘当奴才么？”会场报以哄堂大笑。
懊恼成怒的余管教终于撕下了“感化”教育的面纱，当场宣布，对陈力重新带上手铐，并从即日开始，全天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由于我在收砖坯时虚报，在窑子上与陈力相互呼应，攻击共产党政策。故而取消我的收方资格，同样从即日起全天体力劳动。
九月三十日为了抗议这种野蛮的暴力压服，我们早上拒绝起床，拒绝领食囚饭。这一次我总结了上次古柏绝食的经验，预先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队部答应停止批斗会，停止刑具，停止对我们强迫性劳役。
我们心中十分明白，采用“绝食”这种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反抗迫害的政治斗争手段，是不适合于草菅人命的“无产阶级专制”主义的。这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局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处在一群对我们十分友好和支持的青年中，因而是可以产生感染，扩大影响的。
中午，邓扬光来了，他可能是因为同我在古柏的较量中，自认为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掌握了挫败我们的诀窍。他板着脸走进了监舍，一大群年青人围在屋里，正同我们俩交谈。
进来后，他要大家统统离开，然而大家要看这位头号管教，怎么处置这两个顽固不化的份子？围在房里的人反而越来越多。邓扬光大声问道：“你们俩吃不吃？”我俩不屑回答他这种多余的问题。
邓扬光环顾了一下四周，皱着眉头，现出十分的不满意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带着那余管教边说边走了进来，那口气分明是在指责余管教。余管教没有吭声，但一脸的不高兴，一走进来便怒气冲冲地指挥两个小组长，将我的铺位，搬到隔壁木工组的监舍里，接着又把陈力的铺位搬到一间保管室里。
这么一搬所有围观的人便散去了，一直折腾到下午一点多钟，所有六名年纪稍长的老木工都被叫了出去，屋里只剩下邓大人、老叶和我。
然后向我宣布政策：“我们执行政府的人道主义，从现在开始，每顿的饭菜都按时地给你送来，如果你不吃，那么到了下一顿，便将上一顿没吃的端走，只留下当顿的，你吃不吃是你的事。”
说毕又转身向老叶交代道：“你按时送饭，只有送饭来时才能开锁，送完饭便将房门锁上，”说完后还补充了一句：“他们俩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我和陈力联合的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同上次在古柏那次孤军奋战相比，我踏实多了。我知道许多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我俩虽相隔一方，心中对这次绝食能否争取到三个基本要求？没有绝对的把握。但人们的支撑鼓午着我，监狱方也有明显的分歧。
这是又一次毅力和意志的考验，可以说每一分钟都在受刑，这是饥渴和生命的搏斗，尤其是第四天以后，因为没有水喝，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喉咙里已经打不过转。灵与肉在拼搏，每一秒钟都要靠意志来克服饥渴的难受！
正好，天忽然下起雨来，这也许是十月盐源的最后一次大雨。我挣扎着站起身来，爬在窗子上，凝望着灰色的天空，于是，我颤抖着拿起了盅子，将手伸出那铁条窗框，伸向那窗前屋檐滴下的雨水，这可是天赐的自然水。而不是统治者送来的水，为了坚持下去，我喝下了这发黄的屋檐水。
我真没想到，我竟然熬过整整十一天这么长时间！心里虽然已经很慌乱，但脑子里依然十分清醒，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在等待着场部对我们所提要求的最后回答。我的窗下几乎天天塞满了人，他们常常被余管教驱走，驱散了，余管教转个背又来了，他们关切地看着昏睡在床上的我，彼此悄悄地议论。
第十一天下午，农场的最高行政长官高德胜终于露面了。
两名壮实的少年犯把我从床上架起来，跟着余干事，轮流背着我，踩过刚被雨水浸泡的泥泞操场，到了场部那熟悉的石梯坎，我被背上了石梯坎最高处那排平房，背进了“场长办公室”。
坐在我对面的皮沙发上五十多岁的书记兼场长，瘦长的个子，面容苍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尊容。在他的旁边坐着矮胖的陈文仲，今天邓扬光不在。进去时我被扶到高书记对面的椅子上，陈文仲死死盯着奄奄一息的我。
等我坐好以后，高书记开始发话：“今天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有什么想法？改造嘛，不怕犯错误，我们的目的是改造思想，不是消灭人的肉体，这是党的一贯政策，今天你可说说现在的思想，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他操着一口鼻音很浓的陕北口音，语气柔和。
因为久积的敌意，我筑起了一道心理上预设的防线。略微停顿了一下，他继续慢慢地说下去：“当然，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但是你必须清楚你的身份，所以你不能无理取闹，提出一些不合实际的要求。同时，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你必须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修正自己的错误。”
看来，这位农场的最高元首，一直都十分关注我们。听得出，他细细地读过我们在小监中所写的东西，同时说话很谨慎，留着充分的余地。
一名工作人员，给我递上一盅浓茶。陈文仲示意要我喝水，他们当然清楚我的身体状况，我摇了摇头，因为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之前，我不可能接受对方任何的食品，包括送来的茶水。更何况还有一个陈力，我们必须采取同一行动，即使恢复吃东西。
我明白，面前的这位农场最高长官，要我说出这次绝食的要求。
“好吧！首先我认为我和陈力都没有错，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不能接受变相殴打的斗争会，陈力也不该因此而带手铐。”我说话非常吃力，我自己都能听见我说话的喘气声。
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刚从小监出来，脚是软的，不可能马上参加小组劳动。我们的条件就是在绝食前以书面形式写下的三条，我相信高书记不仅知道，现在要我复述出来，好给个答复对吧，我的话只有这些了。”
又停顿了五分钟，陈文仲发话了：“孔令平，首先，我们并没有对你们进行殴打，谁也没有布置召开你们的斗争会，但是，我们绝对不允许你们乱说乱动，特别是明目张胆地攻击三面红旗和大好形势。余干事开会批判你们没有错，目的还是帮助你们改正错误的认识，就像我们干部谁如果有错误，我们还不是照样要批评帮助，至于有人在批判会上动手打你们，那是错误的，我们从来就禁止这么做，否则怎么叫思想改造以理服人？”
他这一翻侃侃论述，很严密。可以说实际上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第一个要求，但没有认错，这乃是中共的“原则”。
“至于刑具嘛，我们可以下掉，刑具本来就是对犯人超越常态的越轨行为一种防范手段，只要你们不再公开放毒，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给谁戴刑具；关于劳动的问题，首先你们是犯人，结束反省，参加劳动是必须执行的，由于开始劳动有些困难，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我们会合理安排的。”
陈文仲的这段宣布，是照已经起草好，经过周密思考和讨论才作的决定，既答应我们的条件，也是替他们打圆场下台阶。
“不过也应该讲道理，大学生嘛，有理性，不要一味的任性。生命是可贵的，不应当用生命开玩笑，所以你们应当正常生活，不吃饭怎么行？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才是他今天要表达的最后意思。
说完这翻话他注视着我，我想，当时的我的样子一定像死人一样可怕！
我被刚才背我来的两个小伙子背回基三队，随后两个小伙子又将陈力背到场部去。
晚上，余干事亲自跟着老叶为我送来了特地熬制的白稀饭，一直守着我直到看我吃完后方才离去。一盅稀饭刚刚下肚，没过半小时，腹中便咕咕直叫，接着便是水泻般的腹泻。刚刚喝下去的稀饭穿肠而过。看来似乎一点都没被身体吸收，反而我的身体就像虚脱般的，大脑似乎已经失去指挥能力，全身轻飘飘的。
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受，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如此整整折腾了一晚上，直到天亮才昏昏入睡。
第二天照例是稀饭，不过里面加进了糖，这一次喝下就不象昨天。身体渐渐的感到暖和，用手触摸自己的脚，已能感觉出那冰冷的脚心。
第三天，前天送我去场部的两个小伙子又奉命要将我背到场部去。但是，我已经能起床慢慢走路，便柱着一根竹竿，在他们的搀扶下，由余干事跟着，再次来到场长办公室。
同前一次的坐位完全一样，我的对面除了这位高书记就是陈文仲。不过，在我们的对话开始之前，陈文仲打开了一个放在他面前的绿色文件夹，待我坐定以后，一边向我提问，依次的记录下我的姓名，年龄、籍贯、民族、出身和原判罪名，刑期。我知道这乃是一种常规的“预审”。
看来，场部是把我们这次绝食斗争，当成了一个案子来“审理”了，也许还兼有对我几次申诉的答复，所以，我在心里揣度这位高书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完成这一套程序记录后，陈文仲要我当着高书记的面，畅诉自己的观点。特别还强调要我“不加保留，和盘托出向党交心”。
我十分厌恶这“交心”二字。这仍是中共的职业党棍们一种时髦的用语，划右派时，正因为这“交心”而使多少幼稚的学生“蒙冤”！
我看了一眼这位脸色苍白，已上了岁数的高书记，虽然也在猜测对方的意图，但是我已经没有学生时代那种惶恐不安，抱着请求宽恕的“幼稚”了。既然已在我的文章和大会发言中，公开讲了中国老百姓所不敢说的。今天当着这位场部的第一负责人，反而缄口和隐瞒，只能表明自己的胆怯和虚弱！所以，我当然要说，不过因为身体极为虚弱，提不起精神来，我的说话中气不足，语音低沉，显得疲惫不堪，中间不时因气换不上，几次停顿。
攻心
首先，我表达了我的冤枉，学生时代的我，并不符合右派分子六条标准之任中一条，在我幼稚的学生头脑中压根就没想过推翻共产党。接着，便按照我的经历，从下乡一直讲到现在的全部过程，重点讲对“三面红旗”的切身体会，列数中国的灾难现状，痛斥“阶级斗争”的残酷，痛斥中共公开欺骗百姓的愚民政策。
这位农场的第一把手没有打断我的话，从他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的动作，看得出他在紧张的思索着。听到我对毛泽东指名点姓的痛骂非但不加制止，甚至连一点反感的表情也没有。因为我所说的是事实，是平时人们不敢说出的真心话，陈文仲也没有作记录，而是聚精会神听我用了整整两个小时讲完我的话。
当我说完以后，停顿了十分钟，陈文仲好象在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慢腾腾地说出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话：
“我要告诉你，你若用小说《红岩》里的江姐许云峰精神来对付共产党就大错特错了，你要知道共产党就是搞这一套的，我们知道该怎样对付你，你们不会得逞的。倒不如从现在开始，放弃你们的反动立场，才会有你们的出路。”
听到这位特工头目说出如此令我费解的话，首先，他用他们供奉在神圣信仰神殿里最完美的化身，同我们这种任由他们捆打侮辱的阶下囚并提，令我吃惊。难道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供奉的偶像是相似的？也许吧，我们提出的民主思想原是共通的。
可我们算什么呢？平心而论我们的反抗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只是被冤枉的普通人，我们曾对统治者存在若干的幻想，而决无那么“高尚”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当人间的救世主。我们所希望的不过是被人解救，还我自由和清白而已，难道共产党信仰神殿里的尊神也不过如此“平庸”么？
不过从他的话里，倒听出了他们对我们的那种“抬举”，如果，我们的行为果真在他们心目中到达了他们尊重的地步，那倒是要实实在在地洞察他们的内心。其实，承认我们所说的是真话！承认我们代表着真理！只是在“强权”压迫下不好公开这么说，却在无意中露出了自己的内心。
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相信真有那“永贯长虹”的共产主义。
可惜，他们全错了，错在用抽象的、虚幻的，也是反人性的信仰来玩阶级斗争的游戏。说得真实一点，共产主义庙堂里供奉的所有神像，都是些凡夫俗子，有的简直就是人间魔鬼，而决没有大义凛然的神。
此外，这陈文仲的知识未免太贫乏了，中华民族中敢于蔑视敌人，为捍卫正义和人类尊严而视死如归的精英还少么？投江殉国的屈原，詈贼不绝，咬破舌头以鲜血溅贼的颜臬卿，身陷敌营慷慨就义的文天祥，一门忠烈精忠报国的岳飞，至于血战沙场壮志殉国的爱国志士更是比比皆是，为抗日捐躯的名将，就有两百多位，就连中共统治下英勇反抗，杀身成仁的也不在少数。
仅我们这小小农场后来产生出来的刘顺森、张锡锟、陈力等，虽然鲜为世人所知，但他们难道不是为反抗独裁，反对暴政而慷慨献身的英雄么？难道他们的名字不是中华民族流芳万古的楷模么？这是虚幻不实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同高书记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长谈结束了，我无法估计出这样坦诚的交谈会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当时我想假如他对我们的观点表示赞同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那个结论，还适不适用于他？如果他从内心上很是同情我们，甚至根本就已经一鼻孔出气了，那么他这个二万五千里走下来的红小鬼又将依附在哪一张皮上呢？
“斗争会”当然是毫无结果地结束了。大约因为我俩使基三队的余干事与管教科带来的麻烦，毕竟这个队里有大量从少管所调来的少年犯，这些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心服口服的成了我们的学生了，所以没过几天，我们俩便从这里调到紧邻的农业一中队去。
为了分化我们俩，陈力再度关进了那个中队的反省室，而我暂时的分到了这个中队的第一小组，随组劳动。但暂时不记任务，那时已过了元旦，正是农闲时节，劳改队中农闲时正是躯赶流放者兴修各种堰沟、水渠和蓄水坝的时间。
第一天出工，一大清早农一队的全体劳动力便冒着寒霜，整队向距离五里以外的一号水坝工地开进，按照农场的规定，这年冬天二道沟地区附近的农业中队，担负着给所属中队地区供水的二号坝，加高加厚的任务。
迈过农三队的那个大弯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前年，我们刚从黄联关来到这里的情景。而今，那四周围已经筑起了围墙，围墙前就是我们通向水库的这条初具形态的“公路”。我一连几次的环顾这里，心中想着在猪槽里抓洋芋吃的邓自新还在不在？想到当年风沙满天，我们铲草皮烧洋芋的往事。
绕过农三队，我们已看到了横亘在二道沟两侧，截断了上游流水的库坝，是二道沟的最高点，盐源的雨要到五月才来到，春耕所需要的水，都依仗着这水库里的积水来灌溉。
现在，就在这条待加高加厚的库坝上，南侧两台挖土机和三台推土机，正穿梭着将坝的南坡山上的泥土往大坝上填。两侧的泥巴山梁以及坡坝上一千多名挖土打夯的劳动力正在取土，平整，准备加高的坝基。
算来，我已快两年没有参加劳动，劳改队里都在每人头上划了“硬任务”。农一队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新犯，他们的劳动力都很强。而且为了赶在刮风以前，就能完成全天的任务，所以一上了工地便会紧张地干起活来，这同基建三中队的少年犯们有很大的不同。
那时节，听说内地的农业收成已有相当复苏。农村已经普遍的回到三自一包的状态。从大家收到的包裹中寄来的东西中多半是腊肉，花生之类，是我们在监狱中多年都没有看到的。然而监狱里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依然的每个月三十斤口粮，每顿端在劳动力手里的还是半罐饭和一瓢见不到油星的水煮罗卜。
这些来自农家的子弟，都亲身经历过“三年灾荒”，他们对少年时代吃草根树皮的日子记忆忧新。每个人都明白，是当年人民公社犯的过！只因为在监狱中一坛死水的政治空气下没有说出而已。我经常给他们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灾难是政治的原因。只要毛泽东统治继续一天，老百姓的苦日子就会持续一天。
祷告
眼看1966年的春节快到了，监舍里的人们都会围在一起，议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过年，农村中，自古以来普通的农家都不会亏待这个节气，早早就要从猪圈里牵出早已准备好的过年猪来，整个春节从小年夜开始一直过到正月十五日，讲究的农家都要祭祀祖先，请财神和农神灶神到家，保佑全家在新年里平安，就是杀不起猪的再穷的人也会从亲戚家，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买些猪肉，鸡鸭在祖先面前磕头祈祷。
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正是全家团聚的日子，怎么样都有一刻欢聚热闹的时光，现在，经过人民公社的剥夺，家里能杀得起猪过年的人已经不多，但无论如何这年三十的团聚和丰盛的年夜饭总是免不了的。
现在，这些身陷牢笼的农民，都只有把团聚的梦放到年三十晚上去做。
在监狱中，我已习惯了冷冷清清的独自思念家人。今年的春节是我跨出小监以来，能同许多人在一起共度年三十的第一次。
春节前几天，人们一有空都会围着炊事员打听今年的春节供应，这两年比饥荒年有些改善，按照当时城镇居民的供应，犯人每人都有二两的猪肉可盼！可是这里的老犯人告诉我，自从建队以来的半年中只吃过一次肉，时间久了，劳动力们虽然晚上做梦都会梦见吃肉，可早已养成了不吃肉的习惯，元旦的时候，事务长就宣布，因为供应每人只有二两，不如过春节时加在一起，大家吃得痛快一点。
现在终于盼到这一天，大家少不了围着炊事员打听，得知今年春节每人有三两肉供应，加上上次元旦的二两，足足半斤了，按说办个农村里常见的土八碗席也就够了。
消息传开，凭添了几分过年的气氛，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还算着这半斤肉如果切成回锅肉，那起码也会吃到镍币那么厚的回锅肉二十片之多？然而，在这种猪肉比山珍海味都稀贵的年代，大家最担心的是不是分足了分量？不但队部的库房因“鼠耗”而打折扣，还会不会发生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过五一节，像代昌达那样，把肉偷来埋在煤堆里这样的事？这可是谁也说不准的。
这儿的厨房可不像西西卡四面敞开还选了“监厨”，在司务长当众过称后将肉送入锅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炊事员做了什么手脚。
过年那天厨房就事先贴出“告示”，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厨房的大门紧闭着。
除夕的那天上午，没有上水库，所有的人集中在菜地施了一次肥，下午钟管教吩咐各班组按所划区域“打扫清洁”，扫除完毕，便关上铁门，人们在院子里便被禁止外出，于是几个人便端出了小桌，摆上棋盘和扑克在那里玩，有些人在水槽洗衣服。
农一队从甘洛农场一起调来的人除钟平波和何建，我就没有相熟的人了。
钟平波是雅安抢馒头的几个主要参加人之一，他指了指南边那个往常堆放农具的小屋，打听陈力的情况。
我向他索问从甘洛农场带到这儿来的那些书，于是走进他的监舍里取来一本“巴黎圣母院”，那书面已经磨得很烂，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丢，惟独这些书是我们的珍爱，监狱里保存一本书是太不容易的事。
看看已经到了五点钟，几个鼻子最尖的年轻人，在院坝里向大家大声宣布今晚的节目是回锅肉，而且扮着鬼脸嗅着从厨房门缝中飘出来的肉香分子。
早已盯着厨房大门各组当天分肉的值星，已将分肉的菜盆洗净，只等大厨房领取饭菜的窗口打开，便端着盆子去完成这最精彩的节目。因为听说每个人的肉平均足有半斤，一个组有七八斤肉，生怕一盆子装不完，所以都准备了两个。
五点半钟，厨房的窗口终于打开了，炊事班长站在那窗口大声向坝子里宣布，各组先把盆子贴上组别，便将它们递进去，说是一次性把肉分完，等分完了肉，各值星把肉端到所划定的圈子里，再依次排轮子到窗口领取罐罐饭和“油煎菜”。
可是，当回锅肉刚刚分光，各值班员端到自己的盆子以后，便有人在窗口下吼道：“怎么搞的，本组二十个人，每人半斤，足有十斤肉，光肉切碎成片后就可以装满一盆子了，可现在，那菜盆里看到的全是地瓜片，大半盆就装完了！”他这一吼马上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那炊事员心里有鬼，只是当作什么也没听见，躲进厨房关上了门。
等到大家将自己得到的那一份端在手里，细细数着碗里的肉片，坝子里沸沸扬扬地吵开了。记得我那一次所端的那份，除了六点肉外全是地瓜片，地瓜片与肉在不经意看时颇为相似，炊事员真是精于以假乱真那一套！可是还是被久未见肉的人当场截穿了。
有人端着拿在手里的那一罐，看看别人拿的是不是都一样？经过一翻比较后，便端起了自己的那一罐到队部办公室去找值班的钟管教，数着地瓜片里的肉给他看，钟管教只好走到坝子中间，装出很关心的样子，去看那些来告状人端给他的罐子。
突然，他在第三组的监房门口停下了脚步，在那门口处，钟平波正在门口用木箱子垒成了一个高高的“台桌”，“台桌”正面的木板上正对着坝子，贴着一张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毛泽东画像，画像左边，竖着一支用松明子点燃的“灯”，台桌的上面，放着他领到的那地瓜肉片和一罐菜饭。
只见那钟平波布置好以后，不慌不忙的看看钟干事正注视着他，便隔着门前的阳沟朝着那肉和画像，跪下连连磕头！一边大声的喊道：“毛主席啊！托你老人家的福啊；今年过三十吃年夜饭，我才吃上你老人家赏给我的三片肉呀！毛主席呀！托你的福呀；没你老人家我怕要饿死街头了。”
边喊边转过身去，冲着那钟管教喊道：“你们还管不管，是那一个偷肉的也偷个合适，大年三十的，名义给我们有半斤猪肉，结果只有这三片肉。”一边说，一边用筷子穿起碗里面的三片肉在那姓钟的面前直幌，一面又念叨着：“毛主席，你可亲眼看到了吧，这大年三十的，我们就只吃了三片肉过个年哪。”
说话间，那垒起来的木箱子不知道受到什么震动，向着天井方向倾翻过去，随着一声落地的响声，那放在木箱上的油汤，跟着那盛菜的铁钵不偏不倚地泼在毛泽东那张画像上，弄了他一脸的菜和油。
此时那个组的组长，一面拉着钟平波劝他冷静，一语双关的说“有啥问题你向管教干事反映。”
天色已经黑下来，被包围的钟干事已被院子里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大家明明是在咒骂监狱，咒骂共产党。陷在重围里的钟管教除了声嘶力竭地想用吼叫镇住大家，但他已经黔驴伎穷，农一队的坝子里闹得像翻了天似的。
大约十分钟以后，救火队队长邓扬光，带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两名干事，急冲冲的赶到了这里。
叫开门以后，两个干事拿着话筒向围在坝子里的人喊话。农一队的人本来都是些老实的农民，一见带枪的人进入坝子，很快就被话筒里的喊话所镇住，纷纷回到自己的监舍中，站在监舍的门里面，向坝子里张望好奇的望着事情会怎样的收场？半个小时以后，钟平波被带进了队部办公室，院子里也渐渐的平息下来。
直到十点钟光井，关押陈力的那间是屋子被打开了，钟平波也被关进了反省室。一年以后，就是1967文革发动以后的第二个春天，他就为这件事和雅安监狱的“前帐”被判加刑五年，在加刑中说他出身农民，中专学历。
就在那一次加刑大会上，他面对着在场的万名流放者，铿锵有力的回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又过了十五年到了1979年，我听说他获得平反，只可惜，我们相隔几十里地，自从我们离开农一队后，就再没见过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