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4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流放盐源农场
第七节：农六队
春节过了没几天，一个早上，我被一个身披风衣、身材修长、年纪大约三十岁，比其它狱吏来，外表显得文静的中年人唤出了农一队。带上我的破烂行李，跟着他来到了隔着二道沟，仅一沟相望的农业六中队。
这是座刚刚修好的监狱。如果从天空向下俯瞰，整个横贯南北的二道沟，便像夹在东西两边起伏不迭的泥巴群峰之间。农六队就位于这群峰西面中段的一个山头上，不过从农一队向这里看去，却看不出这里隐蔽着一个新建的，专门关押重刑“反革命”犯的中队。
如果把这个隐藏六队的山头，看成一个面东而立的巨人头，那么这巨人头的后脑勺被削平的地方便是农六队的建筑群，留下了这人头面朝二道沟的山坡，使人想象到这是人头的“脸”，农六队就将这张脸隐藏在这个小山头的背后，似乎农六队的造型师一开始就要借这张脸，来掩盖今后在这里发生的血腥罪恶吧！我们从羊圈小监出来，经过基三队和农一队足足四个月时间，却没有发现这里隔沟而建的建筑群已悄悄动工。
当然更不会料到，我未来的十三年青春年华会埋葬在这里。
我在“风衣”的带领下进入这片建筑群时，监狱的围墙还没有筑，这片建筑群的南北和东西方向都超过一百米以上，周围是靠西南北三排土墙平房，与东面那“脸”后部削出的最高足有十米的土坎围成的，围在中间几乎是方形的坝子，足足有五千平米以上，这便是农六队的雏型。
我被“风衣”带到时，坝子里静悄悄的，除了几个人在东北角上修筑未修好的围墙，坝子中间到处是一堆堆的积土。坝子中央没有一个人，我在坝子里等了大约半小时，等到“风衣”从队部办公室办了交接手续后，便在他的指定下将自己的破行李，搬进了北面那排监舍靠西的第一间监舍里，监舍也像农一队一样，通铺上铺着稻草，四方的土墙围成一个口袋屋，光线十分的昏暗，从铺草中散发出一股霉气。
那铺上已住着几个人，此刻他们上班去了，我在铺上放下了自己的行李后就走出监舍门。
靠西边的那一排房子一共十五间，靠北面的那一排，也就是我搬进去的那一排也是十五间，靠南边那一面，中间一道宽八米高六米的两扇铁门上，是一个宽大的岗楼，铁门西侧是一排用作厨房、食堂、保管室的砖墙房子，铁门的东侧是一排用砖头砌成的屋子，是管教人员的办公室和他们的寝室。那山头未被削去的“脸”，高十米的土墩上又修筑了一个岗楼，这岗楼的后面就是瞭望二道沟而修的砖瓦结构的驻军营房，两面两座岗楼中，架着两个巨大的探照灯和两排供机枪用的洞，虎视着下面的整个平坝和监房。
中午时光，工地上收工回来的人陆续到了坝子里，我老远就认出了邓小祝和刘顺森，他们最近才从古柏调到这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除雅安监狱的一段经历，在甘洛基本上分在斯足和西西卡两地，后来在黄联关调古柏时，因为我不久就进了小监，所以同监相处的日子很短。
一见面，回忆这一年多，如像在另一个地方游历了一圈，他们在大监里常听到我和陈力的故事。只是他们听到的不免失真，现在看到我身体长得好好的，都说我因祸得福，并祝贺我健康的回到大家身边。大家又纷纷问起陈力的下落。
农六队现在暂时只有六十几个人，据他们介绍，这里按规划是要集中两百人的编制，全农场刑期在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都要集中在这里。并且还告诉我，今天将我带到这里来的风衣叫李培连。
暂时大家的劳动依然是积肥备耕，除留下了几个人继续修筑围墙，其余的人在附近山梁上铲沤草皮灰，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劳役，将带来严重的水土流蚀。给长江流域带来新的灾难，不过这个损失比起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的灾难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整个农六队的坝子还没平整，推土机留下的大量积土没有清除，临时担任中队长的荣老头，将这些平坝子的劳动分摊给几个组，用石灰画出了各组的包干区域，下午收工回来后，驱使大家以“义务劳动”名义继续在坝子里运土挖土，一直干到天黑。
（一）抗工
这几年，囚粮一粒没增加，各个中队只有靠自己种的蔬菜和洋芋，一直维持着每顿半罐饭、一瓢菜的半饥半饱日子。像农六队这种刚刚新成立的队，保管室里没有积存的菜，所吃的那点“老梭边”，还是靠临近的农业中队调剂来的，当年甘洛农场的饥饿顽症好象盯着我们。
大量的体力消耗和营养差缺，无异于慢性死亡，山梁上刚刚开垦出来的红色处女地，不象初来农三队土里有未挖尽的洋芋可找。！也不像古柏有马厩里撒落的四季豆可检。！就是逃亡还得翻越东，西两面的大山，因逃亡而冻死饿死在大山上的尸骨随处可见。
我们中相当的人都是从甘洛农场的鬼门关撞过来的，看到这几天“水肿病”在开始蔓延，大家便有了思想准备，与其屈从于皮鞭，接受高强度的劳动而耗尽体力死去，还不如公开抗拒劳动保存自己的体力，当然集体的罢工在监狱这种条件下是要讲策略的，大家必须齐心，拧成一股绳，有了甘洛农场的斗争经验，集体抗工便悄然爆发了。
有一天早上，六组的王士其没有起床，他躺在铺上喊肚子疼。那天正碰上荣老头值班，当六组的组长清点人数时，跑到他面前向他报告，王士奇和罗家文两个人称病没有起床。大值星冯俊白也向他报告说：“昨天下午两个人收工回来就在喊肚子痛，义务劳动也没参加。”
荣老头闻报面带愠色，原本就红光满面的脸变得更加红了，追问道：
“什么病，那么怪，医生看过没有？”随即高声传唤唐启荣的名字。唐启荣从监舍最后的临时医务室跑出来，按照荣老头的命令进了第六监舍，那里面，还在传出阵阵呻吟声。
过了一会，唐启荣向荣队长报告：“两个人不发烧。”监狱规定，为了鉴别劳动力是否真有毛病，一律用烤体温的办法来测试。六监舍门口几十个人围观荣老头，看他怎么处置王、罗二人？荣老头已经集合好准备出工的队伍，听唐启荣这么说便厉声喊道：“叫他们赶快出工，今天的任务要完成了才能收工，冯俊伯，你给我下午量方的时候管紧一点。”
在他的催促下，围观者开始向岗楼的哨兵报告人数，列队走出了那两扇大铁门。等到人们都已离开坝子，荣老头便拄着他的拐杖，一瘸一跛地走向六号监舍的门口。冯俊伯跟在他的后面，他的心里最明白两人是怎么一回事？但表面上装着讨好的样子劝道：“你老人家，腿不方便，最好还是不要进监舍了。”
荣老头用眼睛向他瞪了一下，没好气吼道：“你们这些组长也不知怎么当的，昨天下午三点钟我上坡检查，你们那工地上一个人都不见，还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等会儿，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你们十来个人积了五天的草皮，叫你吃下去，你都可以吃下去，今天倒好，索性两个人都病了，连工都不出了。”
说完，便进了那监房，房子黑洞洞的，罗家文睡在第三个铺位上，他正用被子将头死死的蒙着，王士奇睡在最里面的位置上，正侧着身子在叫唤。荣老头走到罗家文面前，用手中的拐杖去挑他盖在身上的被子，却桃不动。一怒之下便狠狠地朝他身上抽了一拐杖，可惜他毕竟装的假脚，比不上张棒棒那河南佬强壮有力。用力抽下去的拐杖碰在王士奇身上却弹了回来，那反作用力反而使他的身子连晃了两下。
“卫兵，卫兵！”他向岗楼上吼道。岗楼上没有马上回应他，于是他拄着拐杖一跛一颠的走到坝子中间去，大声的吼道：“卫兵听到了没有？”岗哨上探出了一个头回答道：“都去场部操练了，这里只留下两个值班的。”
“两个人也给我下来，准备两根绳子，到六号监舍去，把两个睡在床上装病的给我捆起来，押到工地去。”他断断续续地吼道，声音因震怒而颤抖嘶哑，本来就很红的脸变成了紫色，那握着的拐杖，不停的朝地上笃着，笃起了一串的泥洞。岗哨上没有回应他，他站了一会，无可奈何的向铁门走去，不一会门里走出钟干事和余干事来，两个人手里提着棕绳，经直向六号监房走来。
站在门口的唐启荣赶忙向王士奇喊道：“余干事来了，还不赶快起来，免得皮肉痛苦。”说完便悄悄地躲进医务室里去了。冯俊伯站在监舍门口迎着两个管教，尴尬的陪笑道：“两人在穿衣服了，我一定督促他们上工地。”
当两个干事人走到六号房门时，罗家文已经站在铺前，穿上了厚厚的破棉衣，一边捂着肚子还在不停的呻唤，看那样子确实疼得厉害，王士奇也站在罗家文的身后，一边用大毛巾捆在头上，高声的呻唤着头疼，两个拿着绳子的人看到这般摸样，显出一种鄙夷的神色。
那一脸雀斑的钟干事吼道：“装得挺像！”那姓余的向屋里四面张望着狡猾地追问道：“人说外伤看得见，内病吃不得饭。你们今天早上吃了饭吗？”罗家文回答道：“没有。”姓余的紧紧追问：“那么饭到哪里去了？”冯俊伯马上介面道：“别人帮拿的也知道谁拿去了。”
姓余的怒吼道：“少给我耍花招，滚，给我立即上工地去。”
钟花脸手里拿着绳子在王士奇的眼前晃道：“你们两个今天就是死也也要死到工地上去。”转过身来向门口的冯俊伯命令道：“冯俊伯，人交给你，你负责把他们押到工地上去，告诉你们，听清楚了，他俩那一个敢拒绝劳动，立即回来向我报告，我捆你时不要告饶！”说完转头走了出去。
折腾到这个时候已快十点了，两个人披着烂棉袄，头上缠着破布，像得了重病的病人，拖着似千斤重的脚步，在冯俊伯的监督下向岗哨报告以后，出了大铁门，缓缓向四号梁子走去。
四号梁子上一片由拖拉机翻出来的处女地，像一个光秃的山包上顶着的一片红土，四周大约三十米宽的环行草地包围着它，活像一个秃头巨人头的四周围留着一圈乱头发一样，六组一共十六号劳动力便在这圈草皮上劳动。
荣老头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些带着泥的草皮铲起来，再运到那刚刚开垦的土地上，隔着一定距离堆码起来烧制成草皮灰。三个人从远处望去，那四号梁子分明只有五六个人在劳动。
当冯俊伯带着两个病号走到时，邓自新说道：“怎么样？没有稳住，还是被赶了出来？”那王士奇把自己的头上包的破布扯了下来，坐在地上苦笑道：“还差点挨了绳子，那钟麻子凶得很。”文廷才却在一旁介面道：“怕什么，今天他真的捆了你，明天我来，我就不相信那荣老头，钟麻子捆得服六队的两百号人？”
“对，大家想想看，甘洛农场死那么多人，还不是因为那些怕挨捆的胆小鬼拚命的去挣表现，结果那些死的人那一个不是肿得像水大棒一样。”对，我们干得越多，越死得早，大家一条心，看那个钟麻子把我们咋个办？”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冯俊伯看了看工地上的人问道：“时间恐怕差不多该换班了”，接着又说道：“你们每个人干什么都要把稳一点，只要不出事，摆平了，少找麻烦怎么都行，你们也替我想一下，组长不好当啊！”说完便朝左面的山沟里走去。
这盐源二道沟，两面山包上，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山梁之间深沟两侧，分布着许多像人工挖出的地洞，这些凹进地里的泥洞上，都有可遮雨的“帽檐”，大的泥洞可以钻进六七个人，小的也可以藏住两三个人，人藏在里面可以望见外面，而洞外的人，除了正面对着洞口，任何其它的方向都不会察觉洞里隐蔽着人。
风季到来时，我们就仰仗这些老天赐给我们的洞穴，在下午狂风大作时，用以躲避狂风对我们的摧残，那时，在“争生存”这一点上，各组的成员保持着空前的一致，连组长们也在内。
大家达成协议，下午大风起后，便将一个大组划成两个小组，一个组的人在工地坚持”顶风”，另一组便在洞里休息，两个小时一轮换，如此做法，主要是蒙队部的眼睛。倘若站在监狱的大门口，远远的向山梁上无论那一个工地望去，都可以看到那儿始终有人在劳动。
大家借此保住体内的热能尽可能不被狂风吹走。为了使洞里保温，大家还从牛棚边的草树上，弄了些稻草将洞里的地面上铺好，人还可以在上面睡觉，不过饥饿的时候，人是难以入眠的。年事高的国民党军官，脱了产，白天不出工地，就在洞里专门给大家讲“三国演义”。
冯俊伯和文廷才走下左面的山沟，走进第一个泥洞时，只听见徐伯威正在讲，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洞中正响着他的声音：“袁绍攻打许昌不克，见曹操放弃了白马镇，引兵延津渡口，摆出渡河架势，袁绍不识此计，率主力西进阻止曹操渡河，不料曹操虚晃一枪，亲领一支轻骑兵奇袭白马，包围了袁军驻守白马的大将颜良，关云长力斩颜良于乱军之中，白马之围遂解。”
这徐老头原是范绍增手下的一名少将参军，成都人，被捕前还在四川大学哲学系教过“尼采”课，颇有些资历。加上狱中平时忍字当头，常常给管教们介绍些当年老成都的佚事，颇得队部管教们的好感，不管是当兵的还是狱吏们如何飞扬跋扈，他都能装出一付笑脸唯唯诺诺，使人无法猜测他的内心。
入狱后他很少参加体力劳动，干些收方，清点人数或看棚之类的“轻活”，连许多一贯靠汇报情况讨队长欢心的组长，都很羡慕他。
冯俊伯走进山洞，便对徐老头笑到：“讲话费精神，你老人家也该歇歇嘴了。”一面把自己装开水的大盅子递了过去。洞里的人知道，到了换班的时候了，便都站了起来陆陆续续的走出洞去，一直到换进来躲风的人，从新将洞子填满。徐伯威喝了水，等大家落坐以后，故事又从新开始。
王士奇装肚子疼的做法迅速的传染给了四组，过了两天四组的组长在早上出工时，向荣老头报告说：“昨晚本组又病倒了三个人现在还躺在床上喊肚子痛。”没料到这一次，荣老头并没有发火，只是瞪了他一眼，口里却嘀咕道：“什么肚子痛，分明是肚子没填饱”旁边的张清富补了一句：“还是荣队长英明。”
狱吏们能够承认饥饿，向流放者作一点“宽容”，比起甘洛农场和古柏的管教们动不动就穷凶极恶的抠打流放者，也算是一种“转变”。
渐渐的，整组的人便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偷偷地从大风肆虐的工地上溜了回来，倦缩在各自的监房里。除非荣老头查房查到了，用他的拐杖吆喝着将偷偷回来的人从新赶上山去，或者叫他们在院子里清除那些积土。
有一天下午，三点钟风实在太大，刮得人透不过气来，几乎全队的人都回到了监舍。荣老头在坝子里一面吼着，一面挨着监房把人都赶下铺来追上山去。
当荣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跛的走了出去，屋里就剩下了我和徐伯威两人。徐伯威走到监舍门口，向外望了望，确认门外的过道上已经没有人时，才把监门轻轻掩上，走到我的旁边，神秘的问道：“你看过最近的参考消息吗？莫斯科和北京都闹翻了，赫鲁晓夫最近在戴维营点着毛泽东数落他！”
我摇了摇头，望着这个平时行为说话都十分谨慎的老头，从来没有露过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的话，今天居然道出内心里还有一个隐藏的世界。
只见他在自己铺位的草堆里翻找着什么，不一会便从乱草中拿出了几张已折得很旧的小报，并向我严肃地说道：“这是我从队长办公室里带出来的，你看后不要再传给其它人，直接还到我手里。”
参考消息，是中共的内部读物，但毕竟不同于普通报纸，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上面摘登着世界各大通讯社所发出消息的摘要，其眼界比国内其它报纸宽得多，有时候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可供分析思考的见闻来，所以这是我们千方百计弄到手的读物之一，并没有这徐老那样的神秘和少见。
于是我将报纸接过手，一面向他点头说：“放心，我看了马上就还给你。”当我接过报纸刚打开，他又将身子靠近我，附在耳朵旁说道：“陈力是我们在成都监狱里的老朋友了，我来场就听说你和陈力关在小监里，其实，你们的看法都是对的，中共早输掉了民心，他们不会长久的，最近你们还听说到什么好消息吗？”
我望着他那微泛红光的脸，心想又是一个将内心埋藏很深，用韬晦对付共产党的人。从此，我们变得亲近起来。
（二）思想改造试验田
逃工抗工的人越来越多，为了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荣老头将中队所属的八名干事全部分摊给每一组，上下班都由分摊到组的干事领队，并且负责守在工地上进行监督。
同时，通知岗楼上的驻军，派更多的巡逻士兵加强查房，一但发现有无故逃工的立即拉到院坝里罚站。但是，这并没有减少逃工的势头，负责领队的干事不会在工地上挨风吹，岗楼上的驻军也未必按他的布置去做。
有一次，被荣老头抓了一个全组不出工的“典型”，老头子亲自招集会议，把全组人喊到院坝，坐在那里开会“找原因”。其实是让逃工者狠狠被风吹刮着，以示惩罚。
全组人裹着加得厚厚的棉衣，个个将头缩在棉衣里，任凭老头子狂怒的吼却无人理睬他，一直坐到晚上九点钟，整整几个小时，一无收获的散会。六队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犯人，一直维持着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
直到三月份，陈力也从农一队的小监放出来，押到了这个中队。
李培连当天晚上，主持了中队建队以来第一次十分“正规”的点名仪式，他拿出厚厚的点名册对全队二百多号人进行了编组，我和陈力连同本农场十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历史反革命”，集中的编成了一个小组，他自任为这个小组的“指导员”。
第二天全队停工一天，按照他编的点名册，将全队的人按他所编的组重新调整了监舍。下午，其它的组出工后，却把的我同陈力以及新编组的成员留下来，他从队部办公室端了一张靠背木凳，坐在监舍中间，主持了第一次学习会。
“我姓李，李培连，从现在开始，按照管教科的决定，将你们编成了一个试点学习组，由我负责你们今后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改造。”
“这个队已经成立一个多月了，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你们都是投入改造多年的老犯人了。我看，思想上还有很多问题，当然，劳动是改造的手段，但光有劳动是不够的，我们共产党人向来以改造人的思想作我们的宗旨，思想没有改造好，劳动也不会收到积极的效果，所以从现在起，我就在这个组做‘试验田’，想促进一下诸位在坐的思想改造。”
坐在我旁边的陈力低声说道：“不知道当局又在耍什么花招？”
这两年，我经历了古柏，二道沟小监反省室，基三队、农一队，绝食斗争就达两次，与管教科可谓面对面的斗争。看来今天这位指导员与粗俗的狱吏相比，确有些异样，是中共对我们这些人变换什么手段，还是政治气候的变化，我们暂时难以预料。
“我看这人未必不是更加阴险和狡猾的人。”陈力从鼻子里哼道。
李培连好象已经察觉出我们在议论他，看了我们一眼，继续说：“你们这个组一共十三人，暂时由周学祝担任学习组长，因为现在还处在备耕农闲时间，下午风大，加之，你们的年龄大多都已五十岁以上的人，所以从现在开始，一段时间上午继续出工，下午则留在监舍里组织阅读和讨论。
学习的材料是“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的有关文章，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化”学习方法是边读文件边对照，联系国内形势和本人的思想实际，谈谈你们的认识，允许并希望大家能各抒己见，讲不同的看法。”
学习便这样开始了，我们这个组除了我和陈力外，其它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在公众场合亮相的“狗”们，例如朱国骥、王德权这些都是共产党刀下留人从狗洞中逃生过来的人，为共产党的强权折服，也想从监狱的狗洞里再爬出去。所以这几年一直扮演劳改积极分子角色。
其余的例如李克由、徐柏威、卓元民、母建武等人，对于自己成为共产党阶下囚，蒙不杀之恩已吓了一大跳，但看到共产党强奸民意的种种劣迹，心存介蒂。人到屋檐下除了当顺民，几个泥鳅还能翻大浪？所以在这种“不满”和“无为”两种情绪支配下取了壁上观态度。
这种人会在良知支配下，趋向我们，所以对他们也只能取和睦相处的态度。而花费口舌和精力去对付周学祝，王德权，朱国骥这类人，要改变他们人格上的缺陷，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当然学习过程中免不了激烈的争论，李培连究竟想看什么？他努力想作出一点“思想改造”的业绩呢，还是在接受上峰的旨意？带有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色彩？所以，我和陈力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猜测，带着观察和思考的头脑参加了这场学习。
果然，学习从开头到结束，就是以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的唇枪舌战而进行着。第一天的上午，就按李培连的布置由周学祝宣读共产党宣言。一个小时的诵读，大家倒也聚精会神，我看了看徐伯威，他肯定在想李培连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其实，共产党的派别，一定会在最后表现出来。
周学祝宣读完毕，朱国骥首先发言，这个已经快六十的人，重复着中共的老腔调，从满清末年列强瓜分，讲到日本入侵，他甚至于讲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讲自己上军校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讲自己的认识和痛悔，最后以原子弹的爆炸讲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说；“中华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站起来！”
他讲话时，唾沫横飞，给人一种激动的感觉。仿佛忘了这么多年来老百姓在中共统治下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或者是他被中共的强权吓怕了，他一点不敢接触四年内战七年革命给老百姓带来比牲畜不如的生活。
听他讲完，陈力再也忍不住了，他列举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以后，说道：“倘若，中共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天堂是在“革命”成功十五年来一个接一个令人心有余悸的运动；是老百姓衣不御寒，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那么老百姓为之捐躯的革命战争还有什么必要？尤其是人们连话都不敢说，否则就要挨打，坐牢，那么中国人谁站起来了？至于原子弹，难道不是老百姓用大量血汗被强迫驮起的战神么？”
接着陈力发言，我补充道：“一个对民族负责的政党，一个对子民负责的领袖，不在于他的口头承诺，而应当对他的行动的后果负责，产生了今天这种后果，老百姓还在继续为这种后果不断的付出生命的代价，却不愿立即调整自己的政策，表现后悔，反而杀气腾腾把这一切上推老天，外推苏联，内怪反革命作乱，继续用罪恶掩盖今天更大的罪恶，这样的人迟早要受到历史的清算。！”
争论如火如荼的进行下去，李培连一言不发，在思考还是想借我们这俩张嘴，来宣传他自己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至于像徐伯威这些老于世故的人听得来非常起劲，因为我们所讲的可是他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实话。
学习的第二节课，开头仍是由周学祝宣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九年前我在校园里第一次听到传达这个讲话时，完全弄不清讲话人的真实动机，当时欧洲发生的匈牙利事变和波兰独立工会，已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我们这些幼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还蒙在鼓里。
对这一曲美妙的迷魂音，很少人会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大学生们所接触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欧美口号，没有几个能说清楚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包含的内容。政治课每天向我们灌输的全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如何美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可悲的是，谁也不知道今天苏联究竟怎么了，当时我们巳听到了史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给俄国带来的灾难。
然而，无论是恐怖还是激情，都迅速被今后的社会主义结果所纠正，野心家的狰狞嘴脸也在轮番的“实践”中暴露无疑，曾被欺骗和恐怖所征服的年轻知识群体立即分化，一部分变成了疯狂的专制主义的伥鬼，一部分则变成了专制压抑下的反抗者。就连邓拓，吴啥这些共产党的才子们，也会从大鸣大放时期的“左派”积极分子，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将。
就以我们面前这位正在主持我们这次学习的，原雅安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李培连，当年曾充做该校的右派学生的屠夫，当今从新学习这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他会情不自禁的说道：“这几年确实出现了灾难，许多人饿死了，人民心头压抑的话不敢说。”
看来，李培连比朱国骥，周学祝之流真实多了，这是他从中共的上层得来的解脱，他说”极左的思潮在共产党内占据了上风，革命嘛总有左右摇摆的时候，主流还是好的”这一翻话的言不由衷，会在今后实践中继续得到证实。
“所以，我主张这次学习，大家要讲真话，只有说真话，才能接触自己的思想也才能谈到思想改造。”这是他的言不由衷的苦恼，还是敢于去触“文字状”的禁区，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于是他在这次学习上提出了三个让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该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经济困难和饥荒，这些阴暗面是十个指头里一个指头的问题，还是该根本否定三面红旗？第二，中国眼下的困难是不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难免的过程？第三，压制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论是革命的需要，还是不讲民主施以霸道？这三个问题反映出了，李培连多少有一点讲理的成分，而讲理是独裁主义绝对忌讳的“禁区”。
不过，倒可以看出他迷信毛泽东的天真，李培连倘若还保存人的基本良知，总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在中国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原来真是野心家玩弄的一场政治骗局，所以当争论继续下去，越使他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学习班”既不能按照他的努力，使我们相信中共宣传没有欺骗，也不可能让我们在监狱中，在他主持下变成公开批判毛泽东的讲坛。
有一次争议达到高峰时，双方都不能说服对方，陈力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我看我们这种小组讨论得不出什么结果，除非我们大家都遵守一个规则，也是我们这许多年来实际的法则：“强权便是真理”，否则我们谁都不会相信，中国发生灾难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不可避免的。”
其实陈力点出这一点，才是中国政治的症结，在这个世道里要么屈服于强权的淫威，中共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要么就当盲人瞎子，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才对。
对这个结论，李培连坚决加以反对，他列举了哥白尼和布鲁宜，以此来证明牺牲于强权的人并不承认强权就代表真理，其实强权是不是真理的问题，是同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并存于人脑之中的复杂而奥秘的东西，监狱中的狱吏们也不能在内心世界里逃避善与恶的较量。
如此看来这次学习是李培连们，试图用一种稍有人性的“思想改造”来替代绳捆索梆的棒棒主义。
在这个尝试中，他带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来替自己信仰上出现的危机解脱，试图证明毛泽东也承认人的理性和感化。不过，他会在更多的人生实践中明白，在专制主义狂的字典里是根本找不到他渴望的理性的。
奉行独裁的狂人是无法容忍忠言的，迄至今日，独裁者只相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
到此时，李培连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北京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置他的理性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阴谋。虽然这位在九年前曾充当“右派”学生的杀手，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他的理性没有扎根在专制主义的皮上。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