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4日讯】人类在自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面前，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人类应该谦卑地匍匐在伟大的自然、社会历史规律脚下，而不是试图去人为改变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和臣服和自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此为“顺天道”；尊重人性、尊重和捍卫人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由环境落后地区向环境较好地区、由效率低地区向效率高地区、由不自由地区向自由地区流动的权利，是为“应人道”。顺天道，应人道，乃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物阜人丰，天下和谐的“人间正道”。
这一章，笔者用了将近两万字论述了人与环境、水资源的关系等问题，笔者的综合结论如下：
1、人与自然、环境、水资源的和谐问题，是全中国13亿人甚至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只是哪个大城市、更不仅仅是一个首都北京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大城市关起门来就可以应付得了的问题。一些学者和决策者眼里以“水资源限制”为由试图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只不过是一个人为预设的假想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现代乌托邦。全国13亿人口，这已是既成事实，在哪里都要用水，从事农业需要用水量更大，而且破坏环境更大。
2、比起农村、比起中西部地区、比起我国多数江河中上游动不动就是致人死伤的地质灾害和置人于不治之症境地的恶劣生存环境，今天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环境和水资源问题仍然属于好的和相对较好的，因此，人口向大都市的流动仍然不可遏止。
3、人口由资源短缺、权钱关系垄断、效率低、收入低、自由度低的农村和小城镇向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动，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
4、就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最节约土地一样，大城市也最有利于环境和水资源节约与保护，这个问题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应该是个简单的常识问题。因此，整体上解决环境和水资源约束的问题，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城，而不是相反，去限制他们进城从而使他们迫于生存压力对土地和环境实施过度开发和利用。人类是一个整体，其中一部分人缺失了进城的权利，另一部分城里人就一定会缺失环境和水资源。
5、当前环境和水资源破坏的一大杀手，是利益集团绑架了政策。应该警惕和限制水电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大规模剃头式的人工造林。
6、保护中华民族的“风水宝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从古代风水还是现代科学角度，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西部地区都是中国的后山圣地，应当以生态建设为主，在局部许可的前提下才能进行适当的、谨慎的经济建设。这些地方尤其要防止过度开发，尤其要防止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向水源地、向西部转移。否则，产业大规模向中上游转移，就会污染和破坏整个中华民放的“水源”，面更广、影响更深远。对于一些环境敏感和脆弱的地区，必要时应该主动启动移民计划，让人类活动从相应区域退出，人退、自然进，让自然界休养生息自我修复；而移民的输入地，也不应该仅仅延续以往的从乡村到乡村的思路，那样有可能加剧另一地方的资源和环境紧张，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城市或者城乡结合部，通过城市化来保护环境。保护中华民族的“龙脉”，应该是西部/江河上游地广人稀，谨慎开发；东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江河上游本该是人烟稀少，大江山养育大自然；江河下游，大城市养育人。
7、过去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把目标定在想像中的控制城市乃至国家人口规模而不是根本性解决环境和水资源问题，不仅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自然环境破坏和水资源短缺等自然问题，而且已经导致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如5800万以上的留守儿童、数千万流动儿童等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流动的“不定时小炸弹”。
8、挖东墙补西墙的调水方式不得要领，而且代价昂贵。我们应该多从水资源的“增量”上解决水资源和环境问题，而不是在存量上你争我夺。我们不难从美国的拆坝运动中得到一些启示。在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在全国数百条大大小小的河流上，修建了约75,000座，高于6呎(或2-3米)的水坝与拦河堰，用于发电、灌溉、航运、防洪和供水。而人们普遍认为修坝修堰对河流生态带来的影响轻微，而社会和经济利益往往掩盖了自由流动河流变成水库后的损失。过去数十载，拆坝一直被视为恢复河流生态的极端手段。但是最近，观念已经改变，人们开始接受拆坝，因为拆坝也是河流管理一种合理而具成本效益的方法。越来越多人明白到水坝除了为社会带来好处，但同时对河流生态造成伤害。到2008年，美国全国已经有最少465座水坝拦河堰被拆除，而且有最少100座准备拆卸。虽然美国各州政府仍然不遗余力推动新的水坝规划，但是由于民间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对鱼类生态的强烈关注，新水坝建程基本上仍然停止。
9、从中华民族的全局考虑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掌握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人口控制目标一再被突破，北京已陷入人口爆炸危机。”有专家如是说。（2010年8月16日《新京报》）
担心大城市病而且担心资源局限，一直是我们对大城市人口增长心存警惕的重要原因。但是仅2010年1月至8月初，从春到夏，从东北到西南，整个中国都受到自然灾害的猛烈攻击，说明人口与资源紧张的矛盾，不只发生在大城市，江河上游、西部等地区也许更为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8月中旬：洪水退后：吉林农民的生存问题——“想打翻身仗都打不了。现在什么都没了，不光我家，别人家也一样。”原本的黑土被冲得一点不剩，只剩下裸露的卵石和黄褐色的沙土，像是沙滩。洪水过后，村民开始一点点把断壁残垣往外刨。
《新世纪周刊》2010年8月中旬《舟曲警报》：事后看来，舟曲在劫难逃。多重因素催生和加剧这场劫难。罕见暴雨骤降于地质条件极差的干旱陡坡，陡坡上植被在数十年前被彻底砍光，这让山洪有充足“弹药”形成特大泥石流。县城近十几年的扩张过分挤占了三眼峪沟河床，灾难由此被几何级数放大。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2008年7月14日《新京报》报导了一份调查：大多数汶川人并不愿意就地重建，在757人参与的问卷调查中，739人要求异地重建，甚至有村民表示：“就是迁到新疆边陲，也不再回去了。”他们的理由几乎一致：担心泥石流毁灭家园。但是反对异地重建的专家，称这是“逃跑行为“。持这种观点的中科院专家张信宝激怒了在安置点苦苦支撑的汶川村民，2008年7月9日，一些激动的村民聚集起来，准备凑钱租车到成都，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京华时报》2008年7月12日）
但最终，就地重建还是成了事实。而汶川民众的担心则一语成谶，两年后的2010年8月，泥石泥席卷汶川的时候，重灾区又是当年的地震重灾区！
……
这是何苦呢？一次次就地重建，国家浪费和重建资金，社会浪费了捐助爱心，当地百姓折损了生命、健康和财产，难道仅仅是为了展示我们人定胜天的雄心壮志和浪漫主义情怀？
2010年夏天，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谈泥石流：“咱们有信心、有决计灾难毁100次，咱们就建101次！并且每一次都要建得更好！”（2010年8月1日成都生活论坛http://www.cdsh114.com/zixun/2010/0815/8144.html）精神可嘉，激动人心，但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呢？
具体到官员个人，也许的确不乏一些理想主义者，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人家良好的动机。但若从制度层面，从整个基层官僚体系的利益考虑，我认为地方官员以及御用专家慷慨激昂的背后，是不乏私心的，民可以千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民，万一人都迁走了，民之不存，官何附焉？
另一方面，对于人口流入地政府来说，在发展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更着重于急功近利地发展经济，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到见效快的经济建设专案中，而不愿意投入到社会保障和社会发展如医疗、教育等事业，导致外来人口多的城市普遍出现医疗、教育、交通等资源高度紧张局面，从而导致城市从官到民、从上到下对外来人口“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把外来人口的定居当包袱，也不愿意看到不适合居住地区的人们大量迁移到自己的城市来。
舟曲泥石流发生后，有网路媒体报导称，甘肃省发改委负责人建议国家增加甘肃向新疆移民规模，缓解舟曲人口环境压力。但随即，舟曲县县委书记范武德表示，不可能整体迁移，舟曲县的重建肯定是原址原建。将采取向外输出劳动力和提供安置资金等方式向外转移部分人口。甘肃省政府表示，没有考虑向新疆移民。（2010年8月18日《京华时报》）
正如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施国庆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灾害移民问题在中国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如果论证表明，舟曲县城所在地因为已经发生的泥石流和未来泥石流灾害仍然面临严重风险，丧失作为县城重建的条件，就需要考虑异地搬迁，这不光涉及已经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的县城区，也包括轻灾和未发生灾害的城区。应该对哪些高度危险的人类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各种灾害风险评估、预警，对高风险地区进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土地利用进行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甚至尽可能进行有计划的人口迁移即灾害移民活动，以避免未来可能的灾害损失。
“总体上看，中国在灾害移民理论研究、政策法规、规划设计方面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远不适应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施国庆说，“在灾害移民实践中严重忽视了灾害移民的生计恢复、社会适应、社区建设问题，也缺乏统一的移民管理机构。”
目前，受到地质灾害等因素威胁的不仅仅是舟曲，还有白龙江流域的甘肃武都，以及四川的康定、云南的德钦等多个地区，这些地区多在西部且多是经济不发达地区。（2010年8月17日财新网）
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把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问题和中国的环境、生态保护合在一起考虑。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宋代以来，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1982年和1990年我国进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不变。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我国东西部所占全国人口之百分比仅仅有1.8％的增减变化。两次人口普查结果还表明，我国人口的60％集中在距海500千米的东部地区。建国后人口沿胡焕庸线的分布只改变了一点点，西部生态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恶化得非常厉害。其中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单纯的人口增加，而在于人口增加以后，分布的规律被破坏。事实上，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但中国对大自然的破坏，高于世界平均水准。“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是永远正确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歌德）
就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最节约土地一样，大城市也最有利于环境和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按建成区面积计算，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1比2比3.1。这还不算农村居民砍伐、开荒耕种等活动面积。
人类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结果一定招致自然的惩罚。大江大河和生态脆弱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滞留过多人口，必然导致过度开发进而导致生态和环境灾难，也直接对下游大中城市的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等构成威胁。
人类是一个整体，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家园，东部大城市关起门来，是解决不了自身的环境和资源短缺问题的。不论从古代风水还是现代科学角度，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西部地区都是中国的后山圣地，应当以生态建设为主。保护中华民族的“龙脉”，应该是中西部/江河上游地广人稀，谨慎开发；东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
人口转移的问题，就应该放在这个大视野下通盘考虑。除了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之外，更应该顺应市场规律，尊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权利,让东部城市突破制度壁垒，以更大的胸怀迎接外来人口。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更应该转变思路做出表率。这才有人口、人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10、大城市（群、圈）战略才是解决人与环境矛盾的终极办法。舟曲泥石流也许只是大自然向人类“索债“的一个开始。2010年8月20日华西都市报报导，中国至少还有1.6万个与“舟曲”类似等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700万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全国地质灾害通报》指出，全国2010年上半年共发生地质灾害19552起，造成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147起，326人死亡、138人失踪，经济损失18.61亿元。地质灾害发生的数量竟是2009年同期的10倍。2010年8月20日《新京报》则报导，中国2010年1-7月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也就是说，仅仅2010年7月份，全国就发生地质灾害6457起。
记者从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获知的权威消息显示，截至2009年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威胁数千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1200多亿元财产安全，其中，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威胁人口700万，威胁财产840亿元。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主任周平根博士呼吁，这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1.6万个与“舟曲”类似的隐患威胁着700万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他介绍说，这种隐患点重点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国家减灾委原总工程师李京对此概括为一句话，“高风险的城市，不设防的农村，尤其西部。”
华西都市报记者查阅2010年上半年《全国地质灾害通报》发现，21起特大和大型地质灾害中，仅5处发生在城市，其他均在农村。中国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殷跃平2010年早间受访时曾说，据其统计，地质灾害中人为活动的因素占到50%以上，尤其是非法活动。报复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泥石流专家张作辰则称全国至少有两万多条泥石流沟，大部分在西南西北。甘肃舟曲所处的位置，这么大规模的县城是不适宜的。如果认识到危险，不搞居民点，损失会大大降低。但西南地区往往地方又不够，搬迁难。（2010年8月20日《新京报》）
几乎所有的资讯都指向两点：西部，不宜大规模人居；乡村，不宜大规模人居。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江河源头，人类的过度聚集和过度活动，只会加剧环境破坏与生态威胁，同时也江河下游。同类区域的移民活动，说到底只会拆东墙补西墙，于事无补。
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都不能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现实尖锐矛盾！要一揽子解决人的发展权利与环境、资源限制之间的矛盾，解决地区间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着眼于在中国东南部也就是江河中下游地区，大力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圈），让中西部地区人退、自然进，涵养森林和水源。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