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六章：文化“大革命”
笫三节：文化的浩劫——人权的厄运
1968年这一年4月21日的晚上，我戴着铐子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法入睡，白天激动的余波在静夜中又喧沸起来，我真想同刘顺森，或者张锡锟倾诉我的内心，但是我无法接近他们，听见那睡在我前面的周学祝所发出的鼾声，我便轻轻地坐起身来，这一天正是阴历的三月下旬，满天浓云，院子里很黑。
我想到院坝里走走，但那是决不允许的，何况我戴着手铐，岗楼上的哨兵是要干涉的，弄得不好还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我此刻想到“这大监还不如小监，倘如此刻我还在小监中，无论是粮库还是羊圈，我严可以起身在屋里徘徊，调整一下自己的神经。因为今天，对我来说，可算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当着万名流放者在审判台上“宣誓”，可不是一时痛快搏取他们对我精神上的一句称赞话那么简单！
回想三十年我的人生历程，还不满二十岁被蒙蒙幢幢圈成了“右派”，中国人讲名分！孔子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
“右派”这顶我根本就戴不住的帽子压在我头上，实际上是用歧视，饥饿和劳狱压迫我稚嫩的神经，扭曲、扭曲再扭曲。
过渡的刺激使我神经失常，过渡的失望使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我就这么为反抗个人的不幸，苦苦挣扎到今天。当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百姓的苦难，才在我无知和虚幻的头脑中，扎下了对暴君仇恨的根。
然而：“决策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这便是我今天在审判台上表达的意愿，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一直被扭曲的神经才得以恢复！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戴在我头上沉重的大帽子被我甩掉了，我此刻的心情不再那么压抑，三十岁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钻死角的灾难
“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一发表，本该由毛所戴的叛徒、内奸、卖国贼罪名统统都戴在刘少奇的头上。等待着把一大批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五类份子”又要增丁添口了。
那些正被划为走资派的人，为了逃避厄运，表现自己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忠诚，更以“极左”面孔对我们进行疯狂的虐待。
新的场部领导派出了工作组坐镇农六队，制定了批斗计划，将六队“顽固不化”的反改造份子进行了排队，准备一个一个的推上斗争会收拾。
这样的批判斗争，从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至今也有十三年的历史，掌握斗争会的老当权派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斗垮一个被推上批斗席上的人，首先要有一个足以使被斗者精神互解的“钢鞭”，将被斗者行为中可以引起公愤的东西无限夸大，不惜无中生有的捏造。
例如：过去管过财务的，可以以账目不清为突破口逼他承认自己贪污；爱占小便宜的尽可以归入偷盗；个性强，爱与别人逞强打架、必可以说他是“流氓”；有男女亲密迹象的，更可以无中生有的说成“通奸”等等。
但是对于监狱长期关押的我们，什么都扯不上，于是只好在“语言”和“思想”上做文章，被斗者语言稍有不慎，便会被无限上纲，扣上“对社会主义或三面红旗进行恶毒攻击”或“对伟大领袖造谣诬蔑”之类的大帽子。
当然，像我这样，不用他人戴帽自己就会承认的极端顽劣份子，便会以“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代言人”“帝修反的应声虫”之类套上，最后只有用“死路一条”来结论了。
然而，经念得不灵，敲木鱼的人会厌烦，有时斗争会反被斗争者抢了理，数落起老百姓的苦难，共产党宣传尽说假话之类的时候，甚至主持会议的还要借被斗争者之口，趁机大发牢骚，使斗争会越来越开不下去。最后，变成了参加会的人胡诌瞎扯的龙门阵会。
自从‘毛主席语录’问世以后，组织斗争会时根本就不讲什么事实。主持人都学会用毛主席怎么说就给被斗争者定了匡匡。偶然出现那被斗者，据理力争，那么要使斗争会取得胜利结果，还必须仰仗操纵会议的打手班子。
文革一开始斗争会，无不以语录开始，打手退神光，演出一出一出的丑剧。
四月二十一日，场部宣判大会以后，盐源农场的气氛一天紧似一天，首先是岗哨上的卫兵“加强防范”，列出许多新的规定，晚上解小便上厕所，只要一跨出监门必须呼喊报告。如果报告声音太小，被认为没有喊，轻则被老管们叫到岗楼下面罚站，重则哨兵从岗楼上下来人，一顿的毒打。
进出大门，必须先立正呼喊报告，得到岗楼兵允许后才准开步，否则便要被院子里的巡逻哨兵拦住又是一顿打！在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氛围下，盐源农牧场批斗牛鬼蛇神的斗争会，便从农六队开始了。
（二）“算总账”
九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吃过早饭以后，队长徐世奎和管教何庆云从出工的队列中叫了八个人出列：
红炉房的铁匠吴兴全曾当过邓锡候警察的成都地头蛇；木工邓世权，一个在成都码头拜过袍哥红旗管事的老痞子；当过国民党军队上校作战参谋，去成都参观的朱国骥；曾任过原国民政府雅安城防司令的上校司令官王德全；曾是解放军西藏军区当过上尉军需官，因投敌“判国”而受到成都军事法庭判刑二十年的马文华；以及周学祝，冯俊伯，代朝谋这些在六队有代表性的“红毛犯人”。
他们判刑前身份各异，“罪名”也不相同，但想从狗洞里爬出去，获得减刑的渴望却是一样的，为减刑而不惜踩在其它犯人的肩上，满肚整人的坏水都一样。
被叫出列以后，他们开了足足一上午的会，到中午我们收工回来时，都还没有从队部办公室里出来。
吃过午饭以后，何庆云满脸严肃的向全队宣布，下午不出工，全队学习，并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去，先将我的手铐上成反铐。我正猜测不知又要对我作何处理，何庆云已经告诉我：“今天下午召开你的斗争会，反省这么久，也该把污蔑毛主席的言行及攻击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放的毒，统统地消了。”
自1962年我在孙家花园反省室里挨斗争以来，斗争会日渐少了，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是这些斗争会无法开下去，比如说三年前在甘洛张棒棒组织的斗争会，几乎变成了快要饿死的流放者的诉苦会。
近来，所采取的手段变成李培连所贯彻的“说服为主”，但没理的理怎能说服人？说而不服，反被受教育者反过来说服了。
明明全国弄得来老百性啼饥号寒，怎可强人接受“形势大好”？即是方法和态度再讲究，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都只能枉费心机！
当然魔王在一片反对声中，正在组织新的阴谋，毛就说，己找到使‘社教’运动有效进行新的方法，生养修整已整四年，到他反扑的时机了。
现在，又回到五年前了。对于老参加斗争会的“运动员”，自反右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知道这样的会早已“程序化”了。
第一步叫“退神光”，先对被斗争者拳打脚踢，辅之以口号，让他先胆寒几分，失去控制！接着便是在颈项上挂上水桶，使被斗者无法将头抬起来，只有埋着头接受批判，名曰：“端正态度”！
第二步才是检举揭发，参加斗争的人站在被斗者面前指夺着被斗者鼻子，一边辱骂，一边戏谑，骂得性起，时不时给被斗者的脸上，头上扇上几耳光，或者几个人围着被斗者像打排球一样把他当演练拳艺的肉耙子。
最后围斗的人玩累了，便让被斗者颈上挂着水桶，弯着腰站在中央，而大家便各自吹着与斗争会完全无关的龙门阵。
我不知道，中外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斗争会”的记载，还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新发明，而专其利的。
总之斗争会是对被斗者人格和身体的一种当众羞侮，因经受不起这种人格羞侮和肉体折磨，文革中死于自杀的人无以数计，除非明白了这层用意，便不会被这种羞侮所击倒。
何庆云通知我以后，斗争会立刻进行，我还有点出其不意。按经验，对付斗争会我要做的事，便是保护自己的前胸不被暴徒们打伤，今天双手铐着，剥夺了我自卫前胸的能力，如果心黑的暴徒当胸给我两拳，打断了肋骨，或伤了胃、脾或下身，纵然不死也成了终生残疾。
马上想到该反穿一件棉被心应战，哪怕是阴历八月，为了防止胸部被打伤，热一点也无所谓，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仓促上阵。
我从何庆云那里回到寝室正在纳闷，邓自权和吴兴全两条老狗，已经凶神恶煞地跟着我到监舍来，两人连推带搡的把我扭到了一年前关押我的那间临时保管室里，现在那屋里已经腾空。
屋子里已塞满了人，除“主持”会场的何庆云坐在一张从办公室搬来的凳子上，其余的人全都站着，中间大约一米半径的半园圈，站着从各组选拔出来参加斗争会的打手。
我被邓自权抓进门来便被他猛地一推，踉踉跄跄还没有站稳，就听见那吴兴全雷鸣般的吼声：“把反改造份子孔令平抓出来”，周围的人附会那喊声一齐呐喊，喊声振得屋顶的瓦阁子都在咯咯作响。
我刚站稳身子将头抬起来，冷不防在我身后的冯俊伯和周学祝，一边一记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使我一惊，正要扭过头去向他问理，站在我两边的代朝谋马文华，从左右两侧又给了我两拳，与此同时站在我面前的王德权和朱国骥，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吼道：“你看清了，今天专门就是要打你的嚣张气焰，今天你不老实交待问题，便是自讨苦吃！”
双手背铐的我，即使没有被吊上水桶，在几个打手的包围中，也完全失去了自卫的能力。那吴兴全再次接连不断的呼喊口号，他喊一句，其它的人跟随应和着，声音响得像打雷，接着，拳头雨点似的向我头上落下来。
神光退完，态度“端正”后，何庆云假惺惺地止住了打手们的乱拳，眯缝着他的近视眼睛看着我，他今天既是检查者又是督战官，他要检查所组织的八名打手，是否按预先规定的程序在进行。
周学祝第一个发言，这个周驼背自去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公开表示以后，便成了何庆云最相信的大组长。成立“特殊学习班”时，由李培连提名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虽常常将我和陈力的言论记录下来，打成“小报告”，但因为李培连主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并没有多去理会这条狗。
那时他装出知识份子的温文尔雅迷惑大家，因为知道我和陈力语言刻薄，打心眼里渺视他，所以表面上对我俩十分谦恭，从不同我们发生任何正靣冲突，纵有不同“看法”提出来之前都要声明：“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文革风向徒转，场部“工作组”一进六队，他便灵敏地嗅出了全国的火药味，立即变脸，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当着工作组的一出表演，活画出那种转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能事，加上对我的言行都记录在他那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能准确举出说话的时间地点以及原话，这都是何庆云所需要的。
这些材料既是向我“算总账”的依据，又是他请赏邀功，争取减刑的材料。
“今年3月16日中午，你在第二监舍门口，拿着人民日报指着那上面的标题，向全监舍的人高喊”这样的世界领袖谁承认”？那标题写着：“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你还说，外国的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愚蠢，中国已经在他的引导下，连饭都没得吃了，现在凭什么拿来害别人？！”
“第二天下午，你在工地上散布现在不是秦始皇时代了，不用霸道统治中国是万万不行的……”
周驼背的钢鞭材料刚刚抖出，那个邓自权便接着喊道：“不许反改造份子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朱国骥也紧接着眨着他那红肿的眼睛吼道：“孔令平不交待，今天休想过关！”
周围一阵“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虽喊得七零八落，喊得肉嘛，但十几个人关在这不透风的屋子里声音像炸雷，令人头痛，根本也不可能有我申辩和发言的余地，我只好沉默。
“还有”，周学祝拿着他那笔记本继续地念道：“今年四月五日上午在菜蔬地你向王世春说：‘红卫兵是毛泽东手里的洋娃娃，想怎么耍就怎么耍。’ 你胆敢污蔑红卫兵，就凭这句话把你交给社会上的革命小将，就要把你捶扁，看你长得几个脑袋？”
驼背话音一落，王德权立即补充：“你平时经常的把我们愿意靠拢政府的人说成走狗、打手。今天要你说清楚，谁是走狗？”冯俊伯气呼呼地吼道：“对，今天要你说明白，究竞你是反动派的走狗，还是我们是政府的走狗。”又是一阵口号声。吴兴权扯足了嗓门吼道：“打倒反改造份子的嚣张气焰！”“孔令平不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
“说，现在让他说！”代朝谋吼道！“对，要他说！”冯俊伯和周学祝一齐朝我吼道！突然，我的头上挨了猛的一拳。随即一声：“端正他的态度，他不说，就是软抗！不说，就端正态度！”那是周学祝的喊声，这喊声如同号令，拳头从四面八方雨点般向我的头上身上落不来！
为了保护自己毫无屏障的胸部，我不得不将腰弯成120度，前胸紧紧贴在我的双膝上，背朝着上方，迎接着拳雨。
突然，有谁对我亮在背上的洋铐子狠狠捏了一下！那铐子立即收紧，里圈的韧口像刀子一般地切入了我的手腕。一阵剧列钻心的疼痛后，我感到一股湿辘辘的血水浸了出来。
“好了，大家停手吧！”头顶上传来何庆云的声音，那声音里对刚才这一幕由他策划的端正态度的开场，十分赞许！我被他从拳雨中“解救”出来，心中明白，为了镇压我的“嚣张气焰”，今天这紧凑的斗争程序中绝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在这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挨打，什么也不说。
反正这样的会以折磨人为目的，直到何庆云向他的“领导”报告说：“我们已彻底斗垮了这个顽固家伙，他现在再不敢在小组会上公开攻击文化大革命了。”
（三）第三次绝食斗争
从下午两点到七点，我被整整折磨了五个小时，晚上何庆云打开了我的手铐，那铐子上的血垢已经变黑，他一边故意看我的手臂，腿脚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累累伤痕，头上颈上，更是疼痛不敢触摸，一面还要奚落我，他的幸灾乐祸显然是对自己的诡计一种得意的欣赏，比之一年前，六月二十九日那晚刚来时，第一次打开我的土铐子的脸部表情，有多大的区别！
陈力被关进盐源监狱，刘顺森、邓小祝，潘朝元被严密监视，成为一个个等待批斗对象，使我无法接近他们，谁也不敢接近我，否则被发现后随时可以被哨兵拉到岗楼下付以拳脚，在恐怖气氛中个个只求自保了。
那一晚上我想了很久，最恶劣的时候终于到了。
我不可能对加给我的侮辱保持沉默，不作任何反应，但苦于无人商量，我又一次陷入极度孤立无援之中，已疯狂的暴徒们更不讲理了，如果用绝食来表达我对这场无理斗争的反抗，未必能对何庆云起任何作用。
但是，我只能用这种“最无用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愤怒和反对了。
第二天清早起来，当何庆云走来打开我的手铐时，我只向他宣布了我的决定：“我抗议昨天下午对我的无理殴打，从今天开始我将绝食，直到你们取消这种残暴无理的打人会为止。”我的第三次绝食斗争就这么开始了。
我开始绝食的第一天，天气阴霾。九月下旬的盐源已是深秋时节，身上少了血液似的，穿着棉衣还感到冷，今天我摸不清还继不继续开我的斗争会，所以，早上起来就作了准备，趁何庆云打开我的铐子后，便赶紧把棉被心反穿着，等待着厄运的进一步降临。
吃过早饭后没有喊我出工，特别将王德权专门留了不来，并由他口传了何管教的三项“指示”：（1）不准我走出本监舍一步；（2）每顿由他负责给我拿饭菜，但过一个小时不吃，便由他收回厨房，任何人不得偷吃；（3）不准我吃其它的食物和水。
交待完毕便同我一道留在监舍里，此人虽说当过雅安城的上校城防司令，可现在看不出一点威风凛凛的“师座”气派！大概由于十几年的监禁使他身材极瘦，面色腊黄，配以身着千巴万补的棉衣，像干柴棒一样干枯的双脚支撑着干瘦的身体，仅从外表看极像前清时期的乞丐。
平时他的生活极为俭省，凡有吃不完的罐罐饭都舍不得给人，而是留在碗架上，有时放过几天那饭已经酸臭发霉，仍倒进他那铁钵里，拿到烘炉房的炉子里煮开了吃。
不久前的一天，我们蔬菜组为了给苗铺筛一点碳灰，以备过冬菜的保暖施用，在监狱大铁门前那堆伙房里倒出来的碳渣中筛灰，休息时他却跑到附近垃圾堆里去，捡来一大捧又破又臭的破衣服，那是看守们的家属倒出来的东西。周学祝问他，捡那东西干什么？他说：“洗干净了补衣服。”
下班后他果然把这些破烂，拿到自来水龙头冲洗，当时非常缺肥皂，平时洗衣用的是一种叫酸姜草草根泡水，洗净后晾干，就在那件千巴万补的棉衣上，留下这些捡来的花花绿绿的烂布补的巴。
他说进监狱整整十五年了，家里从来没给他寄过一封信，更没有寄过一点吃的东西，全凭苦苦的熬过来的。看到他同我一样的孤身一人，如果不是昨天的斗争会和今天由何庆云指派他来“监督”我，我对他一直抱着侧隐的同情心，可现在，我对他充满了厌恶！
我问他：“你当城防司令那会，看到那些街上的乞丐，比你现在如何？”他尴尬的笑了笑，脸上全是苦涩，在我看来，他活得太可怜！本来可以不管的亊，可他却偏偏要做当局的狗，军队中有如此的军官怎能指挥部队克敌制胜？
我忍着全身剧烈疼痛，靠在监舍的墙上，静静凝视着窗外灰色的天空出神。忽然，王德权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和颜悦色向我规劝道：“我们已够苦了，何必还自讨苦吃？”我斜视了他一眼，这个把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我看见了他内心深处，良知被扭曲显示出来的无奈和尴尬。
“听说你在场部以前绝食两次？”他继续问道。关于我绝食的故事，来六队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他又是听谁说的？我十分注意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何必去鸡蛋碰石头呢？比如说你上次绝食留下了什么呢？大家都说你装作不吃饭，暗地里把自己的罐罐饭拿去同基三队的小子们换杂糖吃。”
说到这里，他那瘦削的脸上滑过一丝奸笑，仿佛在揭我的短，见我毫无表情，便接着说下去：“所以我说，玩这些都没用，人不吃饭怎么可以呢？我看你用不着给自己过不去，人到屋檐下，岂能不低头，你我又算什么？我看与其让人奚落还不如吃饭为好！”他说完这番话，两只眼睛试探地盯着我。
对这个猥琐的王德权，用自己可怜的小人肚肠来揣测我倒也罢了，反正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可恶的是这何庆云竟如此来诋毁和诬蔑我！
这个政权对大批饿死的无辜农民，尚无一点自责和反省，今天在文革非常时期，发生区区一个政治犯绝食，不是自找苦受么？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开始彷徨起来……
晚上，院坝里下着濛濛细雨，隔着我所在第二监舍足有五十米远，昨天那间对我拳打脚踢的会场，正传来口号声和打人声，斗争会照开不误！只是今晚的主角变成了蔡先禄。
我这时的心，被斗争会传过来的野蛮嚣叫和痛苦呻吟冲击着，我的绝食斗争，连阻止招开这种野蛮的打人会都不与理会！不是非常悲哀么？但是，我仍然咬着牙关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可不是随意像儿戏那样闹着玩的。我不能坏自己的人格！否则中华儿女对暴力的抗争都成了儿戏，中国人还有什么价值和尊严？
两天、三天，王德权不再同我说话，空闲时间他仍在缝补他的千巴衣，炊事员周玉生把罐罐饭送到我监舍门口，他便接过来放在我的床头，一个小时以后，他又端出去放在门边的窗台上。每天就只做这么一个“动作”，他当然体会不到饥渴每分每秒在撕裂我肉体的痛苦。
我不禁想起两年前在基三队那次我同陈力的联合“绝食”，那时那么多年青人关心我们，不但口头上声援我们，其中确曾有人，用零花钱买来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杂糖，悄悄塞在我和陈力的铺下，直到将我俩分开的那一天才被邓扬光查出搜了去，这王德权听说我们用罐罐饭换杂糖，大概就是指这么一回事。
现在，我却孤身一人，所有同情我的人此时都自身难保，准备迎接不知那一天便轮到自己上台的“斗争会”。
其它的同难们都被这种凶猛的声势慑服，远远地隔着我，连经过窗口前都不敢向里望一眼，最多只会在老远处向我投过来一束同情的眼光。
我虽没看过民主国度里发生绝食的事，但我知道有这种事发生时，政府不但要专门进行调查和调解，对绝食人特别保护，在绝食期间还要对他们强制输液，让他们保持充沛的体力。允许新闻记者采访绝食者，政府对绝食者提出的各种要求给与公开回答！
而今天，在“无产阶级”专制霸道的淫威下，不但将绝食抗议的消息封锁在高墙之内，还要用禁止被囚者在绝食期间喝水，以“彻底”征服一个手无寸铁的抗议者！逼抗议者屈服。
窗外不断地传来高音喇叭的杂讯，那是场部的有线广播站发出来的广播声。除了“夺权”，“夺权”的嚣声乱哄哄一片，一点也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但我知道，那喇叭传出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声。
这几天在中南海，正是红卫兵揪斗刘少奇的关健时刻，曾被规定为党员必读，红极一时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一书，突然成了一本“宣扬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刘少奇此刻正身陷红卫兵的揪斗围攻之中，也许他正处于人生最无奈的悔恨之中。
北京传闻，在揪斗刘少奇的大会上，他对围攻他的红卫兵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你们要违反宪法的规定，剥夺我的人身权，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
可悲的是，这真是：“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历史自会对刘少奇本人作公正的结论。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用“共产党员的修养”来包装自己，充当独裁政治在中国全面实施的吹鼓手，充当寡头政治出谋划策的帮凶，一个用三自一包这样的修补，来延长毛泽东统治的帮闲政客，最后仍落得在独裁营垒中自相倾轧的牺牲品。
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了，封建专制之中是不会产生中国一代民主主义优秀斗士的，刘少奇自不会例外。没有民主主义意识扎根的社会中，是不会产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领袖的。
有趣的是，从当时北京传出来的闹哄哄广播声中，有一则当时“北京五一造反兵团”在中南海上演的一幕“揪刘绝食”斗争戏。在这个组织发表的绝食誓词中，依里哇啦的喊道：“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誓不罢休。”
当然，在这场戏中所提的绝食斗争目标，肯定是要达到的。不过向一个即将沦为囚犯的人采用“绝食”，将他揪出中南海，可谓在中国文革上写下了一则令人作呕的笑话！当时也有这种权欲熏心的人会采用这种绝食斗争形式，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当时有一句出名的咒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么？”刘少奇算老几？他不过是披在毛身上穿厌了的旧衣服！在毛泽东字典里“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废去的傀儡。
不过，被他唆使的五一造反兵团的头们，这种被人愚弄的人可知，今天愚弄天下人，明天也会被他们的最高统帅当成一双穿破的鞋，扔进垃圾桶的下场么？
难怪何庆云们对我的绝食，采取这样的卑劣手法。他们既不明白我们在为什么而斗争？也不会把我们的生死放在心上，还以为我也是同他玩这种“讹诈”的游戏呢！
当然，像何庆云这类人，压根就不存在人性，一个“权”字指挥他的一切！这难道不是“文革”教育他们的吗？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对他多年培养的么？如果当时刘少奇掌权，这些人也会“誓死”保卫刘主席的。
五天以后，饥渴将我击倒在囚铺上，与其说是缺乏营养威胁着我的生命，不如说是水在索我的命，何庆云授权王德权，要他严密监视我严禁我喝水，存心让我“生不如死”。我能不能挺过这关，全凭老天爷了。
窗外飞起雨来，盐源地区十月便要进入风季，在雨季结束以前总要下几天雨。我听见房檐水滴进门前阳沟中的滴答声，雨声诱惑着我将身体移向靠窗子的位置上，把窗子打开把头伸了出去，我多么想它能飘进屋里来，湿润一下干涸如火的嘴唇。
王德权警惕地盯着我，猜测着我打开窗子想干什么？于是把头探出了门外，四下张望着。
那院子里没有一个流放者，只有一个披着雨衣巡逻的土兵，见王德权鬼鬼祟祟的样子，便向他这里走来，向着站在门口四下探望的王德权喝道：“你干什么？”，王德权一惊，立即把头缩了回来，满脸堆笑现出一付谄媚的样子回答道：“我看孔令平打开窗子干什么？”
哨兵板着脸指着他的头冷笑道：“老家伙你不要耍花招，以为会骗过我的眼睛。”
王德权平白无故的受了这几句抢白，面子上尴尬极了，心底里一定在骂道，“老子在过去早剥下你的皮。”但他表面上仍毕恭毕敬的站在那里，垂着头装出一副可怜相。
那士兵走进屋来四下探望着，见我睡在铺上，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便回头轻蔑的向他喝道，“老实一点，别耍什么鬼花招”，才慢慢出去了。
王德权一脸尴尬，当着我又不敢发作，只是摇了摇头，过了一会便开始“继续劝导”我，重复说些要识时务，不要自讨苦吃的话。我已没有精力去理他，只躺在那里，继续舐着干得冒火的嘴唇。
这一天夜里，我实在无法入睡，饥饿像猫爪一样抓着我的胃，可此刻已被干渴所替代，整个晚上我两眼盯着天花板，一秒一秒地数着：1、2、3、……脑子里全是水！水！
听到房檐水滴在水沟里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了放在床底下的尿盆，不知道那里面还有没有一点残留的尿可喝，便爬起身来探头去看，那床下放着的尿盆乾乾的连一点水印都没有。我想起来了，绝食头一天屙的尿已被王德权全倒掉了，以后接连已经五天没有屙一点尿了。
我又盯着那铺前的碗架子，不知那上面的碗里有没有留着没倒净的水？我知道，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七天不喝水便会死亡，那大概是因为血液因缺水而凝滞，无法正常循环了吧，何况我还是一个挨打受伤的人。
五天卧床，挨打的地方，青包虽没那么痛了，但伤痕依旧，出血处的血痂已干了巴，我意识到我正向死亡一秒一秒地接近，倒真想一下子昏厥过去，什么不知道，免去了那份难煞的痛苦。
此时我想，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我，好像正经历着一场马拉松的决赛，无时无刻地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倘若我挺不过去，中途使绝食流产，必会被何庆云在斗争会上，沾沾自喜的奚落说：“对反动派不能讲人道，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太宽大无边，这些人嚣张之极，你看现在我们遵循毛主席：‘对阶级敌人决不手软’，以及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的教导，他们便规规矩矩的求绕了。”
从今以后，我们将绝对服从高定额的劳动任务，将无条件的被无理的抽打辱骂，不敢反抗，像王德权这样的奴才也会叽笑我：“逞什么硬骨头，最后还不是服了拳打脚踢，真是溅骨头。”所以无论怎么样，我必须坚持下去，悍卫人的尊严宁可死！
然而，又反过来想，在这帮失去人性的刽子手面前，用绝食正投合了他们杀人的阴谋呢，即使死了，拖出去埋了不算，照样会被他们以“自弃于人民”相嘲笑，中共统治十七年来，在历次运动中，自杀的人还少吗！
这么多年，无声无息饿死的中国人有几千万！而活人，还不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呼毛主席万岁。死人能损他一根汗毛么？而我如果能活到这个专制崩溃那一天，我不但要做埋葬这个制度的掘墓人，还会做这监狱暴力虐待的见证人，这可比悄悄去死强过百倍。
于是我那焦渴冒烟的喉咙里，第一次吐出了喊声：“王德权给我……水喝。”王德权诧异地放下手中的针线，揍过来盯着我，样子怪怪的，不知道是在观察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死去，还是觉得何庆云的计划终于得逞，我是不是要吃喝了？马上把饭菜送到我的面前，我看见那里面还有菜汤，我重新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我又低声喊道：“我要喝水”，这一次他听清楚了，却连连摆手道：“啊，对不起，何干事规定不能给你水喝。”他胆怯回答我，既怕违背了主人的规定，又怕我从床上翻身起来，抓住他死去，成了一条他欠下的冤魂孽债。
现在舌头实在是犟住了，说话全是打哆嗦，“水，我……喝水。”我看着窗外的大雨。
说也奇怪，我的每次绝食苍天都在下雨，是他可怜我而在垂泪？还是洒下这甘霖以支持我的勇气？我想上一次绝食时，我就是接的那发黄的屋檐水解渴，使我坚持了整整十一天！
想到这里，我拚命地从床上爬起来，那王德权吃惊地注视着我，等到我踉踉跄跄的从碗架上面取下了一个盅子时，他才明白，慌忙的来抢我捏在手中的盅子，一面发抖的问道：“你要干什么？”我直直地盯着他，估计当时那样子，一定非常令人恐惧！但是毫无力气的我，还是被他从我的手上抢走了盅子。
趁他转身放盅子的时候，我突然冲出了门，赤脚站在阴沟里仰着头，那从屋檐上如注般淌下的屋檐水，像甘霖一样的冲刷着我的焦灼的脸，流进了我干涸得裂开了血口的嘴唇。
然而我被王德权叫来的人强行拖进了屋里！被重新按倒在铺上。
五分钟以后何庆云从队部办公室打着伞来了，这一次他没有说什么！晚上加派了一个周驼背，两个人守着我！
第六天晚上，唐启荣进来了，按脉、听心，一番诊断后，出去拿了一支针给我打了一针。第七天下午，头脑似乎凉了许多，我被何庆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去。
“怎么样，硬骨头还能撑多久？”他坐在我对面的办公桌前，戏谑地开口道。对于面前这人，我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何况，此时我已衰渴到连话都说不出来的程度，焦渴干裂的嘴唇努了半天，想对他这种卑鄙的手腕提出抗议，想申明，我这叫绝食而不是绝命。
想说“饭是你们给的，为了表达抗议和蔑视，我绝食。但是水是苍天赐的，我没有也不可能绝水。”但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反倒是他幸灾乐祸的说，“你不是绝食么，怎么连房檐水都要偷喝？”
对这种无赖已无需再费口舌，从新闭上了双眼。良久，他终于开口劝道：“我劝你放明白一点，不要自讨苦吃，要知道我们对你有的是办法，你不过是找活罪受，我劝你不要再去喝屋檐水了，还是吃饭吧，至于你提什么条件，纯属多余，斗争会开不开不由你决定。只要你今后不再乱说乱动，我们也没有发疯，把你整成什么样子，还不是你自己找的，所以，只要你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开你的斗争会，这几天，你没有说话，你的斗争会不是停了么？”
好一个会下台阶的何庆云，好一个狡猾的狐狸。
虽然，我绝食开始提的条件答应了，但也只能适用于我一个人，而且还要用封住我的嘴，作为交换条件。不过，到了这种地步我也不想说任何的话！何况何庆云的承诺，对我也算“小胜”了。我依然闭着眼睛什么话也没说。
“这样吧！你已经整整七天没有吃东西了，开始吃东西还不能吃干的，否则肠胃受不了，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今晚我已安排了炊事员为你特别熬了一锅稀饭，先喝稀饭，把缺的水补充一下，才能开始逐渐进食。”此时他的语言非常软和，好像又恢复到去年六月三十日，第一次他打开我的手铐时那种态度。
我没有说话，眼下这个人可不是高德胜，这时我跟本开不起口，干涩的喉咙好像被粘住了一般。晚上炊事员端了一个小锅走进我的监舍来，何庆云早已守候在那里，屋子里围了好些人，其中有刘顺森还有蔡先禄，他挨得我特别近。
王德全拿着勺凑过了来要喂我，却被我推开了，双手端起那盛稀饭的盅子，却控制不隐，哆嗦发抖，慢慢喝下那盅稀饭。
稀饭下肚，一股暖流迅速地冲贯着我已僵硬的全身，我想，这时候几乎要停止流动的血液，开始从新在我的体内流动了起来。
还没有过半个小时，肚子里叽叽咕咕直叫，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身来，一股水像腹泻一样的泻了我一身一床。何庆云起身捏着鼻子走了出去。面对着如此失态，我只能闭着眼睛。
接着又是腹泻，这才真叫对穿对过。比起上一次基三队来，这一次厉害得多，大约是因为严重失水的缘故！
蔡先禄忙着来帮我脱下打脏了的衣服和被褥，顺便在我的枕下扔下了一个小口袋，后来我打开看，那是一包他家送来的葡萄糖，我在心底里默默的感谢这位貌不出众的人，感谢他的善良，他曾经是虔诚的基督徒，以后每在复活节的那一天，他都要颂读经文，他常说：“愿主清除人们心灵中的罪恶。”
（四）斗争潘朝元
果然，六队的斗争会，并没有因我的绝食抗议而停止。斗争会场已由原来那间临时粮仓搬到了坝子里，还专门停下了生产，有一段时间从上午开始，将被斗争的对象扭送到院坝里临时搭起的台前，整整一天在坝子里斗！其模式、喊的口号、程序与斗争我时一样。
我能起床走动的那几天揪斗的是潘朝元，潘朝元是当时农场中所关注的国民党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人之一，也是农六队年纪最大，在官方看来最有影响的“历史反革命。”他既不屑王德权的下流无耻，又不取张清云的“见风使舵”。
平时一言一行颇有一点“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腰对皇天”的遗风，所以一直受邓扬光的关注！被他列为重点监视的对象。
他平时言行一贯谨慎，遇到任何事都不急着发言，而是慢慢观察。但是一旦出口，必“过经过脉”，切中要害，语言精练，这大概是他的文化素养和长达十七年的牢狱生活，积累起来的，因为他经常利用中共言行的矛盾，散布与政府明显对立的言论，而又不被抓住，所以当局始终把他看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例如去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和陈力因发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闹农六队，而遭到禁闭。第二天晚上，工作组仍然继续举行各组讨论会，讨论题目依然是：“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一次蒯处长指名点姓要他发言，开始他一直不愿说话，耐不住蒯处长的一再催促，于是，他便讲出了如下一段见解：
“依我看，党中央根本不可能出现丝毫不统一，这道理很简单，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么？何况他说统一战线是一个法宝，对于非共产党员的人，尚且要团结他们，共同为中国革命而斗争，怎么可能对一起打江山的久经锻炼的共产党人，说他们是叛徒呢？如果谁这么说，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对共产党的诬蔑就是犯法。”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随便谈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第一条就规定得清清楚楚，他说：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人民都不允许分裂更何况中国共产党内部。至于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我确实糊里糊涂的，我们是接受共产党长期教育的，不敢乱说，也不能乱说。”
这一段话讲得那蒯处长在旁连连点头，那周学祝看主持会场的人都在点头赞许，也想唱一段文革颂歌，又觉得这不是时候。
我与他相处，始于我刚刚到孙家花园工厂第一天，有缘使我们至今很少分开过，我了解他藏而不露，秘而不宣的个性，在六队我不止一次听他讲战国时期齐魏争霸中“围魏救赵”的故事。
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评价，他讲出来的就不是中共文革对赢政统一六国的肯定，而是讲他滥征民工修长城，筑阿房宫，对当年仅两千万人口的国家行督责暴政，对无辜老百姓无端残杀，以为这样可以保住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了。然而，他在沙丘刚刚归天，陈胜、吴广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刘邦在沛县聚众起义，秦王朝便在人民的反抗中，结束了短短十五年统治。
由于他平日待人宽厚，时时站在长者位置上给周围的人帮助，他年事已高，无论资历和知识都是六队的同难中无人相比的，大家都尊称他为“潘翁”。
他平时作为，被当局在犯人中的耳目收集，何庆云对那“潘翁”称谓十分反感，因此就认定他在六队中处在“坐地使法”和“摇鹅毛扇”的位置，特别受到“关照”。所以继我的斗争会，便把他推上了批斗会的“主席台”上。
不过，他毕竟不像我借“申诉”为屏障，常出怨言。开我的斗争会，我说的话信手掂来，平日抗拒出工顶撞干部“违犯监规”的事，不胜枚举，只消何管教一布置，向打手班子一交待，便立刻可把我抓出来，打骂齐下或刑具交加，或绝食收场，颇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令何管教感到棘手。
可斗争他就不那么容易了，说言论他并无公开攻击中共的东西，讲他公开抗拒出工，呼喊煽动性的口号，或逃跑就更没有证据，纵然可根据“语录”本的条条给他加罪，但要斗垮他就不容易，所以他的斗争会往往以冷场结束。这次何管教经反复收集，找到三条“钢鞭”要他在批斗会上“老实交待”：
第一条是根据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要求各地利用文革的大好形势，认真清查在管期间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过去没交待完的余罪。
何庆云进行了排队，认为他极有可能“余罪未清”。因此，在这次“批斗运动”中要他主动交待：解放前夕任金华地区行辕主任期间，杀害共军的余罪。
第二条：根据周学祝的记载，两个月前有一天在开晚饭时，因天下了雨，院坝里地上有点滑，抬饭的炊事员在进入监狱大铁门时不小心滑倒，随着抬饭杠子从他的肩上滑脱，盛着滚烫的稀饭桶倾斜着地，巨大的惯性使饭桶几乎侧翻倾倒。坐在蔬菜组最前面的老潘失声惊叫：“饭桶要倒了。”
被后面的周学祝听成“共产党要倒了”！并加油添醋，说当时潘朝元正在读报，那报纸上正是北京“反二月逆流”的综合报导，他脱口而出这句话，分明别有所指。
这便成了斗争潘朝元的第二大罪状，叫做极端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公开诅咒共产党垮台！要他在这次斗争大会上彻底交待。
第三条：也是根据周学祝的笔录，当时根据犯人的食油供应，每人每月有二两菜油，二两猪肉。炊事员为了集中使用这点油，平时按劳改队常规每顿都是无油的水煮菜，每周安排一顿油煎菜，被称为“小牙祭”。
这可是一个月只吃得到四次的油煎菜，所以每逢打小牙祭时，炊事员为了打给每个人的菜尽量公平，所以每瓢菜总要沾点油汤，舀时手中的瓢筛了又筛。
有一次，潘老端着一份刚刚从菜盆里接过油煎洋芋丝，带着诙谐的口吻说：“喏，你们说人参贵，我看那李正祥打菜的样子，真把洋芋丝当成人参须了，哎，人参须，你们说像不像？”
这句话经周学祝一翻制作，变成了在劳改队吃一顿洋芋丝比吃人参还要精贵，实足反映了潘朝元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今天说到这些，你未必相信当时监狱里充满荒唐，狗腿子挖空心思想立功减刑，到何等卑鄙的程度！
经何管教一整理，潘朝元犯有杀解放军隐瞒不交待；在服刑期间攻击党的“人道主义改造”政策；公开诅咒共产党早日倒台，三大罪状，潘老成了隐藏极深，死不接受“改造”的历史反革命份子。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专制实行独裁的手段之一，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初，民国废弃不用的这种残忍做法，被各级爪牙滥用，其泛滥遍于中国。文革时期姚文元写出《评三家村扎记》，把文字狱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代王朝中在文字上做文章的著名皇上，便是出身微溅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由于忌讳他当和尚的童年，所以对“光”“秃”一类的字眼十分忌讳。朱元璋起事，曾被官军称为贼！做皇帝后，他最忌讳这贼，在官员进表中不能用“则”。
有一次，一位官员上表中有一段文字：“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看后骂道：“生”者僧也，“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是明目张胆说我当过贼。于是，降旨杀头。
毛泽东必竟不像朱元璋这文盲，随意加以附会，但民间有人说“朱毛联手”他便硬说是影射“猪毛”来咒骂他。写他的语录，错一个字而落入死狱者何止一人？朱元障还只限于在官员上表和儒生作文上大造文字狱。
对毛泽东三个字犯了名讳的老百姓受到追查，坐牢的就更“群众”性了。姚文元、康生等人用笔杀人，使著名中共党内秀才邓拓丧命。过去在宫庭里发生的惨绝人寰勾当，经毛泽东的文革写作班子一效仿，便成为遍及国中之灾了。
像盐源这种偏僻的山野之地，周学祝这样的小伥鬼都会根据流放者的只言片语，牵强附会的拿到斗争会上作为斗争材料，在全国各地也不知有多少？必竞是近代，杀人也贴告示。
文革期间看到贴出杀人布告，动辄就是一小批，这些布告中，根本不以“法律”为准绳，抓住“犯人”的只言片语，死在伥鬼们制造的冤狱的无以数计。
何庆云扭着要潘朝元交待“余罪”就斗了他三天。那正是我开始绝食以后，斗争会的场地离监舍较远，那几天，我睡在床上听不清楚那里在斗争谁。加上王德权的严格监视，我也无法知道斗争会的全过程。
直到后来，我才听说，就连“潘翁”这个戏称，也被说成反革命份子加的“官号”，用来煸动人心之用，被何庆云一口咬定，斗争会变成了对他的逼供审讯。恐怖气氛，笼罩了农六队，那几天人与人相逢，眼色不对都要拿到斗争会上追究。
还好，“伟大领袖”，因施政上太不得人心，使皇威“一落千丈”。加上共和多年，共产党的信条，已无封建皇权那么大。他的复辟，以及为复辟而恢复的封建时代种种酷刑，施行起来有相当阻力，所以才不至于肆无忌惮校仿古代皇帝的做法。但其玩弄百姓的手段可谓集古今之大成所没有。
（五）王氏膏药
从1967年4月27日，在农三队召开的那次全场宣判大会后，农六队便成立了“严管组。何庆云将平时认为对政府最不听话，想越狱逃亡的人收进了这个组中，这个组出工时，要集合点数，并由两名武装士兵押解外出，刘顺森，王世春，刘资元，邓小祝等人便是这个组最初的组员。在八月批斗的人中这个组便占了三人，斗争会最后一名运动员便是严管组的王世春。
虽然这个人平时喜欢信口开河，哗众取宠，按其人品和素质不是当局特别关注的重点人物，然而他的一段对毛泽东语录的“评论”，确是别开生面，十分“恶毒”，因此而将他关进了小监，并上报材料至盐源法院，准备以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恶秋后问斩。
事情翻开一年前的老帐，去年十月份在全队疏通堰沟的劳动时，他向身旁的人挑逗性的发问：
“都说毛泽东语录灵验得很，一句顶一万句，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红宝书灵在那里？”大家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为了哗众取宠经常说一些笑话。便有人逗他说：“王世春，你又有什么新发现？不妨说出来我们听听。”他便做了一个鬼脸说道：“红宝书”，可以烧成灰作毛氏膏药，也可以口服，包医百病你们可曾听说？
周围的人都把脸转向他，尖起耳朵听听他说些什么？王世春见大家的注意力已被他吸引过来，便歪歪嘴做了一个令大家发笑的鬼脸开口道：“江湖人士王世春特为大家开出‘宝书一族’药方，供诸君一试，尔等听着：有病可以治病，无病可以强身。
你若是害了多年的老哮喘，可以取毛主席语录一本，烧成灰后用水冲服，立马平咳止喘，化痰祛寒，每日早晚服用，十天一疗程即可以断掉病根，此方名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散》。
你若患多年不治之风湿老顽疾，则可将宝书灰调入老白干二两贴于患处，只消一夜，你抬不起的手，直不起的腰，举不动的脚，都会灵活恢复如年青时候一般，此方名曰：《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追风祛湿膏；若不加酒，孕妇则敷在小肚皮上，则可以保胎补血，养阴养血，此方名曰：《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安胎药；小儿用来贴肚脐眼，包管他夜不流尿，不哭不闹，此方又名：《纲举目张》膏！咳！还可贴在你的丹田上专治阳痿，保管你雄风勃起，此方又称：《东风压倒西风》春药，如此良药各位不妨都试用一下。”
当时正值文革初潮，打人风初起，空气已被弄得十分紧张，被他这么一取笑，大家都哈哈大笑不止。“万岁”经典，如此严肃的禁区，竟被他轻松之中奚落无余。在周围一片哄笑声中，被值班员冯俊伯掏出笔记本记录下来，当晚即报告邓扬光。
不过，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注意。事隔一年后，却被何庆云翻了老帐，指示批斗小组将王世春推上了斗争会的“主讲台”。
殊不知，一连三天挨打斗争，王世春便招架不住了，立刻在批斗会上连连认错，希图用告饶的方法使斗争会不再继续下去。他说：“那天发生的事，本来在逗大家乐，并没有想到就此犯下了侮辱伟大领袖的滔天大罪。今后绝不敢胡说八道了。”殊不知他这么一自白，反倒激怒了主持会议的人。
如此精心组织的批斗会，岂容几句认错就可金蝉脱壳？非但没有让他“下去反省，写出检查”了事，反而加大了“火力”。
接连几天的斗争，暴拳已使王世春遍体鳞伤，将他的左脚打瘸，腰部打伤，弯著身子，再也抬不起头来，在拳打脚踢下王世春跪地求饶，声泪俱下的认了“罪”，一面抓屎糊脸把什么“想组织监狱暴动”、“组织反革命集团”。这些根本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屎盆子，都拿来扣在自己头上，还上挖曾祖父那辈，说他的祖先如何如何对共产党刻骨仇恨，把死去一百年的亡灵，也请来在斗争会上陪他挨斗，赌咒发誓，再也不敢污蔑毛主席了。
殊不知一百年前共产党还没有出世，这不明明又让何庆云抓了辫子，把自己越套越紧？再次的拳打脚踢，逼着他写了一个洋洋五千字的“交待材料”。承认他是六队中最最狡猾的反改造份子，而被戴上刑具下到小监中，听候“秋后问斩”。
直到三年后，林彪亊件发作，对“毛主席语录”在犯人中清查时，他才从小监中活着出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