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0日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并非学术批评，而是一个政治宣言，是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被文章批判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本来是在毛泽东倡导下面世的，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要宣传明朝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于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研究专家吴晗立即受命写了《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那么这出京剧也就上演了。
1965年2月，江青在上海通过市委副书记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执笔写《评新编历史剧》。他在文章里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在一起，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进而宣判《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
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当时他还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和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宣部抵制了这篇文章。康生后来说，北京各报刊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毛泽东因此对北京市委、中宣部等极为不满。
由于触怒了毛泽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马上开会研究布置转载。《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在11月底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是仍然没有形成群体响应的局面。虽然党内的高层已经隐约地感到，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张春桥指派《文汇报》记者在京沪两地，搜集知识分子的反映，汇编成《文汇情况》。后来又改出了一个不编号的《记者简报》刊头上印有“绝密”的字样，由江青转送给毛泽东。
这种特殊的专送主席的内参，反映了京沪两地文艺学术界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抵制和不安。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强。这场以文艺问题为突破口，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文革毁灭五千年中华传统和价值观
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全中国人民陷于长达十年的血雨腥风浩劫。文革挑动斗争和人的魔性，煽动仇恨，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古训的三纲五常、师道尊严等伦理道德。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子女揭发批判父母、学生批斗殴打老师、徒弟殴打师傅、辱圣人、谤神佛、砸孔庙、焚古书，各种无法无天、逆天叛道的乱象司空见惯。从中共高官到普通平民百姓，人人置身其中，难以自保，不是昧着良心揭发批斗别人，就是被人揭发批斗。
80年代，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说：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1966年，北师大造反派头目谭厚兰在中央文革指使下，带领井冈山的200余红卫兵，在山东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 月7日，谭厚兰他们共毁坏文物6千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 书籍1千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留传了数千年的中华宝贵文物，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坏。
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是名副其实的“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它彻底切断了炎黄子孙与中华历史、传统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联系，颠覆毁灭了五千年中华传统和价值观，对中国人心灵和道德的摧残破坏一直延续至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