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8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九章：地狱里的火炬
1974年，林扯高以主管干事的“头衔”，重新回到了农六队，与何庆云一道，对六队的几个重点政治犯进行“严格管理”。
林扯高这一次“卷土重来”，还真有不少“进步”。也许在经过了一阵“折腾”后，他获得了一些经验教训。这次回来，他已将过去那种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嘴脸收敛许多。
他集中精力，将矛头对准“思想犯”，想从这里捞到政治资本，实现他卷土重来的野心。他回到农六队后，变得十分阴沉，而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大呼小叫和大打出手。
他的新“招”，便是收买犯人中的人品卑劣者。像刘资元、王世春、陈贤士这一类想通过告密立功的人，被他收进了网中。戴上一副关心他们前途的假面具，主动找他们谈心，并许诺他们一旦有立功表现，立即整理材料，请功“减刑”。只要他们积极靠拢政府，受奖的可能性会多于马文华、周学祝这一类公开的‘狗’。
第一节：打李分站和三代会
林彪事件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完成了“打倒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地方上的旧政权已由“革命委员会”接管。而“革委会”却由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组织组成。
在西昌地区，一个从文革中冲杀出来的群众组织，名曰“打李分站”，是以打倒西南王李井泉而命名的；另一个组织，则是由工人、农民和军代表联合组成的“三代会”。两大派别都打着“誓死保卫毛泽东”的旗号，绝对服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令”。
无论两派怎么标榜自己，都不会放弃对“权”的争夺。他们因人事安排、物资分配、事件处理、机构调整等展开激烈的争斗，随时可以“大打出手。”
（一）斗
两大对立派别的紧张对峙，其实都是毛泽东幕后操纵的皮影戏，被愚弄和相互残杀的人们，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使全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在和平年代里，人们不去耕作织造，却在“阶级斗争”的毒焰中，睁大了血红的眼睛，为所谓的“观点”和“路线”，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殊死博斗”，甚至“壮烈”牺牲。夫妇、父子、兄弟概莫能外。
“打李分站”和“三代会”除继续扩大各自的地盘、继续武斗。盐源大街上出现了装备精良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为了防止对立的派别捣毁宣传车，这些宣传车还装上了钢甲，宣传设备不光是一个高音喇叭和扩音器，还配有印刷机，沿街随印随发各种传单。
传单除“最新最高指示”外，主要是攻击谩骂对方，或揭露对方核心人物的阴私。
以“战地采访”，“红决”，“女民兵”刊出的文章，不但品味低俗，文理不通，且往往刊出某人的“隐私”，以招揽群众。
有一阵子，某个国家元首送给毛一筐芒果，分散到全国各地展出。于是各地将这枚芒果奉为“圣物”，由“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载着这枚芒果，一路上披红挂彩，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游行。各地派专车组织队伍隆重接送，演出了中国历史上令人作呕的闹剧。
除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打李分站”和“三代会”还动用了飞机，从未见过飞机的盐源人，突然听到空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钻出茅舍举目仰望。孩子们惊奇的呼叫着：“看飞机！看飞机！”当飞机掠过低空时，从尾巴甩出了一串串传单，凌空而降。
山民在满山遍野搜索这些宣传品，以为是“天书”或神符魔咒，后来，他们接触得多了，也就见惯不惊了。
这些传单也不断出现在农六队的山梁上，经在外居住的同难捡来，传到我们的手中。
我们透过这些传单，获得许多信息。如有关刘结挺、张茜挺的故事，如郭祥林在重庆的种种阴谋等等，才知道他们生活的极端荒淫无耻。
不过这些宣传品，不像官方报纸那样经过层层审查，几乎看不到一点真实东西，这些传单上记述着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睹中华大地上“文革喋血”掠影，对农六队政治犯有特殊价值。
我们能从中分析出大饥荒后的大陆乱象，以及社会内部醖酿的危机。有助判断这种局面还能支撑多久？
我记得有一份传单记录了重庆潘家坪武斗的情况，将参加武斗的派别、学校、学生人数、指挥者、动用的武器种类、双方死亡的人数登载出来。
有一份传单记录了雅安激战。看到“战场实况”的照片，仿佛使人亲临了懵懂青少年横尸街头的惨景。
有一份记述某次造反组织在人民商场揪斗“四川王”李井泉的专题报导，为李井泉陪斗的是省长李大章，批斗会现场是由成都各大院校红卫兵布置的。坐在批斗会场前面的，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老伯。
批斗会开始，红卫兵刚给李井泉戴上高帽子，准备拳脚相加让其“端正态度”时，却惹恼了站在前排的“农民伯伯”，他们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成都本是二李经营多年的老巢，站在会场前排的“农民伯伯”原是二李帐下的走狗。当即警告说：“莫看李井泉这几天走麦城，总有一天，‘西南王’还得官复原职。到那时候，今天在这里斗过他的人有你好果子吃！”
这话果然有效，“农民伯伯”们立即摆出封建家长的威仪，当场训斥主席台上那几个跃武扬威的毛娃子。四川人又多有说话带把子的恶习，辱骂加上唾沫横飞，年轻气盛的红卫兵，岂能容忍这帮“保皇派”侮辱，喝令把这些“保皇份子”扭出会场，于是升格为拳脚较量。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事前已有了准备，一声口哨，会场周围几百号人立即一齐拥出，双方大打出手，台上台下乱成一团。
这可急坏了站在高凳子上的李大章，连呼“不要再打了”。殊不知闹剧还没有收场，急忙从北京“飞”过来的中央文革大员，匆匆赶到出事地点。
二李在混乱中，挨了不少的暗拳飞脚，脸部也挂了采，惴惴不安连忙恭听北京的仲裁。
这场混战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李井泉。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条罪名，就够这个平时飞扬跋扈的“西南王”吃不了兜着走了。“农民伯伯”虽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但是李井泉除了乖乖地写检讨认罪外，他还敢作什么？
装正神，唬恶鬼乃毛魔头一生中最得意伎俩，这是中共在大陆午台上自相倾轧中产生的长项，用来治囯怎不一团糟？
读罢这则颇具嘲弄意味的报导，我和张锡锟相对一笑。平时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当权派，不过如此！
(二)张锡锟
张锡锟原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他的身世和遭遇与我不同，他上北大的第二年，便碰上了大鸣大放。他讲到谭天荣在北大学生论坛上的演讲，对谭天荣胆识钦佩。但他又为谭天荣感到反感，说他演讲到最后时，仍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1957年划定的“右派”根本就不存在，是毛泽东为达到他独裁目的，凭空捏造的“牺牲品”， 阴谋被他解嘲为“阳谋”。随意坑害糼稚无知的学生，则证明他为达到独裁，不择手段肆意残害无辜的秉性。以后，一厢情愿发动大跃进，证明他并无治囯能力。在造成对囯家建设的严重破坏后，还坚持从史大林那里学来的残酷清党伎俩，犮动“文化大革命”，更显示他政治上的危机和昏乱！
中共建政后，在史大林操纵下的苛政，害苦了大陆黎民百性。从毛泽东折腾中，我俩对惨遭蹂躏大陆所达到完全一致的认识，使我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学生时代我俩都成了毛泽东的“阳谋”牺牲品，不久进入监狱，他来到农六队，便编在严管组中，成为当局重点监视的“反革命”要犯之一，由于相互隔离和周围告密的耳目众多，所以彼此一直没有深谈的机会。
直到1967年4月，我在农三队召开的加刑大会上公开声明“决不改变自己政治道路的脚步”后，在了解到我和陈力在小监里的种种事迹，便产生了与我交往的愿望。
1968年的一系列疯狂的批斗打人会上，他也被列为被批斗的对象。但是他的性格内向，一向沉默寡言，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抛头露面，当时并未被当局十分“关注”。
陈力牺牲后，我们有一次在厕所里单独相遇，他主动向我倾述衷肠。
他说：“早就知道你和陈力的事迹，很钦佩你们的眼光和胆识，大陆十分需要你们，我愿在同狱方展开的斗争中成为你忠实朋友，希望你也把我当成你忠诚的朋友。”
接着说：“我想请问你，你与陈力相交多年，有没有保留下他的遗著和遗言？我觉得，今后我们任何人只要活着出去，都有责任找到遇难者的家属，告知烈士的死难经历和他们的遗志。”
他这翻话，使我很感动，在陈力牺牲以后，我终于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心中感觉鼓午。但我遗憾地回答他：陈力被押送去盐源看守所时，只留下过一篇名叫“评当今秦始皇” 的杂文手稿，经过几次监狱里搜查，也被狱方搜去了。现在我没有留下陈力生前的一纸一字。
每一次大搜查，狱方都要将我们所写的只言片纸通通搜光。所以，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下，只能用大脑去保存彼此的言行。
自那次互吐心声后，他曾几次建议，组织狱中的秘密社团。
但我认为中共通过严厉的思想控制，绞杀了所有反对思想，中共特务网路极其严密，使主张民主改革的党派和个人，难于存在。
同全国其它监狱一样，盐源农场所关押的六千多名在押犯人，三千多名刑满释放人员，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关押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已所剩无几。
大部分“反革命分子”是在饥饿逼迫下的自发反抗者，他们的知识，基本还是中共所灌输的那一套。对自由、民主政治、人权保障相当懵懂，趟若在现在对他们就提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三权分立等政治主张，只能使他们瞠目结舌，不知所云。靣对组织严密的中共政权，轻视几十年的洗脑，忽视老百姓和我们在认识上的差距，必遭打击。
毛泽东所划定的五类份子，都是人为划定的政治耙子，“五类”群体就像在中共猫爪下的一群耗子，它们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目标，目前不会团结一心形成反抗力量，所以建立组织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没有号召力很强的政治纲领，没有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时，要达到思想的统一，形成组织是相当困难的。弄到不好，不但预期目的不能达到，反而会造成意外的牺牲。
但是，民不聊生是民主革命的摧化剂，中共的倒行逆施，客观上给民主运动开辟了前途。目前应集中精力宣传民主思想，揭露独裁政权的反动面目，至于建立组织，要特别谨慎行事！现在我们，一要团结有识之士，二要进行积极的启蒙教育，为中国革命做准备。
林彪事件的巨大震撼，为毛贼东独裁势力敲响了覆灭的丧钟。紧接着，孙明权一声复仇的爆炸声，促进了政治犯在政治上的联合。在这种形势下，一个争取民主的纲领诞生了。
回顾我们所经历的反抗历程，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1962年，我们这一群从四川各地流放到边寨的囚奴，一开始就带着反饥饿、反迫害、反奴役的火种。
3月15日三元宫抢馒头事件，是在连说句“我饿”都要遭到批斗的年代发生的，面对刺刀我们喊出“不准克扣我们的囚粮。”虽然这次反抗是自发的，但它是一次以群体对监狱秩序的否定，也是一次对暴政和枪杆子的挑战。
在“文革”妖风初起、风雨如晦的时候，在农六队的五月之夜，我们公开喊出打倒毛泽东，并喊出“天快亮了”的口号。在万马齐喑的沉闷大地上，以一种“以卵击石”的姿态，向独裁者表示对我们的藐视。
五月之夜，对毛泽东专制暴政的公开揭露和抨击，使监狱当局异常恐慌。随后，农六队又刮起了对手无寸铁的囚奴狂暴的打人斗争会，文字狱造成的恐怖暂时抑制了反饥饿、反奴役的怒火，但让人们更看清了中共的残暴本质。
反抗的火种已点燃，并以集体抗工、越狱、绝食、等形式与当局展开唇枪舌战的斗争。使那些本来对当局还抱着幻想或犹豫不决的人们，逐渐发生转变，他们中产生了坚定的反暴战士。
第二节：举起反抗的火炬
陈力牺牲后，农六队的囚奴们并没有被血腥的屠杀所吓倒，对被暴打的流放者进行慰问，囚奴间一次握手，一口药酒，一次疗伤，一声问侯都带着群体的温暖。人们在反抗毛泽东独裁暴政的旗帜下，越来越团结了。
当时正闹地震，农六队所有的囚奴们便集中住在地震棚里，得到了更为便利的交流条件。
管教人员组织的学习，变成了张锡锟等人摆“龙门阵”的场地。在这些龙门阵里，除谈古论今、借古讽今之余，还组织了集体越狱的探讨。
大家已感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靠个人单枪匹马的同狱吏们干了。组织起来向施暴者进行抵抗，在几个坚定份子中酝酿。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投入到反暴斗争，要求中坚份子具备机智和勇敢的人格魅力。
1975年秋天，一期由张锡锟、刘顺森、夏光然等人主笔，命名为“火炬”的刊物，以手抄形式，在农六队问世了。
《火炬》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告农六队全体流放者书”。它以回忆的形式，列举了文革十年来在农六队发生的一桩桩暴虐血案。
列举了当局对流放者残酷的折磨奴役的事实，让大家直面自己悲惨的处境，摧醒那些习惯于麻痹、沉默、逆来顺受的人们，呼唤大家团结起来，奋起反抗！
《火炬》以大家亲身经历的饥寒交迫，揭示毛泽东独裁暴政给大陆人民带来的苦难。
《火炬》以狱吏们的残暴为例子，揭穿当局所谓“革命人道主义”的虚伪。一再提醒大家，不要上邓扬光等人花言巧语的当，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
《火炬》以林彪事件为例，说明中共上层不可避免的正在互斗中走向灭亡，曙光正在升起！
《火炬》是农六队的血性男儿在高墙下的振臂高呼，是烈士们在就义时发出的呐喊，是所有被压迫的奴隶郁积在心底的血泪控诉。
《火炬》以“民主必将战胜专制，光明就在眼前” 相号召，结束了整个版面。
高举火炬的人们十分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大的可能便是“以卵击石”。他们怀抱着“哪怕燃烧自己的生命，也要放出耀眼光芒”的精神。宁可站着死，不要跪着生。
一张小小的启蒙性刊物，点燃了人们的反抗火种，这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豁出命来的壮举，是推翻专制暴政拯救人民拚死一搏吹响的冲锋号。
伴随着《火炬》的诞生，一场正义与邪恶、罪恶与善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也在农六队展开了。
就像电影《大浪淘沙》所描写的那样，在大革命洪流中，人分流成三种：一种是能在混乱中看准光明前景，成为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一种是不辨方向，自愿当了浑浑噩噩的中间份子；第三种是屈服于邪恶势力，最终成为叛徒。
这里所说的叛徒，并不是公开身份的“红毛犯人”。例如马文华，周学祝、代朝谋等，姑且用“糊涂”来概括他们。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公开”的，至少还保持着一种“坦白”的东西，容易应对，唯有那些平时振振有词的怒斥暴政，声色俱厉的反对毛泽东独裁，反对流放者悲惨处境比任何人都喊得响，对独裁政治抨击最为“激烈”，以搏取同难信任，背地却出卖他人的才是最可怕的伥鬼。
张锡锟低估了叛徒的无耻。这份初生的刊物的首批读者中，就有这种伥鬼。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