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中集（49）

北京时间：2011-11-29 08:08

【新唐人2011年11月29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中共后集权时代

在结束毛魔王二十八年的血腥统治时，因为铲除了所有还在萌芽中的反抗力量，使取代中共的力量并未形成，人民被迫容忍了现状。然而历史还是翻开了新的一页：1976年10月6日，经过十年“文革”，被毛泽东视为洪水猛兽、并一直踩在脚下、必欲置之死地的“走资派”宫廷政变成功。

二十八年暴政，毛贼使人民处于饥饿贫穷的状态，所有生活资料，包括必不可缺的粮食、布匹、油盐、燃料等等，都要“凭票供应”，更不要奢谈住房和交通了。当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所造成的迷信、恐怖和愚昧渐渐消失时，人们才开始回到了现实中。

邓小平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代替狂热的阶级斗争，他们选择了缓和矛盾却不实行民主的机会主义策略。把政权当作掌握他们手中的法宝，不愿归还。他们一靣声称不可能将取得的政权拱手让人，同时希望在取代毛泽东一人独裁的条件下，出现一个集体掌权时期，实行和平改良。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在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出现的。

1978年，刚刚掌权的“走资派”，抓紧推进两大改革：

第一，为了缓和已处在“崩溃边沿”的囯民经济，首先要找回万民被毛夺走的饭碗，解放被冻死的农业，他们的救世良方便是“三自一包”。

第二，调整被毛泽东弄得极其紧张的社会结构，解放打翻在地并踩上一只脚的中共各级旧官吏，使这些人成为掌控国家机器的新主人，以清除“文革”扶植起来的“造反派”。（这种换汤不换药，大大阻碍了社会民主的进程。）

同时为了收揽民心，将毛泽东圈定的庞大的“五类份子”来了个一风吹，其中也包括对1957年无辜受冤害的右派进行平反。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一时间，似乎有一种万象更新的新气象。

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充满了近百年来遭受列强瓜分的耻辱感。使我们从小就把“振兴中华、立志报国”当成公认的价值观。在经历日本入侵，国破家亡的刺激后，“爱国”便成了我们至高无上的原则。不管是谁，也不管带什么政治色彩，立志报国是第一原则。可惜我们并没意识到，为窃得政权的毛共已将大片领土出卖给了苏联了！

当我被莫须有扣上右派帽子时，我表现出的惊慌失措和诚惶诚恐，至今都令我感到羞耻，面对无理剥夺我读书的权力，我只是伤心落泪和万分痛苦，而不去思考灾难的原因，在大学求学的我在政治上什么都不懂。

连番的批斗会上，我不但没有理直气壮抗议这种阴谋迫害，反而想方设法为自己申辩解释，说自己从来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想法。

但是，我越是辩解，就越使迫害升级，我的申辩不但没有获得饶恕，反而使我变成“死不改悔的极右份子”。

第一节：风向陡转？

严酷的事实纠正了我的幼稚，毛泽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倒行逆施，使我认识到中共宣传的东西全在骗人，所以我的政治道路的选择，不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恰恰是共产党的倒行逆施。

经过长达二十三年的地狱练狱，我把自身的苦难同中国的灾难结合起来，狱中的斗争，使我越坚定了反对独裁的信念，于是，我开始了真正的“脱胎换骨”，开始了精神和灵魂上的新生，成了一个执著的反专制战士。

二十年来，我不断为自己的冤狱据理力争，从入狱那一天起，到1979年获平反，整整二十年，持续申诉百余次。

一方面揭示那个年代冤海无边，同时也巧妙保护了自己。同独裁专制作斗争的过程，就是我伸冤与抗争相交织的过程，而我的伸冤过程，就是我揭露共产党的血腥、暴戾、腐败的过程。

1978年，母亲带着欣喜来信告诉我，她已获得平反，这一年平反冤假错案，像一阵热风，熔化着毛泽东几十年冰封的专制地狱，许多呻呤于地狱的冤魂，遍布全国各阶层的“五类”，走出了地狱。

我拿定主意，要借这股“平反风”洗刷冤情，正大光明从地狱的大门走出去，同时决意将二十年狱中所见所闻，以及囚奴们长期的苦役折磨，烈士流血牺牲的桩桩事实公诸于世，传给我们的后代。

偏僻的盐源，像冰封大地里阳光照不到的死角。这里的冰雪迟迟难以溶化，909狱方对平反“冤假错案”似乎没有任何反应，“落实政策”既没有宣传，又没见有多少人改判获释。

到了这个时候，我同母亲的来往信件，照例都要被拆开检查，我还得用稳讳苦涩的语言，同检查者对话，既要说出二十年冤狱对我的摧残，又要表达含冤二十年上告无门的悲哀，为了能将信寄给母亲，要说多少言不由衷的假话？

事实将会证明，解除长期冤狱，还要经历痛苦而曲折的过程。

何庆云和徐世奎，压根就没把六队二百多号流放者当人看，今天却要为最反动的家伙“平反”，心理上怎能接受？他们害怕这些人获得平反，对自己不利。

还在一年以前，在枪杀刘顺森和刘开云时，徐世奎还恶狠狠地警告那些“不认罪伏法的反改造份子，是“自寻死路”。今天风向陡转，要为右派平反了，他能接受吗？这种变天又不翻天的把戏，着实令人困惑。

唯独那位平时爱说些风凉话的“逍遥份子”马大炮，却不时从场部，甚至从成都带回一些从未听过的新鲜见闻。

然而毛泽东归天已两年，报纸上虽然一阵阵吹平反的风，可在华国锋两个“凡是”铁幕下，对制造冤狱的鬼蜮们既没有撤职处理，又没有受到任何谴责。中共把所有罪过，由一个替罪羊江青背着。

这使我明白，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否定自己。一党独裁下，就是改良都难以推行！“平反”就更难，眼看平反冤假错案与“伟光正”要撞车了。

(一)淸沟听闻

经过十几年的修建，二道沟上游最高处修起两个大水库。并在水库与各下游各中队间，修建了绵延几十公里的环山沟渠，依靠这些沟渠，将水库的水引进了几百亩水稻田里。这些水渠像曲折的腰带，盘绕在水库以下山头的山腰间。

夏天因山洪暴发，从四周光秃秃山包上冲刷下来的泥砂，淤塞了这些水渠，所以来年春播前，各中队都要抽出劳力清理这些环山沟渠。

监督这些劳动力的狱吏和士兵，在水渠上方找一个便于监视的地方，围起一个临时哨棚，居高临下的监视着清沟工作。

每一年的清理淤泥，按参加清沟的人头划成了几十段，劳动任务落实到人头，并规定几天时间内完成。

正巧这一次我被划在哨棚下面那一段，这天，我正在沟里除淤泥时，突然从头顶上飘下来两个人的对话声:

“这些天递上来的申诉状，占了全队一半，听说荣山茶厂的反革命犯都放了三分之一了，搞来搞去，搞了这么多年，我们管的都是些冤枉事”。这是何庆云的声音。

听到这话，我停止了手上的工作，以免弄出响声中断了他们的对话，我想从他们的谈话，获得有关落实政策的消息，于是我索性停下来侧耳细听。

“上面不是说了嘛，过去抓人和判决是对的，今天给他们平反也是对的。反正你我只能跟着政策走，法院也真是扯蛋，把那么多不该抓的人抓到我们监狱来，找我们的麻烦。”这是徐世奎的话，带着明显的埋怨。

“话也不能那么说，就拿张锡锟的案子，是你和我亲自整的材料，经过长达半年多时间的审理，管教科几十号人都讨论通过的，前天就听西昌中级法院的人说，要重新调查这个案子。”何庆云说。

“就是嘛，这种案子若在两年前拖着不办，肯定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路线作怪，谁反对枪毙张锡锟，至少就落个同情反革命的罪名。今天倒好，还不到三年，又要你重新审理，说是错案，如果谁顶着不办，又说你抗拒政策，对抗中央。古柏的老康就是一个例子，职务都被撤了，还挂起来反省。

我真搞不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怎么才算对”。徐世奎困惑的语气里，含着抵触。

“搞成这样，都怪那个林高明，他一到六队，天天大呼小叫，说六队的反革命份子要翻天，天天把我们当右倾夹起来整。今天倒好，他夹起尾巴走了，烂摊子却丢给我们来收拾”。何庆云素来与林扯高不和，现在林扯高倒霉了，何庆云当然不会放过说风凉话的机会。

“我是准备好，六队把人放完了，你我都回家杠锄头去。”徐老大在作后一步的打算了，这些年来，徐世奎在六队占山为王，老婆孩子也生活得安逸富足。

他当然清楚，他的一家是寄生在六队两百号奴隶身上的，犯人没有了，他这个家也就该搬走了。

何庆云倒显得豁达些：“路线斗争就是这个样子，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早就说过，在中国出修正主义随时都是可能的……”他的话突然中断了，他知道不能再说下去，否则就是“反党”了。

“李培连不但获得平反，还升了官，你我都写过他的材料，他若在农牧场不好相处啊！”徐老大触及到具体问题了，因此，他打定主意，“走为上计”。

我屏住呼吸，全神贯注侧耳聆听，这可是将近二十年来，难得听到的话。这翻内心自白，才是整人者内心的真话，二十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听假话套话，能听到他们肺腑之言，倒是机会难得。

我抬头向哨蓬望去，只见徐何二人同“带班”的两名士兵正盘腿坐地。

士兵的思想毕竟单纯，在“支左”时，他们只知道用青杠剑砍人打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只知道执行命令捆人，他们在“支左”中猖狂打人，他们本是泥腿子出身，在毛泽东的大跃进中，曾经尝过野菜或观音土的滋味。

入伍后扬眉吐气，过着饭饱肉足的生活，便心干情愿被人当枪使，决不去侈想生活之外的事，无产阶级专政少不了这样毫无头脑的“枪”，也少不了像徐世奎，何庆云这样的“枪手”。

（二）高德胜的死讯

清理水渠的劳动刚刚结束，郭川小又调回了六队，替代了已经年老的荣老头。

郭川小调来以后的第三天晚上，便把我叫去队部办公室去，待我在小凳子上坐好后，便低声问我：“你知道高德胜书记的下落吗？”我感到他的问题好突兀，摇了摇头。

他停了一下，便告诉我：“他已死了，死得很惨，是被造反派们斗争，打断了左侧的全部肋骨，并把他关在骡马堡附近的水碾房里，又不给他医治，结果打断的骨头穿破了皮，伤口化浓感染而死。

死的那几天，他在小屋子里成天喊叫，很凄惨，但没人敢理他。也不准家属去看望，还说他死不认罪，死有余辜。

他还说：“文革初期，造反派斗争高书记时，其中有一条罪状便是坦护你和陈力”。

这么多年共产党的残酷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上法家提倡严刑竣法，毛效法商鞅丶李斯，使他得了一个暴君美名，对不听使唤的人决不会手软。

听郭川小讲完后，我俩低下了头，一时沉默不语。掐指算来，他死去快一年了。说到这里，郭川小望望我，进一步补充道：

“你和陈力被管教科申报了两次死刑。但是高书记说‘这两个人出身学生，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挽救的，共产党人强调的是改造人，而不是消灭他的肉体，何况，这两人在犯人中影响很大，改造好了，一定会带动一大片，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转化和教育工作。’”

高德胜这个调子一定，我死刑得免，看来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确有高书记极力保护的一份功德。

关于高书记，我确曾听过他的种种传闻，文革后，1966年冬天，我与他在六队的蔬菜地边见了最后一面，当时见他穿着布鞋，脸色苍白。记得那一次见面，他简单询问了我的近况，说了几句“认清前途”的话，便匆匆离去。

从此，高德胜和李培连便从二道沟“消失”了，郭川小今天告诉我的这些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关于我被申报死刑的说法，我早已耳闻，但何以又免了这死刑？却一直懵然，这次听到郭川小的话，我的脑海里再度重现了十三年前在基三队的绝食，并在1964年的国庆节前，我与高德胜的第一次对话，那是一次思想交锋，我相信，那次我的坦然和正气，一定深深地触动了他。

这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是他们自吹的铁板一块，恰恰相反，由于它的不得人心，它的内部正在熔化分裂，惨无人道的对待高德胜，一定是校仿了中央高层中对待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手法。

想到这里，我问郭川小：“他的家属还在吗？”

“在，还在骡马堡，这些年来，因为高德胜的问题，家属也被整得很惨。”

这一席对话，使我们间的距离拉得很近，我们相对沉默，我在心里祈祷着亡灵。大约五分钟后，我抬起头来，对郭川小说：“我想，该写一份悼念高书记的信，以表达我对他的哀思，请你转交给他的家属”，他点了点头。

对于高德胜所加入和维护的党，我没有任何好感，但对于高德胜这样的党员，我认为他是中共队伍里没有丧失人性的一员。

在复杂的社会中，一个人误入某种政治组织，误信某种信仰，本不足为奇，曾迷信于邪教的人，并不等于邪教头，相反，应当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使一时执迷，干过坏事的人，有一天大彻大悟帮助我们，这样的人，应视为我们的朋友。

那一夜，郭川小和我交谈到深夜。他询问了我最近收到母亲的来信没有，问到母亲的身体和近况。我告诉他，母亲已经摘去右派帽子，并在为我“平反”，上下奔波。

我也向他询问了一些有关平反政策的问题。最后，郭三小宣布，从明天起，我被编入杂务组。

杂务组是一个由农六队的木工、铁匠、饲养人员和机修人员混合编成的小组。我的任务是跟着来六队翻耕土地的拖拉机，帮他们打铧和保养拖拉机，这样一来，平时，我可以满山遍野的在外面跑，而不必在小组里列队报数，集体出工，收工。只是到了晚上，仍回六队的监舍歇宿。

第二天，我便跟着来六队耕地的拖拉机，坐在后面的铧口上操纵升降铧口的盘子，我的“师傅”是东方红拖拉机司机李进。

为耕地打铧，这可是一个极苦的差使，这时风季还没有结束，经过一个冬天干旱，山梁上干透了的土地，在铧口和履带的翻动下，掀起一股股红褐色的“浓烟”，然后被肆虐的西北风卷起来，裹缠着整架铧座。

我坐在上面，看不见方向，呼不出气来。每天，只要一开铧，用不了半个小时，我的混身上下便被红尘裹成一个灰人，头上背上，就像上了一层涂料似的。

幸好，我是剃光头的，洗脸洗头并不麻烦，只是吸进肺里的大量泥灰，七窃之中堵满了泥沙，严重损害我的健康。

用李进的话说，“这那里是人干的话？”但我很乐意的接受了，因为即使打铧时苦不堪言，但我获得了久未有过的活动空间。

从此以后，我结束了站队集合、报数出工，连小解都要呼喊报告的那种生活，结束了稍不如意，便遭到呵责丶毒打的提心吊胆地狱生活。

（三）狱中“自由”

到杂务组后，我能单独的进出监舍，还可以去场部子弟校的阅览室，在那里读到装订成册的“参考消息”，过去，我在垃圾堆中偶尔捡到一张，便如获至宝，虽说“参考消息”属于中共特意筛选出来的内部读物，毕竟比假话连翩的人民日报有了些新内容。

同时我还可以去其它队约会同难朋友，从他们那里直接得到平时无法听到的消息。晚上七点以后，我可以去场部的任何一个中队看露天电影，去当地老乡家里作客、买米和买肉，不再担心徐世奎躲在大门内侧，突然向我袭击。

我可以去农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去和他们交朋友，去打听“平反”的有关消息和政策。可以去场部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在晚上十一点钟回到监舍就寝就行，姑且把这种生活叫做“自由”吧。

自由是太可贵了，冤狱剥夺了她整整二十多年了！经历漫长的岁月，我才获得这份“自由”，并且是以为拖拉机打铧这种苦役作代价换来的。

开初那几天，深夜从场部归来，路过苹果园，闻到那沁人心脾的苹果芳香，我真想变成一只栖息在树下的螅蟀，再也不要回到那阴森森的牢房里去，无怪乎哲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郭川小的妻子姓廖，是场部一名仓库保管理员，许多年来，她对我们的处境流露出同情，我们管他叫廖老师。

为了避嫌，她在表面上对我们保持着严格的界线，而显得冷漠，但每遇到流放者被处罚的时候，她都会通过丈夫替当事人解围，在监狱这种严酷氛围中，已是难能可贵了。

自我被调到杂务组后，有时也可以去干部食堂吃饭，便时常与廖老师照面，有一天，她在球场外碰着我，硬是拉我一起去她家吃午饭，我不好推辞。去队长家做客，对我来说，是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未免感到拘束。

进屋以后，桌上已摆好饭菜。郭川小从厨房里拿出一瓶酒，斟满了一杯送到我的面前，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接过酒杯只呷了一口，他拉扯了一阵闲话，便道出他的本意，说他的两个孩子，女儿初中毕业准备报考中师，儿子也小学毕业准备考中学，两个孩子在场部的子弟校读书成绩平平，希望我能给他们两个孩子补补课，能让他们顺利的考上学校。

我沉呤片刻后回答：“我的学业已整整荒废二十多年了，中学课程虽然用过功，但这么久了难免遗忘，需要先对现在的中小学教材熟习一下，然后什么时候补课，也需要向杂务组长彭文学打个招呼。”

郭川小闻言，抽身从里屋拿出三本书来，那是他女儿正在学习的语文、数学、政治和印刷的讲义，他一边递给我一边说：“关于补课的时间，就在每天下午，杂务组嘛，回头我向彭文学说一声。”

给中队长儿女补课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每天下午，我准时的来到郭川小家里，经初步摸底，郭川小女儿的功课相当于小学生。而他的儿子则连四则运算都不会，这便是文革的重大成果。

好在廖老师平时对孩子管束甚严，成积并不是最差的，经过我的辅导，孩子们进步很快，但我没有把握，经过短期复习便可以考取学校！为了给孩子们补课寻找辅导资料，我便到农牧场子弟校图书馆借一些升学考试的复习资料。

从场部走过来时，我一路都在回忆这里的旧貌，慢慢判断出这儿正是当年的基建三中队所在地。

十五年前，当我从西昌黄联关押来二道沟时，正值冬天，当时场部几排红砖房子的前面，就只有一湾狭长的水沟。

沟里的水黑黝黝的，很像是城市里的下水道，冬天的干风，刮走了这片红土里所有的水分，唯独在这里还保存着这一凼“黑水”。

十几年来，但各水库中浸下的地下水，汇集成了一条宽约二十米的小溪流，囚奴们又在河沟两岸种上了树苗，几年后成了一条绿色走廊。

与这条绿色走廊形成的同时，在当年的基三队旁边，建起了许多简陋工棚，成了就业人员的主要住宅区。住宅群的主人在工棚前修筑了石板小路，形成了一条“小街”，农场场部周围苹果林中间，现在已建成场部子弟校的校舍。

一道围墙，将就业人员的工棚隔在外面。许多年没来过了，今天算故地重游。

学校最角落的地方，是图书馆和阅览室，我刚刚走进过道，便碰见了来这儿不久的魏朋万。他原是昭通地区的中学教师，平时沉默寡言，几乎不与任何人交往。他身材矮小，加上眼睛近视，才四十多岁，便显得特别苍老。

在六队时，他经常完不成任务。每到农忙时节，他成了“挑灯夜战”的常客，好在他特能忍耐，一直逆来顺受，十五年劳役，咬着牙，默默忍受着无端的侮辱。从没见过他顶撞过干部和卫兵。

子弟校迁到这里后，魏朋万接到了场部人事处的调令，安排到这个学校当国文教员。调令下达那一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工资由原来的每月二十元增加到三十五元。觉得福从天降，大抵是因为他历来逆来顺受老实听话赢得了农场的好感，但根本原因是因为学校师资奇缺。

现在他几年前铁青的脸色，已带上红润，与他在六队时成天哭丧着脸可谓“判若两人”。握手寒暄后，魏朋万便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小叙，我才得知这所子弟校原来是从骡马堡迁来的，文革期间，原来的老教师关的关、逃的逃、病的病、死的死，虽然老教师都与公检法沾亲带故，依然没有逃掉文革的劫难。

连李培连这位响当当的马列主义专家，尚不能免却牢狱之灾，像高德胜这样从雪山草地上爬过来的人，尚且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之下，教师们岂能自保？

（四）就业员的窝棚区

从学校教学楼向下望去，在一墙之隔的地方，便是就业人员的窝棚家属区，呈现在窗户下面的，便是那些用破石绵瓦、牛毛毡和木板钉在一起的窝棚屋顶。

看到这些破烂的屋顶，使人联想到抗战时期重庆临江门码头下，傍山而建的贫民窟，想起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淑贞，拖着一老一小吟唱“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今居住在这里的囚奴们，已唱不出这样的歌了。

那些在监狱中熬掉了十几年青春年华的男子汉，就在这里燃烧着生命的余烬。男人难免有七情六欲，也想找个女人成家，但每月仅有二十块钱的劳释人员，到那里去寻找共渡“寒窑”一起过日子的女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便是这些就业人员的自我调侃。

就业人员中相貌英俊的勤劳小伙子，就连场部的干部家属，都会盯着不转眼的，却很少正常的女子，愿意落嫁到这些鸽子棚里来。

虽然如此，这些鸽子棚中的女人，还是一年年在增加，嫁进来的女子或是“黑五类”；或是穷得为几斤粮票便可委身他人的乞丐女；或是相貌奇丑或有生理缺陷的女人；或是被人遗弃的二婚嫂。

我和魏朋万的话题，很快转到这些鸽子棚里的“居民”身上，就业人员中良莠不齐，层次悬殊，其中不少陈贤士之类的人渣，也有像王大炳这样的老实巴交大好人。

女人们品性各异，有纯朴天真的山里妹，也有卖惯了皮肉，擅长算计别人的野鸡；有为几斤粮票就可奸宿一夜的“大姐”，也有不堪侮辱而自杀的女人。

贫病交困，文革对社会伦理的极大摧残，在这些密布的鸽棚里，天天都会发生打架斗殴、坑蒙拐骗、争风吃醋的奇传绯闻。总之，在这片绿茵下，天天都在上演真实的悲剧。

我知道王大炳自去年刑满后，便留在场部养猪场喂猪，他几次托人带信叫我过去一叙，我调到杂务组以后，得知他从长寿老家接来一个农村姑娘，并计划在1979年春节结婚。

多年来，王大炳对我的热心帮助，我一直都铭记于心，听到他将成婚，我决定抽时间去向他表示祝贺，拿出两年积畜的零用钱，去盐源县城买了一床提花毛毯，作我送给他的结婚礼物。

79年元旦后的一天，我沿着堰沟边的小路一路寻去。

他的“新房”，原是农一队的菜棚子，经过改造，小屋的泥巴墙已刷过石灰水，大门也是新钉上的，唯一的一扇窗户也安上了玻璃。

小屋前大约三十平方的三合土小坝子，打扫得挺洁净，就怕夏季炎炎赤日晒在牛毛毡上，会使屋里变成蒸笼。即便如此，对一个刑满人员来说，已是来之不易的理想居所了。

我走到门前敲门，大门应声而开，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姑娘迎了出来，她身穿一件兰花旧棉袄，虽补了几块疤，但洗得很干净，脚上穿一双红色的新布鞋，瘦小的身子后面，还垂着一对乌黑的辫子，很腼腆的瓜子脸上，左眼带着浅浅的疤痕，显得比右眼小。见有客人来了，礼貌的请客人进屋。

我跨进门时，大炳正在灶前忙碌，见我进来，起身热情地招呼我。我扫视了一下这间大约十五平方米的泥墙“新房”，地下是刚刚打成的三合土，门左面一张木床，上面放着两床大红的被子，木床挡头的木架上，摆着自制的木箱。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连灶旁的葵花杆，也堆放得整整齐齐。

靠床的墙上贴着一个大红的喜字，而床头的上方则贴着一张红色的双子图，女主人说，那是娘家专门从长寿县里买来的，表示娘家人对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传统祝福。

我把带来的礼物放在木箱上，顺手接过大炳给我递过来的木凳，在园桌旁坐下，谈话自然落到女主人身上。

她来自长寿县白鹤公社，父母双亡，有两个兄弟，都是当地农民。本应谈及她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联姻始未，包括婚姻介绍人。但她开口便将她家的粮食收成账，娓娓道来，打破了拘谨。

她说她一家四口，1978年分得黄谷450斤，包谷300余斤，红苕800斤（折合口粮200斤）。收打的胡豆、麦子、豌豆之类统统折合口粮总计150斤，如此合计起来，四口之家全年共分得口粮1100斤。四个人平均，每人不到三百斤。

因为一切家庭副业全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因而副食品极度稀缺，这点口粮全用来填肚皮也只够半年。穿衣服要靠布票，一家四口一年可以分到四丈布票，要完成国家的棉花征购任务才能领到；一家四口的菜油票，每人每年只有一斤，也要在完成油菜子征购任务后才能领到；除过年过节，平时见不到猪肉；菜里是从不放油的。她讲这些时，如数家珍，全然忘记了拘谨腼腆。

虽然我对这些情况早已知道，但听她一一数来，仍让我感到惊心，再次证实农民仍处于饥寒贫苦的悲惨状态，这大抵是她愿意远嫁盐源，并跟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就业人员一起过日子的原因。

她天真的告诉我，她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还很少有听见鸡鸣狗吠。说到这里，她还讲了一个她小姑养鸡的故事——

“小姨怀孕了，农村习惯，坐月子要杀几只老母鸡补补身子，但整个生产队已看不到鸡的影子，不知她从那里弄了几只小鸡来喂，又怕生产队知道，便把鸡用木箱装起来，关在猪圈顶上面喂。但是圈起来喂是要粮食的，一家人一分自留地全种上了红薯，好不容易等到小鸡长到半斤重左右，却被公社当书记的舅舅知道了，说是资本主义尾巴，逼着小姨杀了小鸡，砸了鸡笼。

“她被逼无奈，只好把五只小鸡全部杀掉，当时舍不得吃，便熏好后挂在房梁上，想等到生孩子后吃，没想到被黄鼠狼叼了去，为这件事，小姨还伤心的哭了一场。”

当时的农民到了后半年，都要向公社借第二年的粮食渡荒，于是公社便成了压在当地农民头上的债主，而农民成了公社的债务人。实际上，这个“国家”，又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书记组成，在这个奇特的奴隶社会里，农民成了公社的奴隶，哪能当家作主人？

我从王大炳家出来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他一直陪着我走在铺满炭渣的小道上，在寒气逼人的夜里，风已渐渐平息，从苹果园中吹过来果子的芳香，使人感到舒畅，只是在河边黑洞洞丛林深处，却隐藏着时隐时现的诡异。

近年来，新近释放来的许多文革闯将，习惯了打砸抢，把文革的畸形也带进了这鸽子棚贫民区中来，一个人单独在夜半穿过那片密林，常会遇到蒙面“好汉”的行劫。

流放者本来赤贫，谁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但面对突然窜出来的“蒙面人”还把一把尖刀顶着自己，在惊恐之中，任凭对方将兜内仅有的几块钱搜去，再把手腕上的“山城”牌手表抹去，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就业者们相约来到管教科投诉，希望“政府”采取措施。

按常理讲，这狼牙府岂容抢劫？可抢劫案频发，偏偏没有抓到一个，于是一到了晚上十点以后，便很少有人单独在那片密林中行走，不得不从那里路过，也要邀约上三、五成群结伴亅以壮胆。

以后当我回到重庆，更体会到在大陆，那柄对准“政治犯”的刺刀，却对刑事犯完全无能，对刑事犯罪这种放纵，使正常秩序难以维持，人们敢于公开拦路抢劫，却不敢公开反对独裁和伸张正义。

王大炳打着电筒，我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我俩刚刚转过蔬菜队与农三队交界的岔路口，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呻唤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我俩停下脚步，警觉起来，大炳打亮了电筒，向那方向照射去，我也下意识地捏紧了手中的木棍。

在手电筒光下，距我俩大约二十米远处，两个人影扭在一起，跌跌冲冲地向我们走来，一股熏人的劣质酒精气味向我们扑来。

定晴看清，原来是一男一女，那女人似乎很清醒，她正死死地用手拽着那个喝得已经烂醉的男人，而那男子的嘴里还在不断嘟哝着“酒话”，看到这情景，我俩才感到松了口气。

大炳说，那女人的名字叫银枝，是鸽子窝棚里的头号新闻人物，传说她原藉绵阳，为生活所迫，当过“王大姐”，而被关押“劳动管教”，就地服了两年刑。获释后，被基三队的一个小伙子接到这里来安了家，但不久，小伙子暴病身亡，银枝从操旧业，成了鸽子棚区争相追逐的对象。

那女人胖胖的脸上布满了雀斑，一个大而扁沓的鼻子几乎是贴在麻脸上的，一对豌豆大小的小眼珠，很像华君武笔下的漫画人物，但她才三十出头，脸蛋虽丑，身材却很匀称性感，加之以颇讲究衣着，善于打情骂俏，她的男人一死，就迎来了周围更多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