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7日讯】【编者的话】这里记下的，祇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或者说，祇因他“有幸”从民国被“解放”到了“共和国”；他才像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知识分子一样，便不得不无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难。一九三六年，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曾称他为“民族异彩”；一九四六年，北京六十位名教授在联名赠送他的锦旗上，称他为“民国异彩”；一九七五年，当他在家乡辞世时，共产党已经给他戴了十八年“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帽子”……
(接上期)
二、民国能容异彩
教育救国也“救共”
高锡福不负郭述申的重托，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找到了汉正街186号。然而，三楼门窗紧闭，那一盆兰草更是不见踪影。那一刻，他祇是感觉到，那本小折子，在他的胸膛上，与他的心跳得一样地快，一样地急切而又不安……
彼时，已经大学毕业的他，竟然怀着一个连他自己也不十分了然的原因，居然主动地要去武昌二中求职，在这所曾为共产党办的中学里担任了生物教师。
高锡福说不清自己在领到第一个月薪水时的复杂心情。那叮当作响、银光闪闪的一百二十五块光洋──袁大头，这便是“旧中国”一位普通中学教师的薪金。他将其中的一百圆全部汇给了安徽乡下的父母和兄嫂，让他的穷家还债度日。此后，不论他在哪里做事，他都是每月一百光洋寄回家，一个铜板也没有少过，直到他的父母相继辞世，他的兄姐都过上了像样的生活之后。那时，对他这样一个普通的教师而言，两块光洋就够他一个月的伙食，再有两块光洋就能租到一个亭子间，还有二十来块光洋，足够他待人接物、零花和储蓄的了。
高锡福在武昌执教的那一整年，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在暗中寻找共产党，找他的共产党同窗郭述申。然而，共产党突然就像是散了伙，全不见了踪影。偶而才能从报纸上读到共产党又在哪里暴动失败的新闻，或几个共产党被逮捕又被感化的消息。然而，“解放后”共产党用来教育人民的却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和“那时国民党曾杀了几百万共产党”。这样一些话，在高锡福的心里，祇能变成一个个不甚了了的问号而已。因为郭述申告诉过他，因国民党“容共”，共产党曾扛着“为国民党发展组织”的牌子，在暗中发展共产党。从一九二四年初的四百三十二名党员，发展到了一九二七年春的五万七千余人，哪来几百万给国民党杀死呢？
虽然找不到郭述申，祖家俩兄弟倒是给他找着了。原来他俩遵照中共“八七”会议上斯大林派来的新领导罗明拉兹的指示，到乡下去发动农民暴动，带人冲进一位乡绅家里，砸了人家的家不算，还把人家老乡绅捆起来，又踏上了几只脚，因激怒了乡民，居然被抓起来送进了县政府。县政府里从前清留下来的几个老衙役，居然将他们捆吊在县府后院的一株大树上，整整三天水米未进。要不是他及时赶到，具保保释，祖家兄弟俩怕已没了命。祖三权后来在共产党里做到了中央统计局局长，却对在共产党统治下无端遭陷害落了难的高仲膺，竟然连同乡和同学都绝不承认。
高锡福教书之余，因对时代看不清楚而苦闷，因找不到共产党和郭述申而苦闷，更因眼看着那许多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同窗，祇因家里有钱，就都出国留洋去了，而颇有些无奈之感。过去因为他家穷，他才不能考北大；今天，还是因为穷家要靠他养活与还债，他又不能留洋深造。这是他平生的第二个大遗憾。
苦闷的高锡福，终于因种种的苦闷都无法解脱，而动了思亲还乡之情。于武昌二中教满一年之后，他接到了安徽省教育厅的一个请柬。大意无非是“家乡教育界的发展，全赖家乡考出去的人才还乡办教育，以解一省民众愚昧之苦……此乃造福一方，兴民国教育之大德”云云。然而，这一席话，却带着阔别已久的乡情，烘然地燃烧在他的心里。他似乎未加思索就做了决定，更把决定告诉了祖家俩兄弟。这一回，倒是穷家子高锡福在黄鹤楼旁边的一家饭店，请了这两个富家子弟共产党吃了一顿。他约他们一起还乡办教育，祖山竹答应了，祖山权因另有志向未同意。正是那一顿酒饭，使得高锡福这个穷家子发现自己绝不是一个吝啬之徒，所谓穷而不酸，富而能济。这好性格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而且传给了他的四个儿女。正是那一顿酒饭，竟然使他深知了自己的酒量──他喝了两斤白酒，虽已醉意朦胧，却心志不昏，该说的说，不该说的绝不错说半字。然而，为了那本花名册，他还是从此与酒分道扬镳，终其一生，再不曾沾过一滴酒。
高锡福似乎是用这一顿酒饭告别了武昌，告别了武汉大学，也告别了武昌二中。因为正是那一顿酒饭，已使他下定了“教育救国”的决心。既然共产党找不到，郭述申不见了，祖三权神秘兮兮地，连要上哪儿也不告诉他，他也就祇能小心翼翼地怀揣着那一本花名册，与山竹一起，在汉口码头上了船。
“暮霭沉沉楚天阔”。当他扶栏江心、远眺渔火明灭的大江，还有两岸那一座座含黛的青山，年轻的他，虽然“欲将心思付江水”，然而，“江水竟无声……”
船在安徽省城安庆一靠岸，高锡福和祖山竹便下了船，找了间小饭店住了下来。第二天就找到了省政府教育厅，未想到厅长马上接见，连祖山竹自己交待做过共产党，发动过“一切全力归农会”的农民暴动，也祇使那位厅长哈哈一笑：“年轻人，不谙世事，现在能走上正路就好。”这句话，在祖山竹后来被共产党打为“叛徒特务”、戴帽子游街和被监督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里，祇要一想起来，就祇能令他喟然长叹……
年轻的、然而屡遭磨难的民国，在“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和初获统一”之后难得的安定局面之下，对他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寄托了若大的期望。祖山竹被发表为安庆二中的校长，高仲膺则被任命为安徽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一时间，那种“心似沉江俱无声”的失落感觉，似已被扫荡一尽。是的，走教育救国的路，为家乡办教育，为民国办教育。“也许，我这一生都是与革命、与党派没有缘分的……”他这样安慰自己，却把对郭述申的思念，对共产党的同情，全部转嫁到了那一本小小的花名册上。这本花名册，居然被他一直珍藏了整整二十二年，直到共产党打过长江之后……
他对共产党这番情意值得吗？
然而，那个时代的高锡福，却不会想到“值得”这两个字。因为，那也曾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份朦胧的信仰，是他对一九二七年那个失败者的深沉同情。虽然，这份信仰，随着高锡福的教育救国之路，而日趋淡泊，但是，那一份因对同窗的深沉友情而产生的对共产党的同情，却在高锡福前半生的教育救国生涯里，时时都会变成他不寻常的言行。
一九三一年，在做了三年的安徽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之后，他被发表为安徽省高等商业学校的校长，去收拾一个贪污校长留下的烂摊子。这时的他，不仅已经娶妻生子，而且已经高堂随身。当他举家从安庆迁往芜湖之后，便在学校附近的永德里，租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楼。彼时，他月薪二百光洋，校长办公津贴五十光洋，合计二百五十圆的收入。在那个两块光洋便能够买到一百五十斤大米的岁月里，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就真的不在同时代欧美同行们之下了。这是他的夫人、省城安庆的一位名门闺秀，老来最喜欢回忆的“抗战之前”的好日子。所以，他不仅养了全家，偿还了全家的债务，而且接济过三十多位巢县同乡，更对那些涉江而来的乡亲们，有过无数的德举。他骨子里深藏的那一种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或许正是他同情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根由所在。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他的学生周光春等二人不仅在大街上书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和“大家起来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标语，而且在校外建立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策划上街游行示威。当芜湖市警察局派人来校拘捕他们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安徽省高级商业学校校长高仲膺，居然就能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赶到学校的大门口，当着警察局侦缉人员的面厉声说道：“没有我的允许，谁敢抓走我的学生？请你们把他们放掉！”
他的话，还有他话里的威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迄今全中国任何一个大中小学校长，撑死了胆子都绝对不敢讲出来的话，更不敢摆出来的威风。但是，在那个“反动时代”，那几个“反动派”派来的侦缉人员，也祇能望着这位威风凛凛的校长，叹口气，当场放掉了两个年轻的共产党，然后便怏怏地转身复命去了……
撵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校长，转身却将那两个年方十九的学生带到了校长室，关紧了门，然后严肃地问他们：“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抓你们吗？”
两个学生点点头。
高锡福又问：“跟我讲老实话，是不是共产党？”
周光春和他的同伙互相看看，还是周光春胆大些，回答他的校长说：“谢谢校长救了我们。我们，是共产党。”
高锡福不再说话，他看了一眼周光春，眼神里流露着相当的好感。然后，他就让他们呆在校长室里，他自己走出去时还反锁了门。过了一会，他回到校长室，关紧门，将五十块光洋交到了周光春的手里，低声地说：“你们马上离开学校，离开安徽。安全，就给我写一封信；不安全，就连信也不要写。”
他说完，看着两个年轻人感激得发红的面孔，又叮嘱道：“无论怎样艰难，都要完成学业，希望你们记住我的话。”
两个十九岁的地下共产党，就这样从他们的校长室里安全地走了出去，然后又坐上了校长叫人雇来的黄包车，扬长而去了。也许，在高锡福的心里，周光春便是郭述申的替身罢。虽然，这已经是他救的第五个共产党了。虽然，他救了共产党，国民党也没有敢把他怎么样。
但是，四十年后，当他将这件事写在自己的“申诉信”里时，小儿子为了向他的班主任表白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竟偷偷地将这封“申诉信”交给他的班主任看了。好心的班任、一位北师大毕业的政治教师，居然把这封申诉信交到了一个父亲被共产党枪毙的教导主任手里。未想到，这位应与共产党有着“杀父之仇”的教导主任，竟然劈头盖脸地斥责这位女班主任说：“这怎么可能？国民党能有这么好吗？这祇能说明他的父亲不服改造！说明这个学生思想有严重问题，需要狠狠批判，你也一样……”
直到文革开始后，高仲膺的小儿子才知道，他那已经被剃成了“阴阳头”的女班主任曾为他吃过的苦头，和正在吃的苦头；才知道，他从那时起，就已经被学校内定为最反动的学生，并且就是考得再好，也永远考不取大学。虽然，那一年，谁也没有大学可考了。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斗天、斗地、斗人，将高考制也取消了……
“民族异彩”的桂冠
一九三六年，高锡福在接连担任过安徽省高级商业学校和安徽省高级农业学校的校长之后，因他办学成绩卓著，又被返调省城，担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有权视察全省教育界的工作，并兼任安徽省民众教育馆馆长。
然而，这一年，便恰恰是“七君子大闹中华”的那一年。所谓七君子及其“外围”，大都是晚清的遗老遗少，也有秘密的共产党，或共产党的“至亲好友”。但他们公开打出来的，却是“民主自由”这块招牌，其中还不乏有名声的人物，如著名记者邹韬奋等。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为了完成北伐，不得不清除了苏俄指挥下的共产党。此后，共产党一方面隐蔽了下来，一方面又在斯大林的一道又一道命令之下，在斯大林亲自派来的顾问罗明拉兹等直接“领导”下，公开地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动起“共产革命”来了。彼时，他们不仅在南方的几个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还在南中国许许多多偏僻落后的农村，留下了遵俄命而疯狂烧杀的斑斑血迹。其目的，自然是要推翻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手段，干脆便是城市武装暴动和农村武装割据；形式，则是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篡立认俄作父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口号，就是斯大林对中共发布的命令──“武装保卫苏联”；至于机会，第一个便是一九二九年苏联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第二个便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所以，苏俄命令下的中共武装叛乱，就是叛国。中共虽因外敌的侵略和配合，而有了不小的发展，使得刚刚走向初步和平统一的中华民国曾处于腹背受敌的痛苦境地。“九一八”之后，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确立了被共产党恨之入骨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正确国策，被迫两线作战的民国政府，便在日本尚未全面侵华之前，发动了对南中国中共武装割据地区的五次征剿。虽然第一、第二次征剿失败；第三、第四次因“九一八”事件爆发和发动对日“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途撤兵抗日；但第五次却将中共的中央红军打得“落荒南逃”，而不是“胜利北上”。
“九一八”之后整整四年间，祗顾遵俄命持续发动武装叛乱、却从来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抗日的中共，终于在他们南下辗转逃往西北、企图打通逃往苏联道路的途中，接到了莫斯科命令他们接过“抗日旗号”、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因为，斯大林已经十分担心东西两边的法西斯将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这对于刚刚逃到陕北瓦窑堡的中共残兵败将来说，用张国焘的话说就是：不啻得到了一副“救命散”。于是，毛泽东不仅窜改了斯大林要他“联蒋抗日”的命令，决策了“抗日反蒋”；而且开始实行“抗日救命”和“反蒋夺权”的阴阳两谋，公开打起抗日的旗号，标榜中共是要抗日的，指责政府却要围剿他们；同时又以抗日作掩护，藉抗日的名号而重新进行渗透、发展和卷土重来。“七君子”，这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既能自由说，又能自由写，还敢自由骂的地下共产党和封建遗老遗少们，便立即秉承中共突然高举起来的抗日反蒋大旗，开始在全中国大演起一场又一场要“抗日救国”、实际则是要“抗日救共”的连台好戏来了。而其中的一台好戏，便是七君子里的共产党君子杜重远的“沿江宣传抗日救国”。
杜重远一行自上海沿江而上，明则公开讲演，宣传“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暗则收罗中共残兵败将，重建组织。国民政府虽了然共产党的计谋，无奈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却不了解共产党的用心。所以，杜重远一行沿江而来，每至一地，虽然官方对他们甚为冷落，但也还有一些民间社团为他们接风洗尘。其中虽多是一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却也真有一些爱国的民众。船到安徽，安徽沿江各地的民众教育机构，还有许多学校，居然在码头举着横幅、敲着锣鼓欢迎他们，气氛甚是热烈。安徽的督学和民众教育馆馆长高仲膺，祇是政府公教人员，不是国民党员。他虽然不可能明白，在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三省整整四年之后，杜重远一行才突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的背景和原因，但却对抗日救国这四个字应有的意义，感情深重。至于杜重远等“七君子”的阴阳两谋，在他，则祇需要识其“一谋”──所谓抗日就行了。所以，他并不在乎国民党部的规劝，更不在意一些同僚的告诫，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杜重远就是共产党，他宣传抗日救国又有什么不对呢？”他的话虽然叫那些关心者无言以对，却叫杜重远一行“欣喜不已”。船到安庆之后，在杜重远下榻的旅馆里，他与高仲膺促漆而谈，非但知道了高仲膺在武昌的经历，而且知道了高仲膺思想上的“左倾”，更了解了他的直率和坦诚。他称呼国民政府的民众教育馆长为“高仲膺君”，并在高仲膺君私人宴请的饭桌上，大谈中共红军万里逃亡是“为了北上抗日”的“真理”，大念共产党是要“真心抗日”的“假经”……
杜重远又在安庆迎江寺登上了西去的轮船，告别了安徽省城，也告别了高仲膺君。在“七君子”邹韬奋主办的专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生活周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十四期上，刊载了杜重远所写的一篇长达万言的报告文学，题目就是“民族异彩──记高仲膺君”……高仲膺真诚的抗日言行，便被祇是要“假抗日”的中共大大地利用了一番。
三十年后，当高仲膺的长子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这篇报告文学时，高仲膺早就是共产党的阶下之囚了。
当时的高仲膺，在送走了杜重远的那个夜晚，对杜重远描绘的中共抗日大志与陕北革命景像，既砰然心动，又喟然长叹。他又想起了他的同窗、共产党人郭述申，却在自己祇能奉行“教育救国”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
第二天一早，一向早起的高仲膺，当他走过一间卧房的门口时，因看见房门虚掩，便悄悄地走了进去，却看见丁善新正在他的西洋装上搽生发油。他的脸虽然顿时就板了下来，但转瞬之间，便又轻松下来了。他喊了一声“善新”，善新立即转过身来看着他，白嫩的脸颊上，登时一片通红。年轻人连忙放下手中的梳子和生发油，怯怯地叫了一声“二哥”。他就是高仲膺同窗好友、东北学生丁善伯的亲弟弟。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沈阳，丁善伯被日本飞机炸死，他唯一的小弟弟便唱着那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向南寻找到了他的“二哥”高仲膺。高仲膺，这个昔日受过同窗接济的校长，便将他像亲弟弟一样抚养在自己的身边，如今已经有五年了。而善新已经有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二哥正在逼迫他准备第三次高考。
此刻，丁善新虽在怯怯地看着他的二哥，等着挨训，可是，今天，二哥却没有熊他，祇是定定地审视了他一刻儿，撂下一句话就上他的班去了。丁善新对他的二哥又亲、又敬、又畏，也知道二哥对他是又爱又疼又不满意，谁叫他已经两年还没考上大学呢？但是，今天二哥却没有熊他专门“外务”！但又要他今晚在家等自己回来，还说有话要对他说，那到底是什么话呢？
二十七年之后，当“共和国”建筑工业部陶瓷工业局局长丁善新，将他那个已经做了“四类分子”的二哥接到北京，并要为他“申诉”时，他曾对二哥说过一句真心话：“二哥，你给我的二百块银洋，幸亏我一到延安就全部交给了组织，而且幸亏有杜重远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还带着他为你写的、那篇称你是‘民族异彩’的文章（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刊物实际上也是我们共产党办的），要不，我恐怕熬不过那一场整风，连闻一多的儿子都是在整风中被整自杀的……后来，我一受委屈，就会想念二哥，就会想，我要是还在二哥的身边，那该多好……”他的话，他话里还涌溢着的，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已不该有的“人性”，委实将他已经老迈的二哥说得眼泪汪汪……虽然，更多的话，他是不能再说给他的二哥听了。为此，他在后来遭遇“文革”批斗时，便增加了一条醒目的罪状，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高仲膺……”
三、流亡校长、督学风采与归隐之志
流亡校长
刚刚送走了那个要抗日救国的君子杜重远，高仲膺转身便迎来了全面抗战的爆发。由中共在幕后煽动、张杨在台前发动、斯大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那一场阴谋武装政变，也就是“以抗日为名、反蒋为实，以救国为名、救共为实”的西安事变，虽然叫全中国的人痛心疾首，对张、杨这两个军阀，都是一片喊杀声，但是，日本关东军，还有东京陆军部的少壮派军官们，却为了中国的阴谋武装政变而狂欢不已。此后，当全中国都在为蒋介石能够平安回到南京而欢腾之时，日本军阀突然冷静地意识到：西安事变已经显示出了蒋介石对于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凝聚力，已经表现出了中国在北伐胜利后的巨大历史进步，和她完全可能走向强大的前景，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就要真正醒转过来的雄师，如果还想消灭她、奴役她，此时不打，将悔之不及。
所以，“西安阴谋武装政变”事不过半载，日本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虽然是已经藉西安事变而获得了合法存在、并正在求扩张的中共所“一心向往”的，甚至使向不喝酒的毛泽东从未有过地在延安喝了一大瓶红葡萄酒，同时大声喊道：“现在好了，蒋介石这一股祸水终于撞到日本人哪里去了……”，但是，它给中华民族、中华民国所带来的无穷灾难，又岂是“战争创伤”四个字所能够概括得了的……
高仲膺自然也与他的国人一样，对张、杨持枪叛变深恶痛绝。因为他深知，如果蒋介石被杀，则群龙无首的中国，便祇能是一片混乱，岂但会立即重复十年前的那一番长期混战，而且亡国在即。他要走的这一条“教育救国”的路，自然也就不可能走得下去了。他在晚年几乎成了“哑巴”之后，却在小儿子一再追问他“张学良敢于兵谏蒋介石”的英雄故事时，这个正在做着右派分子的父亲居然还是敢这样地回答他。害得他的小儿子祇能在自己尚未成年的心头，竟然隐隐地留下了乃父“也许真的是反革命”这样一个难以消失的阴影……
当然，一九三七年之后的高仲膺，所面临的痛苦与责任，也是难以言述的。他不得不告别了十年安宁富足的生活，甚至祇能让他的家小随着逃难的人群溯江而上，向西逃亡；而他自己却必须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筹之下，将教师和学生带向大后方。上海会战的壮烈景像，日军南京屠城的惨烈，他虽然都不曾亲眼看到，但是，他却在西去的撤退路上，到处寻找家破人散的安徽学生，西行两千里，吃尽千辛万苦，才辗转到了湘西桃源。在这里，他与妻小在逃难中相逢，其感慨可以想见；在这里，他参加了中华民国战时国立八中的筹建工作。在雅溪那个苗族人聚居的地方，将数万名安徽流亡学生聚集在一起，开学授课；这期间，他担任过国立八中的高二部主任、师范部主任和校务委员。特别是他和少数不顾大局、竟然贪污抗战教育经费的国民党党棍所进行过的抗争，使他成了安徽流亡学生们最尊敬的师长……在晚年，他曾为小儿子所逼，叙述过抗战期间的往事。他告诉过小儿子，如果非要说“国民党不抗战”，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并且，虽然战时的艰难难以想像，可是国民政府对战时教育依然极其重视。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政府接到了大后方；普通知识分子中，至少也有一半被送到了大后方。至于流亡学生，也能够因国家贷款而在大后方继续就学和升学……3 他的这些话，虽然使他的小儿子将信将疑，但是，八十年代，当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已经“明潮”汹涌之时，他的小儿子才在那些沉痛反思的著述中，回忆起他父亲无论如何都“绝不说假话”的难得人格……他甚至依稀记得，父亲在向他说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是如何不畏艰难地为流亡学生办教育”的故事时，父亲脸上所闪现的痛苦却又是自豪的神情……
督学风采
高锡福对国立第八中学、乃至对整个安徽教育界的贡献，渐渐地流传到了重庆。
一九四三年，他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调到重庆，担任了教育部的督学，有权视察大后方教育和弹劾教育界的不法之辈。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高锡福作为教育界第一批返京人员乘飞机飞到了南京，而他的妻小则挤在一条小木船上，竟险些葬身在“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衫”的巫峡急流之中。
一九四五年底，由于中华民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使其国际地位迅疾提升，亟需外语人才，国民政府决定筹办“东方外国语大学”，蒋中正亲任校长。因教育部长陈立夫称高仲膺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而且刚直不阿、人格廉洁，高锡福遂被任命为筹备主任兼教务长。然而，祇因外战刚结，内战又起，共产党早已于日本投降的当夜“大打出山”，不得已之下，蒋介石祇好将已经筹备了半年的“东方外国语大学”“缓办”。
一九四六年底，教育部督学高仲膺受命视察北京各大学，这可是其它几位督学都不敢争夺的“光荣”。北大，那是个什么地方，政府公教人到那里视察，几乎没有不被撵走的。那个时候的北大，可不是共产党来了以后那个祇能“挨批挨斗”的北大。然而，高锡福不仅去了，而且对北大师生们作了一场长达三个小时口若悬河的讲演，肯定抗战教育的成就，批评国民教育的基础。他甚至当着那些象牙塔中的名流教授学者们，批评国民政府祇重视象牙塔、却不重视平民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直至当面批评象牙塔中人常常便会忘记社会痛苦、民间疾苦，指出若不再将基础教育办好办扎实，这样的几座象牙塔迟早也会垮掉……
他的讲演，不仅没有引起北大师生的反感，反而称赞他是一位少有的国民政府大员。因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视察的大员竟然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的教育！事后，北京六十位名教授居然联名做了一面若大的锦旗赠送给他，上书“民国异彩”四个金光四射的大字……至于他讲演的口才和风采，也在北大传为佳话，以至有教授说：“谁说国民政府无人，高督学的口才，就是我们这些做教授的，又有几个人可比？”
高锡福自然没有想到，他那讲真话便能口若悬河，倘若逼他讲假话便死不开口的“才气和德性”，也为他的儿女们继承了下去……
归隐之志
因高锡福一心祇想办学，走实际的教育救国路线，坐不惯衙门，于是，当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公，这位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一再邀请他回省助自己一臂之力时，一九四七年初，高仲膺又从南京举家迁往安庆，担任了安徽大学的秘书长。
此后，两年之内，安徽大学每一次有背景的学潮，都被高仲膺和平解决，并且不曾伤害一个学生。杨亮公为此欣然不已。两年之后，当校长将一家三口从南京飞向台湾的飞机票交到他的手上时，他竟然说：“我不会走，因为我一生祇办教育，共产党不会把我怎么样；我也没有事二主之心，你放心就是……”
一九四五年四月，校长飞了，学生散了，教授们躲在家里不出来。若大一个安徽大学，祇有高仲膺带着一帮工友们，和一些没有背景的年轻学生日夜守护着，直到共产党的解放军，来将这所空荡荡的大学“解放”。
然而，当中共的军代表，念高仲膺护校有功，更因教职员工都举荐他，而任命高仲膺担任安徽大学的代理校长时，高仲膺居然当着众人的面，笔直地盯着那位军代表说：“我护校是本分，不是为了做安大的校长。”说毕，他就将一封辞职信当场交给了那位军代表，然后转身便走。他那件灰布长衫的下䙓，祇在校长室的门框上轻轻地擦了一下，便飘然而逝了……
当天晚上，他就领着妻小（除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大儿子和正在安庆读卫校的女儿外），拎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在安庆迎江寺码头上了船，沿江直奔芜湖而去。他因两袖清风，而想在那里谋一个中学教员的位置，教书糊口，了此一生。虽然，他仍然没有忘记将那本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党部的花名册小心地放在他随身的小皮箱里。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江水有声。高仲膺的心头，也像是喧嚣难已──二十二年前，他从武汉还乡，在这里下船，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人生道路。二十二年后，他又从这里上船，却带着一颗归隐之心，想在自己曾经办过十年教育的江南城市里“隐居”下来……抗战胜利后，他对国共内战双方都有不能理解之处，而内战中的国共双方，也都叫他在感情上感到相当的痛苦。在中大附中读高中的大儿子，曾在南京新街口的厕所墙上大书特书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字，他没有去制止他；等到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大儿子写信回来告诉他说，他们“三菜一汤”吃得饱饱的以后，就跟着中共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要民主”，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大儿子，告诫他：“无论如何，希望你将北大读毕业，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父亲告诉你的这件事更重要……”
高仲膺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飘流在东去的大江上。远远的江面上，那几点闪烁的渔火，虽然十分地微弱，却又总像是闪铄在他心头的那几句无力的话一样：“我办了半生的教育，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江面上的那几点昏黄的渔火，闪烁着，摇曳着，船行的远了，它们也就灭了。大江已然是漆黑一片……
（原名《民国异彩高仲膺君》）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