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8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一章：恶梦刚醒
第二节：访张锡锟的家
下午，我们告别了陈伯母。由陈容康带路，走出菜市场向西城市中心解放中路走去。
他边走边告诉我，有关张锡锟的未婚妻在成都遇难的情况。张钖锟被捕后，她也在成都被捕，一直关押在成都监狱，后来两人同期在两地遇难。
身心已遭受严重摧残的张母，因闻得两人双双遇难，便昏了过去，从此得了老年痴呆症。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提到张锡锟三个字，她会立刻抱住他，呼着张钖锟的小名，没有人能劝阻得了。
所以他的大哥，便拒绝一切登门寻找张锡锟的人。即使有人去他家作客，他都有言在先，千万不要当着老人面，再提到这个令母亲伤心欲绝的名字。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便在一片水泥楼群里找到了张家的门牌号1268。登上五楼，陈容康扣开了那扇紧闭的大门。
一个戴着眼境，头发花白的男子走了出来，当他看到老陈带来一个陌生人时，皱着眉头，并没把我们让进里屋，而是从门里闪身出来，向老陈问道，“今天有什么事吗”？当老陈介绍了我，说明来意并向我介绍，他便是张锡锟的大哥。
关于他我早已听说，1957在成都一家报社工作的他，因为如实报导了大鸣大放的校园动态，便说他鼓吹资产阶级右派言论，成为成都新闻界极右份子，送去劳教。最近他才刚“落实政策”，得以继续回报社工作，这里的房子也是才还给他们的老房。
我们握手之后，他叮嘱我，因为母亲的健康状况，不要当她的面提张锡锟，张锡锟这样一对恋人双双被害于同一天确实很少，毛泽东对柔弱知识份子的残暴，在人类历史上都少见，称毛皇上是法西斯头子一点不过分。
经过提醒，我有了思想准备，张大哥才轻轻推开房门，把我们让进客厅。客厅里显得空荡荡的。这当然是“革命群众”的功劳，像这样的家庭不知经过几次洗劫，早已一无所有。
临窗的一张木凳子上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两目呆滞地望着窗外的兰天，我想那便是张锡锟的老母了，身边还坐着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手里正织着毛衣，我猜那便是张锡锟经常提到的小妹了。
看着我们进来，老人并没有抬眼看我们，而是一直死死地盯着窗外的天空，好像她正在寻觅那隐藏在天幕上的什么，张大哥向他的妹妹使了一个眼色，那女人便收拾起了手中织毛衣的针线，一手携扶着老母进里屋去了。
大哥将老母进去的房门轻轻关上，我们三个人落坐，开始时一种压抑使大家静默了几分钟，我知道，先于我来到这里的，已有过几批盐源农场的刑满人员。所以，对于张锡锟牺牲的前前后后，似乎没有再多说的了。
坐在椅子上木然的我，心里不禁自问道：“这便是张锡锟的家么？二十三年前是什么样子？有过欢乐和团聚吗？那时，这位张大哥就没有结婚安家么？还有这位小妹也没有出嫁么？
母亲的样子就不用再提，二十三年中几经苦难怎样从新回到这个家？这里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啊！
张大哥似乎从我的眼神里查觉到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开始用低沉的语调讲他的母亲，“这几年来她一直是这样独自发呆，有时傻笑，张锡锟和他未婚妻被杀害后，对她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继续介绍说：“母亲原来也是一个中专毕业生，为了抚养我们三兄妹，辞掉了工作，在家操持家务，我们三兄妹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这都与她的教育分不开。1957年，我们兄弟两被划为右派后，家就被粉碎。父亲不久死去，剩下一个小妹，也被街道上强迫弄到农村去，从此便剩下了母亲孤身一人。”
“有一天街道居委会的人对她说：‘你的娃儿都是反革命，这是你教育的结果，你有责任也应当悔罪，所以要真改造自己，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能白白的把你这种人喂着。从明天起你要自食其力，不然国家发给居民的口粮，你就得不成了。’”
“为了生存，从此她便在居民委员会的强派下，替人带孩子，扫街道，替百货公司拉板板车。凡是别人不原干的事都派给她干，周围的小市民用冷眼对待她，她自己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只是忍气吞声的干活，否则她就拿不到‘糊口’的粮票和生活费。
那时被拉去斗争，戴高帽游街的事是家常便饭，还叫她每一个月要写思想改造的报告交到段上去。”大哥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清理脑子里被刻得乱糟槽的伤痕。
“被人欺侮还不准还嘴，这就是群众专政。小妹从下放的农村里跑回来和那居委会主任讲道理。结果反被哄了出来，说她扰乱社会秩序要拘留她。”
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街道居委会的指使下，红卫兵四次抄了她的家。将我多年珍藏的字画拿走了，说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要没收。他们一来砸锅，砸碗，母亲看着这群强盗不敢说话。
过了不出半个月，第二批红卫兵又来了，将家里几件父亲遗留下的衣服全拿走，还逼母亲交出我没有带走的日记和信件。
第三次红卫兵把家里的家俱全部搬走了，只给她留下一张小木床。第四次，红卫兵说你这个反革命老婆子，没有资格住在这里，便将她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又脏又黑的小屋子里。并向她宣布，不准她同任何人接触，不准她的女儿回来看她”。
“后来那街段的主任通知她，她二儿的女朋友，因为猖狂反对毛主席将被枪毙，要她去看，她像犯人一样被押进公判大会的会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媳妇饮弹刑场。回来后，便再也不讲话，只有每到傍晚独自倚在那黑洞洞的门口，盼着那些不归的孩子们，残酷的现实将她终于逼成了这样！”
客厅里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出声，大家都陷入了悲哀和沉思，好一会儿，大哥才继续的往下讲，“我是去年落实政策的，二弟他们俩竟然永远不归了，托邓爷爷的福，回成都后，我回了报社，不久二妹也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大难不死的人，想不到还有团聚的一天。”
“我刚回来的第二天，便去找母亲她老人家，原来的房子不在了，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一个胡同里的那间小黑屋。走进去，便是一般难闻的臭气，她呆呆地坐在小床上，看到了我竟然白着眼，好像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说：妈妈我回来了，她仍然呆呆地望着我，我看她满头的白发，衰老不堪，屋子里的臭味便是她撒在身上的屎尿，她已经完全不成人形了。”
说到这里，大哥的眼睛红润了，停顿了好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们的老屋已经拆掉，按政策的规定，补给了我一套报社家属的旧住宅。搬家那天，她死活不走，也不说话，几个人只好把她抬到这里来。
现在经过大半年的医治，她的神志才慢慢恢复，知道吃饭，解便。但是从此以后像白痴一样。医生说，她得的是老年性痴呆症。叫我说，这便是被他们逼成这个样子的。”
今天，我原带着一种内心的敬佩，想来安慰一下这位英雄母亲。原先准备了一肚子的话，竟被眼前听到的这残酷故事，全压回到肚子里去了。我知道大哥只是简单的讲了他的母亲，至于他个人，还有他的妹子，大致都有各自不堪回首的往事。
面对着痴呆的母亲，面对着这对强忍内心巨痛的兄妹，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此时，我才明白，何以在我还没有跨进门来时，大哥便走出门来打招呼！
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坚强的人，所以才坦然面对所有不幸。
大哥的话一完，客厅里又陷入了沉默，对于我们三个经历了“阶级斗争”风暴摧几十年的人，更多的恐怕是思考！！
过了好一阵，话题转到“落实政策”上来，我们都是过来人，关于平反，我和他心里都很清楚，这仅仅是中共权力斗争的需要，不存在对过去的检讨和悔意。他的报社给他一套旧房，作为没收原来住宅的补偿已是天大恩赐了。
当我将要告别时，我才从我的跨包里取出了一付“松柏图”，那是我离开盐源之前托人上盐源县城买好的，上面有我写的题词：“张锡锟难友永垂不朽。”现在仿佛只有借这付画来讲述我今天无法讲出的话。
将它送给大哥以后，我们便起身告辞。出得门来，走到楼下，夜幕已悄然降临。沿着通向外面的马路，我走出几十步外，猛然回首，抬头朝刚才的阳台望去，见那上面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不知何时悄然地伫立在那窗口下面，我明白那是她十年的惯例。
这是二十多年的心头伤，每当黄昏时分，失去儿子的母亲，仍在翘首盼着孩子的归来。联想到此时此刻，我的母亲也会在蔡家医院的窗口下，倚窗遥望着我的归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我的母亲比起张锡锟的母亲，也许算幸运的，她必竟还没有逼成老年性痴呆症，她必竟活到了自己失去的儿子归来时刻。
回到旅舍已是晚上十点钟了，这一夜又失眠了，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马上就浮现出今天下午的情景，张妈妈那一头白发，满脸憔悴，倚靠在窗子下面，形容呆滞地望着我。
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就见她拄着拐仗向我走来，走到我跟前突然开口道：“你看见我的老二了吗？他在那儿，你能带我去吗？”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乍然醒来，才晚上十二点钟，便坐起身来想着可怜天下的慈母，可怜我们不幸一代的母亲，其实她们比我们还要不幸，除了承担社会的歧视欺侮外，还要承担对孩子挖心般的牵挂。
坐在床上越来越亢奋，便索性起了床，打开成都市的地图，按照我原先的计划，拜望张锡锟家已经完成，若要拜访成都的旧友，一来时间仓促，来日方长。二来住在成都市区除了陈容康和张锡锟外，其它人的地址我还没记载，所以准备天亮就去火车站买回重庆的车票。
当我走向火车月台时，心情说不出的感慨。二十年前，我经过这座城市，从重庆弹子石监狱押到了凉山甘洛，而今我又从这里提着简陋的行囊从回渝城，想到当年同时押赴西行的人，现在所剩无几。我的眼前浮着那些当年枪押的无辜年青人的身影，和太平间里水肿的同难，我们究竟是为了那一椿，要遭遇这场不明不白的残害？
按理讲“右派”是中共内部的划分，自从中共建立之日起，因争“听谁的”？内斗从没间断，美其名曰“路线斗争”，特别是毛泽东登位，在他不可告人的动机下，这个斗争日渐残酷野蛮扩大。
毛把党内的权力斗争延伸到全社会，1957年的“反右”斗争便从共产党内延伸到全体知识份子。使当时毫无政治倾向的青年学生，也成了这埸斗争的牺牲品。
现在中共仍在为这场罪恶辩解，用“扩大化”替毛诡辩。其实完全无知的学生，才是被整得最惨的政治牺牲品，他们被糊里糊途扯进这场是非之争，接着又面对中共在“三面红旗”的恣意胡来。
保持良知的人，为反抗暴虐登上了政治午台，他们唱出了一曲曲抗暴壮歌。其实他们并无涉足中共权力争夺的想法。
然而今天，对他们行苦役二十三年，连起码的工资都无理剥夺，对他们善后处理草率应付，证明中共是一个残暴成性，极不负责任的党。如果它不放弃追求专制独裁，还政于民，难说不会再出现“反右派”相类似的惨祸。
我已年过四十，体弱多病的残身上刻着好多好多的伤痕，现在踏上归程时，还得从新开拓自己的生活，寻找还十分漠糊的生活起点。
当我上了火车找到了自己的坐位，对那车窗玻璃映出来又黑又瘦的脸发呆，我十分清楚知道，我的青春年华伴着灾难永远埋在遥远大山那一侧了。
从这一点上说，我和那些牺牲葬身在那里的难友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我是在回家，那么今天我只是去同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重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