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民国异彩高仲膺的命运沉浮（三）

北京时间：2011-12-08 08:08

新唐人2011年12月8日讯】【编者的话】这里记下的，祇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或者说，祇因他“有幸”从民国被“解放”到了“共和国”；他才像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知识分子一样，便不得不无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难。一九三六年，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曾称他为“民族异彩”；一九四六年，北京六十位名教授在联名赠送他的锦旗上，称他为“民国异彩”；一九七五年，当他在家乡辞世时，共产党已经给他戴了十八年“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帽子”……

（接上期）

三、惊魂岁月及人生之难

惊魂岁月

数千年的“旧中国”，都曾给她的读书人留下过最后一条人生之路，那就是“归隐”之途。虽然在归隐者中，有所谓要“曲线做官”者，那些要走“终南捷迳”的便是；但也不乏像陶渊明那样，当真祇想做五柳先生、一心祇想“采菊东篱下”的的清流。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不得不“归去来者”：他们或为守志，或为守贫，或为避祸，或为弃世，或为穷愁潦倒，或为读书明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不论他们有着何种何样的原因，偌大的中国，还是给了他们那一条可以归隐的去处，甚至给了他们一个安然、甚至是怡然的“野趣乡间”或“城中幽境”，以为他们或读书明志、或相妻教子、或抚琴自怡、或耕读自养、或皓首穷经，或茍全性命，留下了一个个起码的社会条件。

高仲膺也是一个从“旧社会和旧中国”走过来的人。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他之所以敢对许多人垂涎的大学校长的位置不肖一顾，甚至敢在共产党的军代表面前拂袖而去，就因为在他的心底，已然横着一颗“归隐之心”。

然而，在共产党的世界里，是不存在可以、并且敢于归隐的知识分子的。因为，所有从“旧中国和旧社会”被“解放”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从此要接受没有尽头的强迫改造。因为，从此之后，中国虽大，却已是“率土之滨，莫非党土”；“普天之下，莫非党奴”了！换言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吃的是共产党的饭”了，所以才会“无处可归”，也“无人敢归”。

那一夜，当高仲膺领着家小直从安庆下芜湖之时，似乎归隐之心已决。他凭着自己在芜湖十年办学的经历，和在安徽教育界的声望，而想在不大的芜湖城里找到一个中学教员的位置，确乎是垂手可得。然而，正值时难年荒，薪水竟祇有他过去的十分之一。他因半生靠教书吃饭，为人豪爽，好接济穷人、特别是家乡来的穷乡亲。加上他的妻子因出身名门望族，从来不知“银钱的贵重”，不论是银圆还是钞票，在她的手掌心里，无非是接了进来，便又送了出去，所以，他们这一户恰逢“改朝换代”的家庭，陡然之间，便像是从天上落到了地上。特别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昇起了那一轮“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之后，三岁的小儿子因出麻疹，而感染成了肺炎；妻子因正值更年期，竟是“万病齐发”，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唯一的女儿因留在安庆读卫校，食宿沿旧制虽为公费，却也因巴望着家里能够给她寄两块钱零用钱，而望眼欲穿；唯有那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做父亲的虽然管不到他了，也不知道他还敢不敢再三菜一汤白面馒头吃得饱饱的，便要跟着另一个什么党上街去“反饥饿、要民主”，更不知道那三菜一汤和白面馒头如今还有没有得吃了，但是，足以令他欣慰的却是，不过二十来岁的他，却利用寒暑假翻译了几本小册子，其中有两本名谓《佛朗哥西班牙和美帝扩张计划》及《英国无产阶级贫穷化》的书，还很走时出名。因此，他不仅饱了自己的肚皮，而且少年得意，甚至还能给“屋漏偏遭连夜雨”的家中，寄来了几笔令父母感慨不已的救命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的一个傍晚，住在芜湖城内罗家闸那一座破烂院落里面的“民国异彩”，竟然就面对着那个小小的天井，一个人枯坐在那一片矮矮的屋檐下，看着头上那一小块昏暗的天空，脸上虽很平静，脸色却很憔悴。直到天已经黑下来了，天井四面的几户邻居都已经点蜡烛的点蜡烛，点洋油灯的点洋油灯时，门外或然传来了几声急切的敲门声。

高仲膺原来凝神静思的表情，不觉一变，转脸便望着天井前头那黑洞洞的过道，和那两扇被磨掉油漆、早已露出了朽木的大门，直到那敲门声又更急切了一些时，他才压制着心中的不安，也没有招呼别人，便自己站起来，穿过天井和过道，开了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原来，竟然是一个壮年的军人站在门前。

高仲膺自然不认识他，更不敢高攀。他还不习惯叫同志，祇是怔怔地看着他脱下军帽，露出一头黑发，和一付方面大耳，直至来人突然惊喜地叫了他一声“校长”时，他虽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竟也在那一瞬间，突然感到对方有些面善。

“请问先生，你是──”他客气地问道，而且问得十分地小心。

然而，军人此刻已经猛然用两只手握住了他的双臂，又高声地叫了一声“校长”，然后才说：“我就是周光春，校长，你真地不记得我了？”

转瞬之间，高仲膺不仅恍然大悟，而且百感交集：“你，就是，周光春？”

他当然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救过的那个年轻共产党。

“校长”，周光春还在这样一口一声地叫着，又说：“我从早到晚，几乎挨家挨户地整整找了一天，总算把校长给找到了！”听得出来，他委实是寻师心诚。

这个晚上，大约是高仲膺举家迁居芜湖后最开心的一个晚上。他虽然境遇极其窘迫，却还是拿出了两块钱，叫二儿子到附近的鸿运楼菜馆叫了一桌子的菜来，算是盛宴相与了。吃饭之间，他知道了周光春一逃就是十八年的“革命”历史，知道他因听了自己这个校长的话，坚持在上海读了大学，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做他的地下党，后来又去了延安，上了抗大，虽未去过抗日前线，却到敌后太行山共产党的根据地练了多年的兵。直到日本投降，他才随部队打出山来，参加了“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之后，他已经升到了师政委。然后转业济南，做了山东省的财政厅长。但他祇做了几个月，便被调到北京，去做李先念的副手──国务院财政办公室副主任。他的学生对他说，“自己要是没有听校长的话，坚持读完了大学的话，怕就不会升得这样地快了”。

周光春的“光荣革命经历”，自然叫当年的校长激动而又高兴。共产党人身上从“旧中国、旧社会”那里残留下来的那一点点人情味，确实使这一对师生因久别重逢而欢喜异常。

也不知是校长眼下的窘况，还是学生此番专程寻师，就是为的要报答曾搭救过他的先生，饭后，周光春终于对他的校长说道：“校长，你要是愿意随我去北京，我会为校长作很好的安排。要是一定不愿意离开安徽，那就随我去皖北，去合肥，到那里，我会招呼几个老战友，为你另作安置。在皖南，我几乎没有什么上级和部下……”

他的话说得真心实意，甚至满怀企盼。

但是，高仲膺一听这话，不觉满脸一愣。然后，他垂下眼皮，笑了笑，才安祥地说：“你的心思我明白。”他顿了一下，又说：“你革命十几年，以至才有今日，也是我这个校长的光荣。但是，我老了，教书糊口，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不必为我操心……”

校长话犹未完，昔日的学生便急切地打断了他：“可是，校长，”他虽然是诚心诚意地急着想把话再说得明白一些，但是，校长的表情和手势，还是叫他欲言又止了。

高仲膺看看他，虽然心存感激，但还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我当年救你，也不是为了今天。如今国家在你们的手上了，祇要你们能够把国家的事情做好了，就算我这个校长当年没有白救你……”

就在周光春满脸失望的脸上，不觉又闪烁着另一番敬重和敬佩的神情时，已经没有了话说的高仲膺，却突然脸一抬，眼一亮，然后祇叫周光春稍坐一刻，便转身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就又转出身来，手里面捧着的，便是那一本已经为他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二十二年的“中共湖北省党部花名册”……

当周光春终于明白了校长对他们共产党的这一份深重情怀时，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大官捧着花名册的手，竟觉得那“小折子”也太沉重了些。虽然他看得出来，校长的脸上，已然是一片如释重负的表情。

…………

显而易见的是，高仲膺的“归隐之志”，害了他；而高仲膺志在归隐的念头，祇在周光春走了不到半年，就已经灰飞烟灭。

因为，三个月后，他就不得不抛下病中的妻子，和两个还不谙世事的儿子，在军管会的“通知”下，到“华东革命军政大学”美其名为“学习深造”、实际上是去“改造思想”去了。再半年之后，当他自己卷着铺盖回到芜湖时，“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早已开场。他那个年青时曾做过驻比利时公使秘书、在抗战前曾做过无为县长、甚至为乡民赠送过“高青天”匾额的远房叔叔，不仅被公开枪毙，而且祇因芜湖城中三百家商号，“错把新朝当旧朝”，竟然联名为他具保，结果，可怜这三百商人，不是同时被杀，就是跪地陪斩，然后判刑劳改，全部家破人亡……虽然，他那个远房叔叔，不仅在抗战前做无为县长时，曾救过张凯帆等无数共产党大官，而且在“解放军”渡江时，还为共产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这对高仲膺不啻是晴天霹雳，使他突然明白了“这共产党绝不是那国民党”，心里也从来没有过的地有了胆颤心惊的感觉。特别是安徽省第六监狱，就在他搬家后的那条马路对面，那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成卡车拉出去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一群群一大清早就会盘旋在监狱上空的乌鸦，特别是它们那摧人肝肺的凄厉叫声，更是叫他惊魂难定……中国历史上每遇改朝换代，新皇帝不都是要“大赦天下”的吗？毛泽东刚刚开国登基，怎么就大杀起天下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反革命”尚未杀绝，农村里就又大杀起地主和富农来了。如果说他从报纸上看到被杀地主的数目，已经叫他心惊不已，而当他突然从家乡人的嘴巴里知道，他那个靠他接济，才攒了几个小钱，买了几亩地的哥哥，居然在“伟大的杀地主运动”中，“自杀未遂”，而在家乡小镇上被游街斗争。领头斗争他的，竟然就是自己那个嫁给了“贫下中农”的姐姐！

他立即要到巢县去，却被他的妻子死死地拖住了。但是，他的妻子却拖不住共产党要叫他丈夫参加“思想改造”的运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三反五反的运动，统购统销的运动，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虽然有许多运动，与他这个穷教书的毫不相干，但是，他还是必须每天都去学习，谈思想，表立场。他那所私立中学，此刻早已被并为共产党领导的公立中学了。学校里讲话算话的，自然已经是党支部书记和团委书记们了。而每一次，当他终于人瘦毛长地被解放回来，惊魂甫定之时，他那一生都不曾惧怕过什么的眼睛，竟也会变得痴呆起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他的长兄高伯纯终于被逼“自杀身亡”之后。

虽然，他清醒过来时，依然会对妻子说：“这些运动，我不是都过来了吗？我一生办的都是教育，我不会有事的。”

他在给妻子饮安慰剂，也在给自己打强心针。因为，他明白，要不是周光春在跟他分手后，曾托省里的领导给那个姓郑的市委书记写过一封信，他怕是走不过这许多关隘的了。他听人说过，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作过中学校长的人，就等同于一个反动县长。因为，如同他这样的人，被杀的，被抓的，被送到青海劳改的，被自己用绳子勒死的，他已经能够报出一大串的名字来……

然而，他的内心始终还是冷静的。而冷静之中，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反思着。特别是当年的武汉街头，那些戴着高帽游街的资本家，那些挂着牌子被斗争的地主，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高喊着要“打倒蒋介石”的妓女们，还有那些神气活现、动不动就要抓人游行、甚至动手打人的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协会拿着枪的会员，居然时不时地便会在他的脑海里面飘过……当他在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时，共产党一定要他认清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更要他揭批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一生未说过假话的他，祇好将别人的交待掐头去尾地抄写在自己思想改造的汇报上。因为，硬要他说“国民党不抗战，那不是天大的冤枉”！他心里想。他那向来耿直的性情，有一天，终于使他感到，他的腰，怕也要永远地直不起来了……有时，他也会在思想极度痛苦之时，不知不觉地便会悲凉地想到这样一句话：“我的两个小儿子还太小了些，要不……”

他那天真的“归隐之梦”，终于被无情地破灭了。

风雪大荆山

一九五八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新张的鸠江饭店那一间漂亮餐厅里，高仲膺大儿子热闹的婚宴上，唯独少了他们的一家之主高仲膺。原因便是高仲膺不便参加大儿子的婚礼，祇能一个人在家里写“交代材料”。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的深夜，尽管高仲膺的“交代材料”已经送上去了无数份，高仲膺还是在这天夜间，与安徽省的一万八千余名知识分子一道，被共产党逮捕归案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的上午，当他的二儿子赶到看守所给他的父亲送衣服被子时，父亲竟然平静地对他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你们都不用害怕。”

当然，他不知道，他这个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二儿子，从此以后，便不得不用天天写思想汇报和拚命拉板车炼钢铁，来证明他是怎样与自己父亲来划清界限的了；他当然更不知道，他那个还刚刚十岁的小儿子，从此就和其它与他有着共同命运的小同学们一起，开始被同学们、甚至是老师们公开地指斥为“小右派和小反革命”了。自那以后，他的小儿子的背后，就常常会被人写上“小右派”三个大字，而招摇过市。他的小儿子为此哭过没有，哭过多少，自然没有人知道。但那时，他的小儿子幸亏还没有读过小说“红字”，否则，他的“反动思想”，也许会来得更早一些……

然而，高仲膺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他于一九五八年被共产党逮捕，一九五九年的春节，他竟因一纸油印的、并且是千篇一律的“判决书”，而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五年。祠后，便被押送到了远离芜湖城二十余里的大荆山劳动改造去了。

于是，他那个在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做走红讲师的大儿子，居然就被“解除了党籍”，并且应“自己的要求”，被发配到安徽省芜湖造船厂子弟小学，做起光荣的人民小学教师来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九岁，已经出版过许多著作，就要成名成家。倘若他的老子不当反革命，他理应前程似锦。然而，彼时，他也祇能怀着一肚子的哀怨，满心的苦痛，一做便做了二十年的“厂办小学教师”。人间的风霜刀剑，实在给了他太多不堪回首的经历……高仲膺唯一的女儿，一位共产党员女医生，因离自己反革命的家庭太远了些，嫁的又是一个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工程师，从此以后，她虽然时时小心改造，时时小心汇报，却又不得不与哥哥一起，“暗渡陈仓”地给家中寄生活费，瞻养他们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不得不向党交代时，还要冠冕堂皇地在交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上，写道：“我们这样做，也是想给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减轻负担……”多年以后，那两个成了材、成了器、也成了名的弟弟，对哥哥、姐姐、姐夫的感戴之心，自然不必说。因为他们两人的许多同学，祇因爸爸当了右派，做了反革命，竟大都成了“无业游民”，从此竟祇能挣扎在、并被蹂躏在社会的最底层了。然而，他们就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都永远是共产党专政和摧残的对像。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不但对那些在满山遍野间砸着石头的知识分子劳改犯来说，实在是太冷酷了些，一个冬天，几乎风雪不断。更可怕的，却是饥饿。正在接受劳改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为让他们吃山芋干、黑面馒头，填不饱肚子，是共产党对他们的惩罚。等到转眼便已是六零年的春天，大荆山的风雪已经日渐其弱的时候，他们竟然连山芋干和黑面馒头也吃不上了。每天由劳改犯们成立的收尸队，要收多少尸，要埋多少尸，还有就是他们自己会在哪一批被埋掉，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祇是每当夜晚，当他们把饿死的同类──共产党的阶级敌人们，拖出去浅浅地挖一个坑就埋掉时，他们常常因铁丝网外面那几只野狗饿得发红的眼睛，会感到恐惧，却又顿时会“恶向胆边生”──这些从前祇要听到耗子叫也会吓得大喊大叫的知识分子，此刻早已瞪着通红的眼睛，巴不得冲出铁丝网，去与那几条反正就要饿死的野狗决一死战，然后大饱肚腹。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在那铁丝网的外面，老百姓们岂止已经在与猪狗争食，而且饿红了眼睛的贫下中农，早已连死人的肉，也敢“大快朵颐”了。

曾被共产党封为“民族异彩”的高仲膺君，却依然在大荆山的风雪里，一锤又一锤地敲击着他手中的岩石，还有他已经近似于麻木的心房。虽然，他那颗着的心，究竟还会想些什么，别人当然不知道；那颗心究竟还有几分是活的，别人自然也不清楚。因为他似乎早已成了一个哑巴。但别人知道的，就是他那三个儿子，特别是每一回“接见”都一准会来的小儿子，每一次来，都会把整篮子的食物交给他。然后，他便将这些食物，分送一些给同寝室的“劳改犯们”，余下的，他便压在枕头地下，每天夜里，当他饿得实在不能入睡时，就吃那末一点点。他当然知道，这是家里省下来送给他的。光从小儿子瘦得发青的脸上，他已经大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他不会知道的是，每个月用副食品票买下来的那一点饼干、香蕉酥什么的，一家人连指头都不会碰它们一下，而是全部送给他们的“反革命丈夫和反革命爸爸”了……为此，小儿子还要不断地向学校、向班主任写检讨，承认自己与反革命的父亲“划不清界限”……

一九六零年的十二月底，也已经饿得差不多的“民国异彩”，突然被一个“政府”召到了“劳改场”的办公室，被宣布“保外就医”，命令他立刻回家。高仲膺那一双饿红的眼睛，此刻竟还敢在那一副贴着脏胶布的黄框眼镜后面，笔直地盯着“政府”，许久才闷闷地问道：“为什么抓我，又要放我？”

“政府”看着这个劳改犯，就像吃了一大惊似的，良久，才轻轻地对这个不识抬举的犯人吼出了一句话：“这不是放你，祇是放你回家继续接受监督改造，是上面的决定。反正，抓你，放你，都对。”

高仲膺干裂的嘴唇，似乎还在努力地掀动着，却终于突然闭紧了。

高仲膺拎着一捆小小的行李，顶着一九六零年的风雪，走出了大荆山劳改场，他甚至连回头再看一眼也没有，便上了一条小船。青弋江的水，那时候，还清得能够照见人。高仲膺坐在小船的船首，顶着风雪，看着江中自己的倒影，那一顶发黄的蓝泥解放帽，这一身发灰发白的旧中山装棉袄棉裤，还有他那一双向来软和、如今已是血痕道道的手，然后，他才抬起脸来，看着飘飞着雪花的乌沉沉天空，便在船浆的欸乃声中，任思绪亲情，将他带回到了不堪回首、又不敢前瞻的命运之中……

从此，在芜湖市环城西路人行道边，每天清早，不论寒暑，行人都会看见一个戴着旧黄框眼镜的老知识分子，在那里认真地清扫着人行道和街面。因为，按照共产党的专政制度，离开了劳改场的高仲膺，仍然必须戴着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继续用强迫劳动来改造自己。祇是这个普通的劳改犯，有许多个清晨，当他走出大门准备扫街时，在环城西路八十四号的大门门坎上，都曾发现包着两块钱、五块钱、甚至是十块或二十块钱的旧信封。那里面，虽然从未有人留下过姓名，却都写着高校长、或高先生收的字样。有一回，那里面还写着这样的话：“高先生，某年某月，我曾借过你十块钱……”；还有一次，那粗糙的信纸上，竟写的是“民国二十三年，在高农，校长曾送给我二十元钱……”

每逢这时，他都会将他们装在口袋里，然后，便去向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汇报，要是委员同意了，他才敢收下。然后，当他将领导已经批准他收下的钱交给他的老妻时，老妻的脸上，常会滚出一颗偌大的泪珠。可他的脸上，却总是没有表情，就好像无动于衷。祇是他那只交钱的手，每一次都像是有些颤抖，有时甚至抖索得很利害，以致老妻竟会抹着眼角抬起脸来看他，以为他要说什么话。然而，他却是什么话也不曾说过。

京华梦里难为客

当高仲膺被“保外就医”回家时，才听老妻说，大儿子已经从南开大学回来做了一个厂办小学的教师。其时，他几乎是颓然地跌坐在饭桌边的那一把旧木椅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久，社会上忽然刮出了一阵“平反”风，说上面要为许多屈打的右派平反，高仲膺沉思良久，才决心写申诉。为了儿女们的前程，他不得不这样做。

然而，他的申诉书写了一份又一份，也抄了、寄了一份又一份，但都是石沉大海。直到有一天，大儿子的那一句暗示，才像是陡然惊醒了他似的，他心里立即翻滚起那许多的名字来了。当然，第一个便是周光春。他让儿子把他的信寄给了北京国务院财政办公室，竟是音讯全无。多年之后，他才知道，周光春已经被他亲爱的党中央发配到外地“改造思想”去了。第二个便是他的同乡、同学祖三权──就是中共中央的统计局局长，自己毕竟曾将他从树上放了下来，救过他一命。然而，祖三权连亲哥哥正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都不管，怎么还会管他？第三个他才想到了郭述申。他因偶然在报纸上发现郭述申就是现今的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更因儿子们的一再鼓励，他才下决心写了一封信给他，而且老老实实地诉说了自己被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痛苦经历。郭述申的回信倒是及时地寄来了。然而，这位曾叫他思念了数十年的武大同学，他那封回信，祇能叫高仲膺读后便木然地靠在那张旧椅子上，却让信纸在他的指间久久地抖颤着──中共旅大市委书记郭述申，这位后来做到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大人物，祇在信中要他“好好接受劳动改造”，今后不必再给他去信了……

儿女们虽关心自己的前程，却同样关心着父亲的冤情。在大儿子、大女儿和女婿的多方打听之下，终于打听到了正做着“共和国”建筑工业部陶瓷工业局局长的丁善新叔叔。儿女们于是再一次地哀求他们的父亲，要他把最后的期望寄托在丁叔叔的身上──“爸，他可是你将他送去延安的。”这一句话最终地打动了他。但他还是有当无地写了一封信给丁善新，那以后的许多日子，他甚至害怕邮递员敲门送信的叫声。

然而，一个月后，丁善新的回信终于被他的“二哥”捧到了颤抖不已的双手上。他身后儿女们的眼睛，就更是比他们的老子还要快地盯住了那信上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

高仲膺没有过地流下了眼泪。丁善新不但依然称呼他二哥，而且要他拿着自己的信，向当地的“人民政府”请假，立即去北京，甚至连去北京的路费，都已经在邮路上了……

丁善新的信，在这个家里，就像是宝贝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小心翼翼地拆开来，然后又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回信封里面。当公安局、派出所和环城西路居民委员会都给他盖了准假赴北京探亲的大红章之后，那一声火车的长啸，直把高家全家人的心都叫出了希望，叫出了一片光明……

丁善新亲自在北京站接到了他的二哥。

丁善新在他位于王府一隅的那一大套房子里，细心地安顿了他的二哥。

丁善新和他的二哥一连谈了几个夜晚，又独自伏案写了几个夜晚，才把两封不同的申诉信亲自递到了“有关方面”……

丁善新甚至不避嫌疑地陪伴着他的“五类分子”二哥游故宫，逛长城，虽然他那个也是延安出来的妻子，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这样做，也太不小心了些。

高仲膺甚至坐着陶瓷工业局局长的小汽车，去北大访了一次“旧”。然而，那六十位曾赠他“民国异彩”锦旗的名教授们，除了几位已经作古的以外，居然一半以上被打成了右派，其中也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如今也是劳改的劳改，劳教的劳教。几位幸存的老教授，而今祇敢“闭门改造”，不敢“开门接客”，诚然是“访旧半为鬼，同是劳改身”了。

他的心不觉惨然泪下。那一夜，他睡在王府大院里，反过来倒过去地想，直到天濛濛亮时，他的心里竟突然地想出了一些极危险的话来：

国民党像共产党这样──曾无端地残害过全中国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吗？没有。

国民党像共产党这样──曾搞过这许多任谁都整、都打、都抓、都残害的政治运动吗？没有。

国民党哪里敢像共产党这样啊……

他睡在共产党的王府大院里，竟然敢如此地比较著共产党和他的死敌国民党，自己不觉一惊。这一惊，更使他睡意全无了。他不觉又想到了丁善新妻子近日来的脸色。

他决心要告辞了。虽然他多么地舍不得他的二弟。至于平反的希望，还是回家去等吧。

他告别了二弟，实际便是与他的二弟永诀了。至于丁善新后来为他遭的罪，他祇能凭着自己的那一份痛苦的想象，来懊悔是自己害了他。

芜湖城中小台湾

高仲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从北京回到家里没有多久，就迎来了派出所、居委会在84号小院里为他召开的批斗会。

在环城西路84号的哪一个小天井里，除掉那一口没有井圈的水井以外，全坐满了人。派出所的曹外勤，居委会主任沙老太，还有就是这户小院子里面的一户户老少房客，自然还有他的老妻和小儿子，全都出了场。唯有他高仲膺，被居委会治保委员朴大姐指定站在井沿边。

沙老太劈头盖脸地就要叫他交代，到北京是怎么搞翻案的？逼他把要翻共产党案的反动思想兜个底朝天，也让革命群众见识见识，阶级斗争还有没有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刚刚发布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该有多么地伟大和英明！

沙老太话说完时，还举起了她那个白净净的小拳头，大喊了一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朴委员便学着她，带大家也喊了一声口号，批斗会便算是正式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