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9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一章：恶梦刚醒
笫三节：被暴政摧毁的“家”再组合后
当火车缓缓开动时，车轮撞击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将我疲惫的神经松驰下来，我拉开车窗，任疾风吹拂我的头。远处田野在茫茫暮色中越来越摸糊，我好像身不由已的飘了起来，飘离火车，在茫茫一片中，漫无目的向前游去。
乍然间来到一处白雾茫茫的森林之中，从那望不见的深处，传来了一阵老女人鸣咽声，循声奔去，渐渐地从白雾缭绕中见到一处隐约的茅草房，那哭声便是从那茅草房里面传出来的，便好奇的推门而进，才看到半昏的屋里，一个白发满头的老太太，背朝着门坐在一个小木凳上哭泣。
我正踌躇着站在门口不知所措，不料她却已经转过头来，然而她那披头散发，老泪纵横的样子，使我无法在暗淡之中看清她的脸。正傍徨时，她却站了起来，向我扑过来，并喊道：“儿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你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害得我天天哭，眼睛都哭瞎了。”
我连忙接过她伸向我的手仔细地端望，她的眼睛已经瞎了，而那脸颊右侧的额头上一个米粒般大小的黑痣，是我母亲的标志。看那面容苍老得比我当年的外婆还苍老，尤其是那双被泪水和眼屎粘成的眼睛同外婆几乎没有两样，真没想到这二十三年竟把她变了这般样子。
认定后，我在她面前扑通一声跪倒，连连磕头，喊道：“不孝儿让老母如此折磨，望母亲赐罪”。那老人忙用颤抖的双手，扶我站起来。想不到同母亲一别二十三年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相逢，正拥抱着相泣，哭声振动旷野。
忽然门外有人大喝道：“好大胆的孔令平，我们抓你好多天了，今天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你在这里同你顽固不化的母亲在一起，你这家伙二十年来从无反悔的念头，今天竟敢私自越狱，还不赶快同我们一起回盐源伏法？”
我闻声赶紧回过身去，认得来人正是六队的何庆云和邓阳光两人，正想开口反驳，一付冰凉的手铐已经套在我的手颈上了，我被两个凶恶的狱吏拉扯着走出茅屋，拚命地挣扎着。
此时回头去望，那老母和茅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惊叫了一声，猛然醒来，却是南柯恶梦。
我坐旁的车窗已被邻近坐位上的旅客关上，车厢里电灯倒很亮，肚子里感到饥饿。正好装满晚餐的小车被服务员推了过来。我买了一口袋的白面馒头和一包榨菜，就车上的开水吃起了晚餐。
邻近的几位看样子好像是出差的，见他们已经取出一个折叠好的小木板，打开以后，是一张一米见方的牌桌。架在两排座椅的中间后，取出一包麻将倒在那小桌上，希里哗拉的打起了麻将。
车厢里附近坐位上的几个人都围上来。一时间吆喝声丶挫麻将的声音混成一片，我心中感到厌烦。于是独自起身，走到本节车厢后面的坐位上去。
大难过去，原来的家人大多已失散亡故，被破坏的家根本无法修复。生还的人们便在相似命运的人中，力求重新组合成一个新家。
离开盐源前母亲来信，要我回重庆时，回到北碚前，先去九龙坡区的李家沱我的“妹妹”家里住两天，再由她安排回到北碚蔡家场。
所以我到重庆下火车没有在菜元坝，而是提前在九龙坡车站下车。说来，这是母亲又一段伤心事：——
1972年，孤苦无告的母亲因缝制过冬的棉衣，被蔡家医院的“革命群众”诬为偷了医院的棉花和布，斗争了一场，还挨了一顿毒打，本来就因失去仅有的小儿子，已万念俱灰的母亲，在挨打的当晚去蔡家的一口池塘自杀，被医院一位职工的母亲救阻。
第二天附近一家名叫胡德明的农村妇女，因可怜母亲的遭遇，将自己仅七岁的女儿抱给了她认作义女，后来还为母亲物色了一个老伴，善良的蔡家场农民为母亲作此安排，既可相伴母亲的晚年，又可以在被人欺侮时，有一个保护她的人。
小女儿的生父，因信奉一贯道，而被下狱劳改，刑满后便一直在德阳九五工厂就业，另一个与他同一工厂的就业人员钟治渊，曾是母亲在抗战时期办学的二十五兵工厂的一个学工，原本就认识母亲。
有一次两人一齐到了蔡家场，经过胡德明的介绍和撮合，1975年母亲与钟治渊结成老伴，钟老伯的女儿黄雪梅，当时就在李家沱的重庆国棉六厂做挡纱工，于是商定好，我回重庆后，先去雪梅家里，以认同一个重新组成的家。
按照母亲的安排，当火车过了小南海以后，缓缓驰抵九龙坡时，我怀着陌生而怅惘的心情，挑着行李下了车，踏上了这片陌生的“故土”。
李家沱与南坪相隔不远，1949年，父亲就任中央政校重庆分校校长时，我们就住在南温泉，虽然李家沱仅隔南泉不到十里地，但因当年居住短暂，我从来没到李家沱街上去过，没有一点它的印象。
下车时大约是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寂黑一片之中，一时还找不到身处的位置。正站在那码头的铁门出口处张望，突然从下面传来了一声机动拖驳的长鸣，一阵从那个方向吹来的江风提醒了我，正前方便是嘉陵江出长江的交口处。
定睛看去，在澎湃的江水声中，点点灯光和朔江而上的机动船正在夜色中穿梭，而刚才同我一起下车的旅客大约十几个人，都朝着左前方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往下走，已经距江面五十多米了，听见有人在喊，“快！轮渡靠岸了”。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挑起行李，急忙跟着往下跑。同这些“同路人”一同登上了开往对岸的轮渡。
站在轮渡的甲板上，天将黎明的夜风，吹得我十分的清醒和舒适，听着船底拍击江水的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在这条江上坐船，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那是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每次进城，上午下到中渡口的渡口，登上轮渡，朔嘉陵江而上到朝天门。下午再顺江而下回校，想不到就此以后的二十四年，我竟连轮渡都没有看到过。
轮渡靠岸，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沿着石梯，登上了河边菜市，此时天已朦胧，早起的小贩早已忙碌开了，我询问了去李家沱正街的路。
等我挑起行李走过菜市，再穿过几条宽阔而静静的大街，按照‘妹妹’来信中的地址找到她的“家”时，天已放亮。
在一幢四层楼旁的面前，我向在那里坐着的一位守夜执勤的老伯打听，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黄雪梅的住户？那老大爷立刻知道我是“远方”来客。他十分热情地帮我卸下肩上的担子，一手提着其中的一头，将我带进走廊里第三间房前，敲响主人的房门，里面的主人好像也早有准备，从里面迎了出来。
我打量着迎出门来的两位，个子矮矮的大约二十多岁的女主人，想来便是我的异姓‘妹妹’黄雪梅，而那位年纪不出三十的男主人，一定是我的异姓‘妹夫’李修平了。
主人的住房仅仅只有二十平米，他们的孩子还在梦乡中没有醒来，看看壁上的挂钟才六点过一刻。
“早就知道你回来的消息，就是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不然怎么也应当到车站去接你的，”李修平接过我手里提着的行李，那语气像对自己久别的大哥那样。“妹妹”连忙走了出去，从过道对面的“公用厨房”里端来了一杯热茶。
“本是昨晚八点的车票，原来估计到重庆应是早上，没想到半夜就到了，惊吵了你们真是对不起。”我解释说，话里的歉意是真的，因为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对我完全是陌生的。
‘妹妹’和‘妹夫’招呼我坐下以后，‘妹夫’说道：“今天先洗一个热水澡，去去一路上的风寒，再好好地睡一觉，你来这里，这就是你的家，一切都随便一点。”
他感到了我的局促，一边说，一边走进了厨房。‘妹妹’也跟着走了出去。夫妻俩的热情，一点都没有露出毫不相识的隔膜。对我这个二十年从没感受家庭温馨的流放回归者，送来了一股说不出的温暖。
屋里只剩下了我和床上还在熟睡的孩子。
我细细的看了看这间仅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床一个大柜，一个靠窗的办室桌已够拥挤，这便是当年住房相当“宽裕”的三口之家。看看床上熟睡的孩子，他大约只有五岁。但是今晚难道我也住在这儿么？心中一阵纳闷。
目光顺着那床的挡头，向上移去，那上面挂着一张七寸的黑白“全家福”照片，其中便有我日夜思念的母亲，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就是我的未来家庭的成员？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浮上了心头。
正陷入沉思，‘妹夫’走了进来，一大桶热气腾腾的洗澡水已放在过道一侧，一间只有三平米的洗澡间里了。
‘妹妹’从街上端回了油条和豆桨，孩子也从梦中醒来，见了我并不显出陌生。她一边为他穿衣服，一边向孩子说，“舅舅是大学生，知识可渊博呢！今后呀！你要好好跟舅舅学文化学知识，将来也是大学生。”
此时！我才感到了一阵尴尬，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这个“外侄”带一件玩具或是衣物之类的见面礼呢？唉！从进了这个屋子的第一秒钟开始，说话、坐、喝茶、同孩子交谈，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是我生平以来的第一次。
‘妹夫’告诉我，‘妹妹’在重棉六厂上班，这房子就是六厂的家属房，而他自己在区政府的食堂里当炊事员。
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他们对于我的热情不但是因为同情，还因为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羡慕，其实他们从没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看。
我在‘妹夫’的安排下，睡上了屋里那张唯一的床，他提着菜蓝子上街了，临走时，将那临街窗户的窗帘放了下来。
这一觉，我睡得很香，什么时候叫醒我起来吃的中饭我都记不得了，下午又继续的睡，直到五点钟，算是把接连几个夜晚失欠的瞌睡全补上了。
‘妹妹’带着她的儿子已经回来，吃晚饭的时候，‘妹夫’告诉我，他的老父亲就在这条街的下半段，开了一家裁缝铺，说父亲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当了一辈子的裁缝，论手艺算是附近最好的，远近的人都找他裁缝新衣，所以他的铺子生意不错。
上个月母亲拿来了几段料子，请他给我打两套合身的中山服，只因估量的尺寸不一定合我的身，所以一直还没动剪刀。现在，正赶上我人来了，正好去量一下，于是我在他的陪同下到了他父亲开的裁缝铺去。
他的父亲五十多岁，一看便知道是一个熟练的裁缝，他指着我身上穿的兰布衣服（那本是用劳改服改制的）说：“现在不兴再穿这种土兰布了，把新衣服尽快给你打好，你也体体面面的穿着回北碚”。
量完我的衣服尺寸，我们告辞他回到‘妹妹’家的路上，我就想，总不能和他们一家挤在一个屋子里过夜。所以一路留神看看有没有旅馆，但是所经过的路上竟没有一个旅馆。
进屋时我才看到，在靠窗户那一块唯一的空地板上，铺好了一个地铺。‘妹夫’宣布我和孩子今晚睡床上，他们俩口子睡地铺。
这种反客为主的安排使我更加难堪，我执意要去寻找旅馆，说已经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怎么能为了我搅乱他们正常生活？
夫妻二人坚决反对说，既是一家人就不应分彼此。还说我把他们当外人看，再说重庆市住房本来就很紧张，一家人中兄弟俩都结了婚，就因没有房子，而住在一间屋里的也是常有的事。同时这么晚了，上那儿去找旅馆投宿？
争论了好久，最后达成协议，‘妹妹’一人睡地铺，理由是她的年龄最小。人虽然睡下了，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直都在不安。真没想到我这个来客，给别人平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回家”的第一站就够拘束了，加之白天睡得太久，我睡在床上就像睡在针毯上般难受，翻了几回身仍毫无睡意， 我实在不愿再这样窘迫了，打定主意，明天，我就动身回北碚。
下半夜我一直都在侧耳细听，窗下马路上有没有人起身走动，好不容易听见有人推着小车沿路扫街的声音，我便悄悄地坐起身来，穿好衣服，正向窗下伸手去取行李，却被中间的地铺隔着。我看了看和衣睡在那里的‘妹妹’，正蹰躇间，‘妹夫’已经醒来。
他睡眼惺忪的问我怎么这样早就起床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他，我想赶早班公共汽车回北碚去了。他听说我要走，连忙坐起身来，说：“妈妈交待了的，要你在这里住几天，说什么也要等给你制的衣服打好了以后，换了衣服再回去，再说到北碚要换几次车，你一个人是找不到该怎么走的，今天你要走，我连假都没有请，谁来送你呀？”
他这一嚷，吵醒了睡在地上的‘妹妹’，两个人一齐阻拦我今天回北碚。我这刚跨进这个家庭的“新成员”，患上了“边缘症”。哪能那么容易溶入一个陌生的新家庭？现在只好忍受这种拘束和窘迫，服从主人的安排，暂时住几天了。
三天后，我终于换上了“姻伯”为我赶制好的新中山服，‘妹夫’专门的请了一天假，由他陪同我一起从李家沱回北碚了。按照我来的路线，从新坐轮渡返回江的北岸，到九龙坡车站乘坐去沙坪坝的客车。
廿多年过去了，客车经过小龙坎时，那狭窄的街道还是那样，只是当年我住的医院已经不在，我竭力搜索着那里，寻找当年我和弟弟“团年”那家饭馆，但是我却没有找到，也再看不见他那憨厚的脸和瘦高身影了，一股悲哀再次猛烈地掠过了我的心头。
当车过杨公桥时，我又想起了当年刚考进重庆大学的那一段生活，为了节省开支，我从学校回家经常是穿着草鞋步行走路。记得那时早上五点就起床赶路，整整要走十个小时，途经的地方全是农村村落，直到下午五点钟才回到北碚。一双新草鞋就在这长途归途中穿破了底。
当汽车经过双碑时，我把头紧紧贴在车窗上，这是我童蒙时代的摇篮，詹家溪！我曾在这里顽皮，那儿有我童年的美丽回忆。
记得妈妈有时到沙坪坝去了，我就向外婆说，今天该我好好玩一天了，便到附近包谷地里取下那红红绿绿刚发出来的包谷须，用饭粒贴在嘴上，手里舞着过年去磁器口买的大刀，装成戏台上的杨家将，在院子里同几个同龄的孩子们“杀仗”。
詹家溪小学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个老样子？高自强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我感到她比我的母亲还严厉，记得她常常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后来我才明白它的意思。唉！不知道她现在还在那里么？她还健在么？
我从车窗里望见了那远处的松林坡，那山上也是我常常独去的地方，睡在松树底下，静静聆听江风吹打松树激起的涛声，有一种我自己才听得懂的大山语言，像诗。天睛的时候，我又最喜欢到山顶的花园里去，睡在花丛下面，静静的欣赏绕着花朵繁忙采蜜的蜜蜂鸣叫。
童年美丽的画面，被二十三年地狱的恶梦，挤到了一个最小的角落里，突然碎成了几片。只是没能消灭的天真无邪片断，此刻又渐渐恢复过来！
想到再过一会儿，我便要见到整整分别了二十二年朝思暮想的老母亲，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涌向心头。妈妈就是在这里，经历她中年时期最悲惨的十八年练狱！
在这里她经历了她老年丧子之痛，直到痛不欲生，投塘自杀！
当汽车缓缓爬上山岗，在横贯蔡家的交叉路口停下来时，惶恐占据了我，这是一座乡场，一座中国大地上普通的，在当时又是那么贫穷边僻的乡场。
那大约只有两米宽的石板街道的两旁，歪歪斜斜地矗立着两排高矮不同的泥夹竹墙结构的平房。
我和李修平走在街心，从路人的眼光里带着陌生，我想大概因为我看上去又黑又瘦的缘故。
距场口两百公尺，机耕道左侧宽约二十米的石台阶后面，立着一排两层的楼房，中间是双扇的大门，大门的右侧悬挂的白添木板上写着：“北碚蔡家镇人民医院”九个大字。
双扇大门的前面，站着三个穿白大褂医土模样的人，冷冷地看着我们走进医院大门，并不答理。我跟在李修平的身后，径直朝着门内的楼梯走去，上了二楼向右拐进了过道的第三个房间面前，才停下了脚步。
李修平轻轻地去敲那门，那门是虚掩着的，一敲门，门就打开了，屋里并没有人。他拧着行李跨了进去，一面告诉我：“到了，妈妈就住在这里”。
我跨了进去，将行李放在中间那床的前面，李修平说，妈妈就睡在这里，说完他走了出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