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0日讯】（新唐人记者杨雪综合报导）曾多次传出遭整肃的大陆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可能又面临“改制危机”。《炎黄春秋》近年不断推出直指政治改革的重磅文章，早前也多次传出该杂志遭整肃。最近再次发表了针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文章，让人为《炎黄春秋》而悬心。
12月4日出版的第12期，2011年岁末头条是编辑部约请5位学者做了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笔谈》的文章。其中《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的一篇《产业化能不能促进文化繁荣？》最为惹人注目的。
杨继绳在文章中质疑文化企业化的改革目标。他指出：中国文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检查改革目标是否达到，就看文化单位能不能发挥‘批评时政，监督政府，鞭挞邪恶 ，伸张正义，沟通社会，倡导文明’的作用。
杨继绳指出当前两个“婆婆”钳制文化，是对文化事业造成新的桎梏。
他说“一方面。行政权力出于加强控制的目的，借‘资源配置’、‘产业重组’、‘集团组合’等手段，像捏面团一样，或将文化单位改组、合并、撤销，或调整领导班子、调动业务骨干。文化单位不仅由此元气大伤，还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一旦行政权力说某文化单位违规，下令停业整顿甚至关闭，投资人的资本就会付诸东流。这是老板们最怕的事。所以，老板对文化单位的监督和管制更为细密。”
杨继绳认为：两个“婆婆”同时出动，文化不仅不能发展繁荣，还会枯萎。
《炎黄春秋》在被改制危机中生存
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透露，十一月下旬就传出《炎黄春秋》又要被整治了，新闻出版总署要实行企业化改制，派了一个副处长专门负责其改制，要被加入“国营企业集团”。
《炎黄春秋》从社长，总编，到副社长，副总编态度都十分淡定：“这次是所有文化部门的改制，不是针对我们一家的。”
高瑜发表在《德国之声》的文章介绍，《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在1990年的中央的新闻出版部门大清洗中被清洗下来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做了社长。
高瑜回忆，这位管理过全国报刊和出版社的赵紫阳重要阁僚，没有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也没有一个国家编制，向新华社借了30万元，领着四、五个人就着手创起业来。1991年7月杂志社挂牌，创刊号出版，四个印刷体大字《炎黄春秋》面世。
此后，《炎黄春秋》就在被改制的悬念中如履薄冰。
1994年，胡耀邦去世五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发表胡耀邦的照片和一首悼念的诗歌，该期被禁止发行，是在六四中方对屠杀的萧克将军为杂志社顶了雷，他说：“就说是我萧克的主意，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打电话。”
2005年11期，以《我们心中的胡耀邦》为题，组织了前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和13名省部级高级干部的回忆文章，该期短暂被封禁，后始复售。
2007年2期，发表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引发当代思潮的激烈讨论，以《乌有之乡》为首的毛左派，一直闹到编辑部，在各地举行了12场批判会。
2008年9月，发表了前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的文章《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写了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的赵紫阳。因此遭到中共高层的干预，一定要杜导正退下，结果杂志社法人换成中年学者吴思，杜导正还是在社长位置上坚持下来。
88岁的杜导正在庆祝杂志创刊20周年的座谈会上，讲了一句颇动感情的话："为了让《炎黄春秋》生存，，除了没有送女人和下跪，我什么手段都采用了。"
《炎黄春秋》PK《求是》
高瑜还将《炎黄春秋》与前身是《红旗》的《求是》杂志相比。
高瑜揶揄，《求是》在80年代曾经是传达室"唯一丢不了的杂志"，当年曾经强制每一个党支部必须订阅一份。如今内容的影响力更差。但《求是》此次不在体制改制之列，是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英文）享受完全财政拨款的中央级报刊。她认为，如果“断奶”，进入市场，恐怕一天都混不下去。
但《炎黄春秋》今年庆祝了创刊20周年，纪念册刊登了《20年例文200篇》，虽然仅仅是例文的标题，但是每一个标题都能让人们回忆起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断激起的变革风潮。
《炎黄春秋》主要刊载古今中外的历史评论文章，力求还原历史真相，著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与学者为主，具有一定权威性。
杂志编辑部在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现任社长为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现任顾问为杜润生、于光远、李锐，副社长为杨继绳、吴思等资深记者。由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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