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0日讯】【编者的话】这里记下的，祇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或者说，祇因他“有幸”从民国被“解放”到了“共和国”；他才像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知识分子一样，便不得不无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难。一九三六年，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曾称他为“民族异彩”；一九四六年，北京六十位名教授在联名赠送他的锦旗上，称他为“民国异彩”；一九七五年，当他在家乡辞世时，共产党已经给他戴了十八年“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帽子”……
（接上期）
四、小镇上的葬礼
我愿还乡
高仲膺非但望穿京华，也没有等到他的平反通知，而且，连他的二弟丁局长也已经音讯全无了。
然而，高仲膺却等来了那一场“史无前例”。
在革命的名义下复辟了专制制度，已经实行了十七年史无前例之残暴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又听任它的领袖毛泽东复辟了无需加冕的“帝制”。将被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的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专制统治的极端，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的二百余位皇帝，均自叹弗如……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高仲膺的小儿子，这个随全班同学爬火车串连到北京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杆五星红旗下面，看到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这个站在吉普车上的人，宛如一尊泥菩萨似的“四个伟大”，他那一张无情的面孔，在他早熟的心灵里面，非但引不起一丝一毫的激动，甚至唯有紧张、胆怯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某种厌恶感觉。然而，那一刻，广场上却正在为这一尊菩萨发狂。虽然，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女同学，竟敢在此刻对他附耳小声说道：“我要有抢，今天我就……”他不觉猛地扭过脸来，惊惶失措地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也是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大概也是发自“反动阶级”的本性吧……他们对这个空前绝后的专制魔王的感情，实在是不能与那些“红根红苗”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相比的。虽然事后几十年他都对自己的这个中学女同窗深怀敬重，犹如敬重历史上那个敢于刺杀列宁的俄国女人。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一日，高仲膺的小儿子，还有他那个胆大包天的女同学，以及将近三十位所谓出身不好的同班同学，便在本班几个“红根红苗”的“驱逐令”下，灰溜溜地滚到了北京车站。
然而，火车站广场上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阴阳头”，那一片露着张张苦脸的“地富反坏右”们，还有他们那些尚不懂人事的“狗崽子”，使高仲膺小儿子的心里，就像突然压上了一大块磐石。他很快便听说，他们是在被首都的红卫兵抄家后，押来这里遣返原籍劳动改造去的。
当他和同班的“狗崽子”们刚刚走进火车站的候车大厅，竟陡然听见了一声撕人心肺的惨叫，看见了一道急速飞舞的鞭影，和这鞭影所闪耀出来的血光──那个挨了红卫兵一皮鞭的老太太，顿时满脸飞血地倒身在地，永远也不会再站起来了。然后，便是响彻了候车大厅的“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嘹亮“革命”歌声……
南去的火车上，那位老太太像是撕破了喉管的凄厉叫声，就像是渗进了高仲膺小儿子心灵深处似的，使他不时都要感到难以忍受的刺激……他在几乎令人窒息的火车厕所里面，半个屁股压在那小小的洗脸池上，几乎整整十八个小时，才在蚌埠下了车，然后换了另一列火车，最后再挤船过了长江，垂头搭脑地回到了芜湖城。
那是九月二日的下午一点钟。高仲膺的小儿子，因自己在北京所见的世面，所目睹的鲜血，所闻到的血腥，使他一到家，就关紧了房门，将他的“见闻”告诉给了他的父母。他甚至对父母说，他庆幸自己被赶出了北京，能够早一点到家。因为，他们班上的红卫兵，肯定马上就要回来，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对他们这种人家大开杀戒了……
他看见了母亲满脸的紧张和惶恐，却在父亲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惶失措的样子。他父亲的脸直到死，都永远是那样地平静，平静得连一道皱纹都没有。
他急了，终于突口而出地问了父亲一句：“爸，你对我说过，你从前对家乡人很好，常接济他们，是真的吗？”他最后的话里，像是有了不够信任的意思。
他的父亲这才猛地抬起脸来，定定地看着他的小儿子，说：“我愿还乡。我自信，家乡人不会恶待我和你母亲。”
小儿子憋在胸膛里面的那一口气，就像是顿时舒展了开来。他看着父亲依然显得平静的面孔上，那一丝丝不易觉察的痛苦表情，说：“那我马上就去派出所给你们迁户口，迁完户口我就送你们过江上火车──回老家，一点也不能耽搁了……”十九岁的小儿子第一次表现出了清晰、果断、而又敢于担当的性格。他在自己人生的中，第一次所作出的重大决定，确实是做对了。
下午三点钟，他已经帮父母迁好了户口──“地富反坏右”主动回乡接受改造，派出所一点也没有刁难他们。
下午五点钟，84号，这个“小台湾”的所有住户，在得到消息后，居然家家都送来了一包包糕点，还有一个个用红纸包着的几块钱。在那个世道人心就要坏绝、犹未坏绝的时代之初，在民间，和在社会底层，尚有人情可言，怎能不令现今的人感慨不已。
“可怜，高爹爹、高奶奶是好人”的话，竟然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在他们的嘴上和心头，直到老夫妻俩带着那个祇有三岁的小外孙，离开了他们在落难岁月里已经住了整整八年的“小台湾”，好心的邻家们，还在你对我、我对你的唠叨着，有的还在擦着眼角上的泪水。
拥挤的轮船与火车，孤落落的乡间小火车站，黑漆漆的小镇街道……当巢县烔炀河镇的这个夜晚，终于迎来了于“难中落难”的这一家子时，高仲膺那个孤守在家中的老嫂子，这个被儿子划清了界限的老地主婆，便将她的小叔子一家安顿在那空荡荡的破屋里，准备等天亮之后，再请人来将前屋打扫干净，让他的弟弟和弟媳妇住。
炀河依旧流在高家祖宅的前面，祇是这祖宅已经太破败了些，祇能遮挡些许的风雨了。
小儿子安顿好了父母，返身便又上了火车，过了江，在大雨中赶回了84号，那已经是夜间三点钟了。未想，他祇轻轻地拍了两次大门，他那两个留在家中的小外甥女，居然就哭着一下扑到了他的怀中，告诉他说：“小舅，我们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红卫兵砸断了。”
他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样快。好险哪！
这个夜晚，直到黎明，他都没有瞌眼。他祇是将两个外甥女一边一个地搂在怀中，坐在地板上，看着小屋被抄家后的那一片狼籍和凄凉景状，他的心里不觉又想起了那位女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上悄悄对他说过的话，他好佩服她。
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绝不参加这一场“绝人性、灭人伦”的文化大革命。
虽然十九岁的他，此时还不够明白，这一场要大革“人命和文化命”的大革命，不过是十七年来共产党“灭人性、绝天理”的疯狂继续和极端发展而已。
然而，从十岁那年起，他心灵深处就已经开始闪忽着的，那一点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反动思想”，似乎就在这短短的几天内，便突然地清晰和坚定起来了。此后，他虽然在毛泽东那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水火棍”下，胆颤心惊地一路走了过来，然而，他却又是在他们那一拨又一拨的“水火棍”下，走上了对于共产党及其整个专制复辟统治进行彻底反叛的不归之路……
再救共产党
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小儿子送回了老家的这一对老夫妻，在女儿从东北赶回来接走了他们的三个外甥之后，这一双老人的孤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祇因高仲膺在做“民国异彩”时，非但没有对不起过他的贫下中农乡亲们，而且曾给过他们许多的接济与帮助，所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的家乡虽然也被叫得震天价响，甚至家家都要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供一个“宝书台”的伟大发明，就发源在这个小小的巢县烔炀河镇，但是，高仲膺在乡亲们的眼睛里，却是一个“好阶级敌人”。大约，那些正在掌权的革委会头头们，都在家里受了他们父母的糊涂阶级观念的影响，在高仲膺人已还乡，并且他的反革命档案也很快还乡之后，他们也祇将高仲膺例行公事似的找去训了一顿话，然后，还是叫他扫地──每天清晨，祇需将烔炀镇东头那条青石板的小街打扫干净，就算是他的改造有了表现……彼时，甚至不时地便有一些乡亲来探望他们，还总是要带些高仲膺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家乡名产──烘糕、麻饼、和特制的大玉带糕──那可是明朝皇帝钦点的贡品。在这个小镇上，“人情人性”和“阶级斗争”似乎仍在暗中苦苦地较量着和对抗着……
那个时候，高仲膺的大儿子已经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剃花头、游街和批判斗争；他的大女儿在东方的莫斯科，也天天都在写检查交代，深挖狠掘自己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的思想根源。但他们还是将生活费偷偷地寄给他们的小弟弟，再由他带回老家。他们那个大学毕业就欣逢文化大革命的二弟，此刻，还在以大学生的身份，混迹在省城大学的造反团里“躲避风雨”；他们那个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参加这场残酷革命的小弟弟，此刻，在送走了父母之后，已经飘零在同学的屋檐底下，偷偷地苦读着那些被红卫兵造反派抄来又扔掉的“封资修”反动文化遗产。虽然老夫妻俩心里悬着儿女们的命运，但日子却平静得就像要流干的炀河水一般。祇因高仲膺排行老二，回乡不久，便被调皮的后生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哑巴二爷”。因为高仲膺回乡之后，几乎已经成了真正的“哑巴”。
然而，这个哑巴二爷，却在中央专案组派人来到烔炀河镇的那一天，不但说了话，而且拍了桌子，差点便吼了起来。以至中央来的人，竟觉得这个乡下的阶级敌人，气焰也太嚣张了些。
中央专案组来的那两个人，在乡镇革委会头头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找到了高仲膺。当然不需要什么客气话，开门见山地就要高仲膺交代周光春在一九三一年叛党的历史。
坐在破方桌边上的高仲膺，他那一双眼睛，此刻却在那付旧黄框眼镜后面睁得老大。他看着中央来的专案组，像是不明白他们要他谈什么。而等到“专案组”已经很不耐烦地又对他问了一遍之后，他便定定地瞧着那两位“专案组”，嘴唇哆嗦了一刻，才突然说道：“周光春他们没有叛变，没有做叛徒，是我放走的他们，这不会错……”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硬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一个“专案组”不觉拍案而起，涨红着脸，指着这个阶级敌人，大声呵斥道：“周光春自己已经交代叛变了革命，你还想为他辩护？也不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
哑巴二爷突然抬起脸来看着他，竟也猛地将手掌心拍到了方桌面上，颤抖著身子站起来对着那位“专案组”说：“他自己承认叛变了革命，不是他不老实，就是被你们逼打成招！我说他没有，就是没有。我是他的校长，是我亲自救的他们……”
从北京来的中央专案组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连刘少奇在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是个丝毫不敢反抗的角色，这个乡下的阶级敌人，居然……，
镇上的革命委员会头头看着中央专案组那满脸上的怒火，又气又恨又奈何不得的样子，忙站起身来，对高仲膺发狠似地喝斥道：“高仲膺，你是忘记了自己如今的身份了！怎么敢跟中央来的同志这么讲话？”
高仲膺看看他，慢慢地坐回到了椅子上，双眼向前凝视了一刻，然后便突然将眼睛闭上了。此后，任他们拍桌子，还是打板凳，他便死也不再开口，干脆又做起他的哑巴二爷来了。
……
高仲膺又救了一回共产党，虽然共产党直到他死都在蹂躏着他。
多年之后，当周光春──这位共产党的大官老干部又一次东山再起时，祇要他一想起他的校长，他便会喟然一声长叹，心中更会涌现出无数个“对不起”来。也不知是为他那个恶党，还是为他自己。在那个被毛家后宫大乱朝纲的岁月里，漫漫中国又能够找出几个像他的校长那样有骨头的知识分子来啊！然而，二救周光春的高仲膺，当时，却不得不为他遭受了一次“全镇人民批斗反革命分子高仲膺”的命运，虽然对镇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来说，也就是要做一场戏来给中央专案组的人看……但对高仲膺来说，这却是他十年返乡唯一一次被大规模地“当众凌辱”。虽然他从来没有怪罪过那些要“斗争”他的镇上“父母官”们，还有，就是那些不得不参加批斗他大会的老少乡亲们……
高仲膺之死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夕，在家乡熬过了几乎整整十年文革的高仲膺，就像是突然心血来潮似的，天天写信给他的四个儿女们，要他们一定要回到老家过年。孝顺的儿女们，也愿意承担着与父亲划不清界限的罪名，都在春节之前赶回了老家烔炀河。
这是高仲膺自打成右派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旧历年。因为他那些还不谙世事的孙子、孙女、外孙男女们几乎全随着父母回来了。特别是十年不敢回乡探望父母的大儿子、大女儿，一回家，就关上房门下跪在自己的一双老父、老母面前。这在高仲膺和他的老妻，又该是何等的安慰。
那几天，哑巴二爷仿佛将十八年的辛酸苦恨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享受着他的天伦之乐，却在年初四一早，当他将儿女们一起招到膝前时，他那嘴巴突然间虽开合了几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临了才吃力地、并且是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对得起，共，共产党，共产党对，对，对不起，我……”
说完，他又最后地盯着他的儿女们看了一眼，便突然地歪倒在地上。
八天之后，高仲膺便在他的故乡溘然长逝了。
他的死讯，霎时间便传遍了小镇和乡下。平常就跟他划不清界限的乡下人，突然间，竟流水似地来到了他那两间破烂的草房前面，他们依然要按照乡俗，向死人磕头──人死为大，管他是不是阶级敌人！而当一口油得发亮的棺材，突然被七、八个年轻人抬进草屋时，高仲膺的老妻和后人才知道，那竟是现今烔炀镇革委会主任的八旬老母，逼着他的儿子叫人抬来的。那老母对自己的儿子倒有三条理由：一是高二爷是一个好人，二是高二爷是烔炀的第一个大学生，三是高二爷对家乡人有恩……
绝不敢铺张扬励的高家子孙们，虽祇想低调地办完父亲的丧事，但出殡的那一天早晨，当高仲膺的棺材刚刚抬出草屋，走过稻场，走上镇东的小街，还未抬过炀河上那一弯长长的青石板大桥时，棺材后面的烔炀镇东街上突然鞭炮大作，棺材前头的一户户农家，户户家门大开，高家送殡的子孙身后，也突然跟上来、挤上来许多老少乡亲。他们虽然头无孝帽，身无白花，但是，他们那一脸的深情，却给高仲膺最后的这一程人生之路，带来了难言的慰藉，和无言的“反抗”──这可是在给一个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送葬啊！那时节，至少连毛皇后江青都还没有被共产党自己人抓起来呢。
高仲膺，这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个不仅是跨时代、而且是跨了“两个中国”的读书人和教书人，当他已经永远地躺在自己家乡那一片高高的黄土岗上时，他比中共的领袖刘少奇、彭德怀等等共产党的大人物们，还有一九四九年后，遍中国无数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已经多了太多的福气了！
“民族异彩”高仲膺君，共产党岂祇是对不起你，这普天之下，它又对得起谁呢？
高仲膺身后记事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六日，高仲膺的未亡人秦韵梧老太太，在安徽省芜湖家中心脏病突发。因儿女均不在身边，便由他小儿子早已打好招呼的老同学们，和儿女们专为他请的保姆，将她立即送进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在病情刚刚好转过来的那一会儿，一位大夫曾笑问她说：“老太太，样子好福气。有几个儿女？都在做什么？”
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那位医生，然后笑嘻嘻地告诉他说：“我大儿子是南开大学的名教授，二儿子是省里大学的校长，小儿子是有名的青年作家，女儿在哈尔滨做了一辈子的妇产科医生……”
老太太笑呵呵地说着，医生护士都在为她高兴，那问他话的医生正笑着说“您老真有福气呢”，没想，老太太又兀自呵呵地笑了一声，然后便往身后一仰，居然含笑而终。
（原名《民国异彩高仲膺君》）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