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下集(63)

【新唐人2011年11月2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四章:母亲摆脱了伤心地

1982年春天,母亲正为“落实政策”而心烦时,接到北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寄来的信,孙起孟告知妈妈,她的来信已转给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请他们协助解决母亲落实政策的善后事宜。

第一节:刘老先生相助

四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医院的门卫突然来说:“方老师,楼下有一个姓刘的来找你,他坐的是一辆面包车,看样子好像是市里的干部。”

母亲跟着走下楼去,来人大约六十多岁,身着中山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此时正站在大门边上,面部极为和善。

母亲打量着他,在脑子里竭力思索着,对面前站着的他感到陌生。一面向他走过去,一面询问道:“您找我吗,请问有什么事吗?”那人立即谦和的向母亲自我介绍说:“啊,我姓刘,在农业局工作,请问您就是方老师吗”?母亲诧异地点了点头。

此时那停放在大门石阶下那辆面包车司机,从车里伸出头来,高声的喊道:“这是我们的刘局长!”母亲终于恍然大悟,连忙说道:“啊!刘局长,刘老先生,刘昆水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了,北京的孙老师给我来信中介绍您的,没想到您亲自跑来了,请吧,请楼上坐!”

对方回应道:“唔,不敢当的,我今天是因为到北碚农业局检查工作,顺路来看看您的,孙老师嘱咐过我了,要我尽可能地照应您。”他一面上楼,一面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我站在楼梯口迎视着他。回重庆以来,这是我见到第一位市里的局长。那外表似乎在那里见到过,或是在什么小说里读到过的,但我却说不上来。

上得二楼,面对本已很狭的过道两旁,杂乱地堆着破纸箱,烂木头和煤炭,他皱起眉头好像在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当走进母亲那口袋屋,他摘下了那副深度金丝眼镜,迷逢着眼睛,露出一种走进贫民窑洞的那种酸涩感,小心翼翼跨进了门,屋里的浊气,使他下意识地捂着嘴巴。

走到紧紧关着的窗子下面,从新戴上了眼镜,试图去打开那窗户。正好,许小龙的母亲从那窗前走过,使他缩回了伸出的手。

接着他又回过身,反复扫视着这间被两张床铺占去,只剩下一条过道的小屋,似乎明白了一切。

母亲并没有介意来人在观察什么,热情的张罗着请客人坐在床铺上,然后从厨房里端出刚刚泡好的花茶,向他递了过去。那刘局长忙站起身来,谦恭地接过茶杯答道:“唔,别客气了,方老师,孙老师接连给我来了两封信,托我关照您的,我也因为工作忙没能抽出身来。”他第二次重复了来意。

接着问:“最近医院工资改革了吧,他们给你加了几级?”眼里露出一种关怀的眼光。

“唔,工资吗,按调资文件规定,像我这种二十年从没有升过一级的人,应当在本次连升三级,但是医院调资小组的人说,我的工资已是全院最高的,再说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动员我自动的拿出一级来,照顾那些业务上的骨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所以最后上报时,我只升了两级。”母亲回答他。

刘局长听到这里,不停地皱着眉头,中国人怕硬欺弱已是风气,被欺侮的人是明也欺,暗也欺,到处都一样,今天他已看到这个医院不仅在住房分配上,在提升工资上对母亲的欺侮,他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平时母亲是怎么忍受周围人对她崎视的。

“孙先生要我能帮助你,调整一下生活和工作环境。”他终于说出了来意。“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民建虽说是民主党派之一,却连调动一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已就此向区统战部联系了好几次,他们说眼下没有好的去处。”

我看这样吧,民建重庆市委已报教育部核准,准备在今年暑假后办一所财经学校,中国要搞四化,没有经济管理人才是不行的,你看在这所学校里增设一个以培养幼儿师资为目标的专业,由你出任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怎么样”?

刘局长的坦白和开门见山,显示了他对民建全国主要领导人孙起孟尽责尽心了。母亲的眼里露出了感激的眼光,她那渴望已久离开这野蛮无理,欺侮她,伤害她的蔡家医院,总算盼到了。

这不是由中共的基层组织卫生局,教育局,落实政策名正言顺解决的,而是由中共的一个小“伙计”以私人交情的办法解决。中共对如此不光彩的解决,连看都不肖一看。不过对于母亲来说,问题总算解决了。母亲早在抗战时就创办过中学,一个教育部门的老前辈,被中共践踏成这样!现在他仗着民主建国会帮助,才逃出眼前这人间地狱!

“这样吧,你尽快地办理退修手续,争取暑假就到工商联来准备夏季招生的工作。我已经为你安排了住宿,你就安心在财经学校发挥晚年的余热吧!”

他说完,便站起身来,告辞道:“今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所以不能再多给你说什么了,好在今后来日方长,到重庆以后慢慢地说吧。”

我看着两位老人缓缓下楼的身影,母亲一直把他送到他的面包车上,热烈地握手道别后,还站在那里目送那车消失在场口转弯处。!

我心里一面替母亲感到高兴,她终于摆脱了这个令她伤心的地狱,也替母亲担忧,她已经六十五岁了,要单独地在市中区独自开辟一个天地,她能胜任吗?尤其是,为什么一个堂而皇之的民主建国会,对中共这种落实政策欺人太盛的作法,不敢直接提出来明正言顺加以解决?而是想出在一个与幼儿教育毫不相干的财经学校,办一个师资培养班的办法来解决?

六月份暑假到来,母亲按照刘先生的吩咐办理了一切手续,打点了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随身行李装成了两个大包,在我亲自陪送下离开了蔡家医院。当我们顾了一辆运货的人力三轮车,离开医院大门时,除几个与母亲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护士外,没有人知道母亲上哪儿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场口的汽车站向三溪口行去,母亲连头也没有回。

从1961年,她被强行在这所医院接受“监督劳动”至今,整整受了它二十年奴役和歧视,在她身上沉淀的伤痕怎么也无法消褪。

我们到达市区的下半城解放西路的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已是下午五点钟了。工商联接待室里走出了四个中年人,将母亲的行李接到一个欧式三合院里,母亲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楼上住下了。

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热情地为母亲搬行李,介绍工商联的情况。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李重生,是工商联的伙食团长,刘局长特别吩咐他对母亲的生活起居进行关照,今后有什么事只需喊一声小李就行了。

母亲从这位小伙子的朴实语言和憨厚的态度中,感到在蔡家医院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过的亲切。

今天对年过六十五的母亲,有一种背境离乡的伤感,但很快被周围和睦的人际关系所冲淡。从今以后,也许有一段较为舒心的生活,记载在她夕阳的人生之旅中了。

第二节:解救范小妹

中共建政三十年来,一面空喊消灭城乡差别的口号,一面又为建立统治秩序实施了严密的户口管理,将国民划为城市和农村两类。农民在生活和劳动条件上比城市平民更苦,城里一个职工再穷,每月好歹有几十元工资,吃粮按城市居民供应也有保障。农民起早摸黑,常年劳累不得温饱,成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阶层。

农村这种低下地位,成为毛泽东关押,奴役“五类份子”的大监狱。每次政治运动,都把被整的人“下放农村”以示惩戒。

文革以后,到1988年十年光景,从二十四中学校毕业的高中学生,累计三千多人,考上大学仅只有十余人,在1982年到1985年连续四年中竟没有一个升入大学的,学生在学校混了几年以后回到农村去,只消一两年便把在学校所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并变成农民。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1982年,范小妹在这所学校里“混毕业”了,她要算在她的同学中最勤奋的一个。

但是无论她本人付出多大努力,她的母亲寄多大希望,我对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同她同年级的两百多学生一样,只能在高考的榜上名落孙山,她只好回到莲花大队的家,同她所有同学一样,接受回家当农民的命运。

随着毕业,原先的理想变成了泡影,前途一片茫然,呆在家里又怎么解决生活的压力?她偷偷地哭过,我明白,她那白纸般的心灵难以渡过面临的历程。而她的旅程,是一条充满文革留下来的欺骗丶抢劫丶危机四伏的路。摆在她道路上的荆棘是她难以预料的,也是她的父母和我难以预计的

她的母亲和范大伯商量后,决定让她高中毕业,到德阳九五汽车厂去学一门手艺。范大伯是该厂的退休职工,按照“政策规定”就业人员没有让子女“顶班”的条件,这又是一种偏见和岐视。

她将离开的前一天,突然跑到学校来,恳求我让她带走我写完的两本片断。我体会得出,那片断带在她的身边,就意味着我在她的身边,她说片断上所有的句子,都会在远行的途中,响在她的耳际。

就这样,她像一个在大松树林里到野地采磨菇的小白兔,怀着惴惴不安踏上了远程的路。

那天早晨五点钟,天还麻麻亮,在牛奶场的大门口,她的母亲提着一大包衣物,同她一起塔趁了牛奶场去火车站送奶的卡车,当她俯身在车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书包时,我看见她的眼圈红肿,眼眶里充满了晶莹的泪珠,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

卡车缓缓地开动起来,她站在车尾,一再招手,一边抹泪,一直到消逝在转弯处的茫茫晨雾之中。

一周以后,也就是6月7日,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那上面写道:“平哥你好,现在,我独自一人到了德阳,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头昏目眩,想到你对我的关照,心里就痛,我没考上学校对不起你对我的一片真心。现在,我真有点后悔,想到我还是不该离开你们,我看穿了这世界的欺诈……”

第一封信的到来,使我陷入了一连串迷惑之中,她为什么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为什么看穿了这世界的欺诈?难道这些话隐含着一种陷阱?更令我奇怪是信上没有落下地址,读这封信越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她此刻在哪儿呢?

七月中旬学校刚放假,母亲和我、刘启建便坐火车到成都,再改乘北上的火车到德阳并在黄许车站下车。
德阳九五汽车厂前身,是重庆新建劳动工厂一部分,迁川西而建立。

它坐落在宝成铁路旁,同盐源农牧场一样,就业队是就地满刑的“劳改释放犯”充实的,就业人员一方面继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混杂的集合体,这儿有受迫害的政治犯和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也有流氓、骗子、杀人越货的强盗和妓女。管理它的监狱管教,多半是货真价实的无赖和恶棍。

它的东边靠着黄许车站,川西平原的灵气,使这里风景宜人,然而同大陆美丽的土地一样,秀丽的山水掩盖不了这片土地的罪恶。

到了九五厂,我们很快见到了范小妹和她的父亲,听她的哭诉,短短两个月的经历,在她稚嫩的心灵上扎下了无数的毒剌。

出来几个月一无所获的回去,撞荡生活的美好幻想不但破灭,还要从新回到那破屋里听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准备着像母亲那样,在分给她的土地上劳碌一生,留在黄诉镇上吧,又怎么能应付周围人群无休止的骚绕?

在中共”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无数同她一样的农村少女,在向城市游离的过程中经历幻想破灭,痛苦徘徊的历程几乎是相似的。她们经过生活的摔打,因处在弱势,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和良知。一些人变成了城市的妓女,贩毒的牺牲者,诈骗新的参入者。

这些不幸的遭遇,成了这个时期骇人听闻的市井故事。虽然他们都知道,毁灭别人的人自己必将被毁灭的道理,然而他们在毁灭别人的同时,并不愿接受自己也被毁灭的严酷现实。

不过,范萍就幸运多了,我告诉她,目前地处农村的学校严重缺少师资,估计十几年内这个矛盾无法解决,就在蔡家的几所边远学校都在请代课老师,工资虽不高,但也够一个人的生活了。只要肯钻研,肯吃苦,走上讲台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如果她愿意从事这项职业,我愿为她提供铺导。

建议她暂时到边远的学校代课,再看今后的情况来寻觅新的就业机会,总比在社会上瞎撞强多了。经过我这么建议,她决定跟着我们回蔡家场去。

从成都返回重庆,在母亲那里住了四天,我就和范萍一起回北碚,将她送回她母亲身边,母女相逢酸辣苦涩自有说不尽的心里话。

这一段初闯社会的经历给她多深影响,她虽没说,但从以后她一直避讳提起这段遭遇知道,给她留下了一生难以消弥的伤痕是很深的。

回到蔡家场后她安下心来,听从我的意见,就在附近的中小学代课,虽然代课的工薪十分薄,但也够她个人糊口了。

(待续)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