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6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五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上集里我已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大陆实施的真象记录下来，从中可以看到，劳改队是一个法西斯集中营的远东版。
史大林之所以在苏联推行“国家所有”，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与独裁政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校仿苏联，在中国建立一个适应高度独裁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便是中共国有制的由来。
同苏联一样，毛施行“国有制”二十八年，不但无法超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连本国老百性的吃穿都解决不了，数千万中国同胞为共产主义的试验白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作为基础的经济，最终裁判了“公有制”的淘汰。
在这一集里，我回顾了邓小平“改革开放” 的过程和结局。邓部分顺应客观规律，舍弃“共产主义大锅饭”，知道“白猫黑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 但是这一过程依然保存了“独裁”衣钵，它走向了另一极端—-
本来，现在大陆社会中与公有制并存的民营企业，以其各方面的优越，令人信服证明，代表私有制的民营经济优于独裁专制的国有制。
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将共产党骑虎难下的“公有制”变成统治者的“私人占有制”，这与自由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私有制”，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共主张的‘私有’，是窃取权力者少数人的私有，带有对社会财富的掠夺性质。它恰恰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这样来认识邓氏的改革开放，才可从“中国特色”的现象中，透视这种新的奇形怪状体制产生的尖锐矛盾，这是一种用“中国特色” 包装的统治集团占有制。它与资本主义所奉行的自由经济完全不同。
私有制的生命力发源于竞争，没有竞争，私有制只能萎缩。事实告诉中国的权力握有者中国可以实现的进程应当是：先从取消专制制度开始，才有“改革开放”的实施，俄国已这样做了。那么中国的改革又怎样呢？
下面我客观地把这个转型过程记载下来，并预测它的未来。让我以亲身经历看看这个过程，看看它的后果吧。
笫一节：进入工厂
在进入重庆农用汽车厂之前，除听到这家工厂不景气的传闻，对那门上挂着的大牌，门卫森严的表象究竟是怎么一个内幕，我一无所知。只因我当初要求调进这家工厂时，在统战部几次碰壁后对它产生了好奇。
第一次进这家工厂，原是去劳动人事科报到的。当我走进那黄色的办公大楼，找到劳人科，并从那位劳动人事科长手里接过“履历表”填写时，正好碰到了一件奇怪的调动纠纷。
当事人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工，正哭丧着脸纠缠着这位科长。这位年青女士原是北碚区法院的民事庭庭长的侄女，她本在河对面玻璃器皿厂当一名玻璃制品的磨花工。因为家住北碚市中区，嫌每天赶轮渡上班太不方便，便扭着她的伯伯，要他在北碚市中区的工厂中为她安置一个工作。
农用汽车制造厂的妤几位职工是法院的家属，这位庭长也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金工车间正准备向外招聘两名万能磨床的磨工。便私下打电话托了当时任厂长办公室付主任的老同学。
对方立即找人事科长商量，将两个准备从外面调进的磨工名额让了一个出来，私下商定“成交”后，就向她发了调令。
像这种法院利用国有企业安插私人子女的事，极为平常。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工人拿的是国家发的工资，调进人不过是在国家付的工资名额中多造一个，工资虽薄却是铁饭碗。由于交通便利，所以谁都削尖了头往这里钻。
再说满足法院提出的要求，还可以巴结政府的权力部门。因此调进来的人再没用，工厂再人满为患，依然很快可以成交。这种调动大家给取了个名，称做：“走后门”，成交双方叫：“关系户”。
而我在劳人科偶然碰到这位女士，却发生了一点小小曲折。当她被金工车间的李主任带到万能磨床上时，她终于说出她是磨玻璃的工人，从来没有见过庞大的磨床。更不知道怎么开动这个庞然大物，不知道怎么来操作它。
李主任哭笑不得，只好将她退回给劳动人事科。然而一切调动手续已经办完，生米煮成了熟饭，这位“关系户”已成了农用汽车制造厂的正式职工。
那林主任只好再次出面与生产库房商量，那儿可是一个容纳闲人的最佳场所。不过生产库的编制总共十二人，现在由于各种后门户，容纳了整整三十个人，主任说既然早就超编，再加一个也无妨。
大陆上的“走后门”配以各种形式的贿赂，成为这一时期国企的主要人事原则，也成为国企管理者贪污的来源。国有企业驭着人员雍肿的包袱，在商品经济来潮之初便迅速‘累垮’。重负荷成了国企倒闭的原因之一。
我填写好履历表交给这崔科长后，他通知我说：“党委办公室的周主任，请你去一趟。”并且将市人才交流办公室的表交给我带上，悄悄告诉我说，这周主任是新任厂长李友的姐夫，你的工作要由周主任安排。
第一次同周主任见面，他告诉我，李厂长为将我调入这家工厂，暑假中就教育局放人，连续跑了许多次。李厂长才上任，正缺得力助手，所以你进厂后希望能全力支持他。
听这话，心想到了一个新环境，我的德性恐怕要改一改才能适应，可惜该怎么改，我却不知道。
按照周主任安排，第二天，我便被安排去总工程师办公室上班。
从党委办公室出来，今天还有大半天，我可以仔细看看这个很难调进来的工厂，究竟如何的卢山真面目？
站在工厂大门口，我仔细辩认了工厂的位置，认出这儿正好是我初中一年级求学的实验中学所在地，算来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实验中学搬到毛背沱与兼善中学合并，改名为重庆第十三中学。
现在工厂大门还依稀看到当年实验中学的旧貌，这几年随着城区改建，云泉路和云天路半围了整个厂区。
厂房十分破旧！中心地带的山包上立着一幢黄色大楼，大概是抗战时留下的历史遗物！黄色大楼下方整个厂房分布在四周，全是泥夹墙结构，因长年雨水浸蚀变成危房，很像一些戴着灰色破毡帽的苦力，訇伏在四周。
厂房之间按照天然地形，弯弯曲曲宽窄不等的过道上，散乱的停放着仿苏制吉斯卡车，有的车身已生满了銹，这是当年取名为北泉牌的农用汽车。
几幢厂房黑漆的铁门敞开着，从那黑漆铁门走进去，暗淡的光线中机油和霉气的气味迎面扑来，令人感到窒息。
只有冲压车间光线比较明亮，有几台像样的冲床和油压机，其余的车间，冷作、工具、金加工、装配几乎都是五十年代的旧设备，在暗淡的灯光下有气无力的运转着，断断续续发出尖锐的金属切削声。
走进一个车间，工人们躲在黑角落里吹牛，打牌，只有车间办公室和技术组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我看了看手表已十一点钟，距下班还有一个小时。
走出车间，转过厂区，沿过道朝工厂大门走出。
从围墙外的马路向市中区方向走，过了云天路右转，朝车站方向去便是云泉路，围墙外的房屋渐渐多起来，不过那些房屋破烂不堪，过去从这里路过，并没有留意。
今天带着了解工厂的目的，我才仔细看清楚，那房屋像是当年抗战难民筑起来的贫民窑，有些墙体已经垮塌，房顶上铺着破碎的石棉瓦。
想象得到，住在这里的主人在风雨交加时，最提心吊胆的便是整个房子会在风雨中垮下来。好在这些鸽子棚背靠在工厂的围墙外，相互依靠着免得被平地的大风卷走。
走进一处门窗像样的窝棚前面，向一位正坐在门口的老太太询问，她回答道：“这一片烂屋子都是农用汽车厂的职工宿舍。”
那周主任所说的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的工厂，职工们竟住在这些破窑子里渡日，一丝后悔的念头拂过了我的脑海。
当初离开二十四中时，老师们都说我这下终于摆脱了二十四中那穷地方，调到这么一个市属单位，好比从糠兜跳进了米兜，现在看来这里除了在地理位置占着交通方便的光，少走些蔡家场的烂泥路外，并无其它优势！
其实暴政之下焉有福地？！我现在暂住天生桥刘启建父亲的家里，那住房也是危房。半边的房梁已垮塌，地上常年潮湿，平时屋里散发着霉气，一到雨天，整个脚下就没有一处是干燥的，别说孩子，连我常住下去也会受不了。
我是阶级斗争战场上活出命来的难民，能寻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按照周主任的安排，第二天我便去总工程师办公室上班，总工办就在底楼，从正门走进过道的最尽头，我被带进那间排着六张办公室的屋里。这时因为没到上班时间，办公室里面还没有人。
五分钟后，总工程师王重夹着一个皮包来了，他是王庸的五哥，又是重庆大学先我们三年毕业的校友。
在总工程师室丢下皮包后，他便来我们办公室安排了我的坐位，并带我领了一套绘图仪器。
当人到齐后，王重介绍了办公室其它五个座位上的人。给我的任务是协助和统计全厂各车间的技术革新。
第一天上班，办公室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报纸，我却忙碌着收拾那些刚领到的东西。打开抽屉，把领的那些资料和笔记本，绘图仪器放进去，便打开资料看起来。
办公室里很安静，除了翻动报纸的声音，便是喝水声，谁也没有同我打招呼，使我感到十分陌生。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靠窗子坐在第一个座位上，年龄已五十岁多岁的女人，开始说话：“也不知道云泉路那两幢的房子方案出来了没有？这一次大家要盯紧一点，不要让总务科再像上次那样塞了私货……”她喃喃自言自语。
坐在她后面那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脸上长着络腮胡的男子接了嘴：“总务科上周就把这次分房的方案订好的，只是那姓冯的还迟迟不与公布，又不知他在搞什么鬼！”
“明天就要公布分房的第一榜名单了，我是盯着了，我几轮都被挤掉了，就看这一次有没有我的份了。”坐在最后面的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头说道，全办公室看上去他的年龄最大。“如果我再分不到，那么退休以前再也没有我的份了。”原先办公室的安静顿时被热烈的讨论代替。
大家讨论的就是我昨天所见云泉路上两幢新建的楼房，从大家的讨论知道那两幢房子只修了五层楼，一共才四十套。全厂一千多号人，盼了快两年了，现在就眼巴巴盯着这四十套新住房，怎不紧张？如果按照工龄排队，这办公室所有的人恐怕都有份，就看谁手长、关系好了。
我听了很久，已听出他们谈论的无非是：有分房资格的老职工双眼紧盯着总务科，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资格不被意外的关系户挤掉；没有分房资格，便会利用有利的人际关系，千方百计地挤掉那些已排上号的老职工。
估计自己分新房无望的人，就把眼睛盯着那些将要腾出来的旧房上，以各种理由来调整自己原本太挤太潮湿，太恶劣的住房。
总之各自打着小算盘，至于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住烂房子，怎么才能让大家都住好房子，却无人提到。
想到这里，我回过头从新看了看办公室的其它五名同事，论年纪除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一位女士还只有三十岁左右，其余的人都是四十以上的人。而且能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的，大多都具有大学学历，可是他们看问题的深度，对问题的态度一点都不比文盲大老粗的工人高。
且听那在临窗坐位上，脸上长满络腮胡的中年人提高了噪门吼道：“老子工作二十多年了，这个工厂怕没有几个敢跟我比的，现在一家三辈六口人还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烂棚子里，几次分房，都被那殷白毛的关系户占去了，这一回再分不到房，老子全家就搬到李友家里去住。”
那最先引发讨论的老大姐，也不甘示弱：“老娘到这厂来足足干了十八个年头了，如今娃儿都长大成人了，一家五口还挤在那牛毛毡破房子里，前年分房，第一榜，第二榜都有我的名字，独独落实最后一榜时，我的名字却被刷掉，这次再刷掉，我绝对要问个凭什么？”
她的话音刚落，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年轻女士，喊道：“你们晓不晓得李友的那个小舅子冯西，这一回排的分房人员中就有他的名字。”这话像点了一把火似的，点燃了整个办公室。
“怪不得李友叫冯西当分房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才来工厂几年？他凭什么上了榜？大家盯紧点，这一次如果他冯西分到房子，我们到李友家去闹。”络腮胡吼道，然而那老大姐朝络腮胡压低噪门说道；“轻声点，隔墙有耳。”
她指了指对面的那间晒图室，然后转过身朝那年轻女士问道：“刘茜。你这消息可靠不可靠？”那年轻女士被这么一追问心里老大不高兴，闷声回答道：“你不信等后天张了榜就明白了。”
络腮胡却并不理会老大姐的提醒，站起身愤愤的吼道：“真他妈缺德，这么大的工厂，一千多职工一大半就住在烂棚子里，苦苦等了许多年，眼睁睁地看到这两幢新房子，又只有四十多套，李友那家伙，还想拿去照顾他的小舅子。”
说到这里，坐在后面的两位，嘟哝着说：“这个厂啊，连当一个班组长都会利用手里头的那点“权”，往私人腰包捞，李友当厂长了，正该他捞的时候！”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闪过一个人影，那老大姐咳嗽一声，办公室刚才热烈的讨论便突然的轧板。果然门口走进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她便是对面晒图室的描图员，走进来问道：“你们有谁有图或资料要描，要抄的？”没有人理会她，于是她便走出门去。
我后面的那位告诉我：“这就是李友的侄女，安在总工办专门当耳目的。”！
这李友仍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学以后又走着很顺的路，遭遇与我大不相同。三十年后，又在这童年相聚的地方再次重逢，今天怎么才一上台，便陷入了“后门”的各种是非中，成了众矢之的？
我既进了这家工厂，也希望工厂兴旺，真如大家所说这种状态，别说等三年五载，就恐怕一辈子也别想“天下寒士皆欢颜了。”
便想把听到和看到的与他本人交换看法，让他明白面临的诸多不利，希望他能赶紧调整自己的做法和作风，把工厂组织得像样一点，迅速改变目前这种一盘散沙状况。
李友住在云泉路上一个三合院里，那院里一共两幢五层楼房，每一套住宅都有成套的寝室和客厅厕所，算是当时这家工厂最好的住宅。
主意打定后，便在一个中午，在街上吃了一碗小面，看看手表距下午上班的时间还足有两小时，便向三合院走去。
走进三合院的门口，问清他住在进门左手那幢楼的四楼上面，找到他的住所，敲门却一直没人应。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家，后悔当初来时该在办公室通知一下他本人，也不至于空跑一趟。
缓缓地走下楼来，在二楼楼梯口碰到一位中年职工，向他询问李友下班后回家没有？对方答道李友是否回家他没看见，但肯定他一家人都在，上午看见他的母亲上楼，刚才他的大妹还来过。
于是我又折转身从新去敲那闭着的门，仍没有动静，我又继续敲下去，反复三五次，那门手终于摇动了，门轻轻的开了一条不到一公分的细缝。
“你找谁？”那声音是从那门逢中挤出来的，听去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我找李厂长，我是新来的，是李友的老同学，”我回答道。
心中已十分别扭，怎么明明屋里有人，敲了这么久的门才来答应？这种无礼的“神秘”使我颇有看法。门里面有了响声，好像是悄悄的对话，又过了一分钟那门才慢慢打开了。“请进吧”，黑屋里传出的仍然是那女人的声音。
我朝门洞里望去，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不安的刚举步，“噢，请换拖鞋”那女人在洞里发令道，我接过了递过来的拖鞋换上，跨进了门，门从新在我的身后被关上。随即，“啪”的一声电灯打开 了。
一间略微讲究的客厅呈现在我眼前，抬头望去，那两边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盖得严严实实，心中正思考这位老同学，为何在大白天把自己关在寓所里？
客厅里正对大门的长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一位头发已经全白的老太太，紧靠着她身边坐着一个约十五岁的男孩，旁边还坐着一个大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年龄上判断，眼前四个人没有李友。
刚才开门发话的女人戴着金丝眼镜，四十岁上下。此时，她很有礼貌的指着右侧一个单人沙发说了声“请坐”。
没见李友，我心里又生了疑惑，难道这位老同学今天中午没回家？我见过不同层次的人，以这种神秘方式接待客人的，好像在那篇侦探小说里有过描述，虽然很尴尬，却又充满好奇。
于是我一面坐下，一面再次自我介绍道：“是这样的，我是刚刚从蔡家场一所中学调来的，想找李厂长随便聊聊，他在家吗？”
话音刚落，只见左侧的寝室门帘动了一下，一个戴着黑边宽镜框眼镜的中年男子，闪身从里面走了出来，向我伸手，握手致歉，那面部却是冷冷的，缺乏热情，也许因为我是空着手来的，有违市俗规矩。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一面示意我坐下交谈，一面解释道：“真对不起，不知道是你来了，所以迟迟没有开门，你不知道这家工厂有多烦人，这几天就为了两幢刚刚修好的职工宿舍分配给大家，全厂闹得乌烟瘴气，这几天不管中午休息，晚上睡觉，只要我在家就有人来找，全家鸡犬不宁。”
我打量眼前这位西装革履的“绅士”，人变到这种程度似乎有些可怕，本属于人性本能的东西，不知为啥丢失了。他边说，边从茶几上的水果盘里取出一个梨子递在我的手上，继续解释道，“我被缠得没法，只好将妹妹请来，对付这些成天缠我的人，凡在休息时间来找我的，一律说我不在家。”
他向方才放我进来的那位女士点了点头，算是自我介绍了。随即他指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太婆和中年男子介绍说，这是他的母亲和小舅子。
我朝那中年人看了一眼，猜想在办公室议论的冯西大概就是他了，接着主人又询问道：“听舅舅说，你安排在总工办，手续办完了吗？”我迟顿了一分钟，刚才我进门前，所存下的映像还在回映，一时脑子里还在那黑洞的房门口徘徊。
更主要是，儿时的同学相隔这么久，不管现在的身份如何，同学之谊总该放在相见的第一位，因为童年的情谊最能唤起激情的。三十年相别，初次相逢且不说多么惊喜，也不会板着面孔，摆出上级对下级的那付臭架子来。
心里面的这点隔阂，已将我来之前准备好的话吞了回去，一面口中应付着他说道：“噢！手续已办完了，并且上了两天班了。”
“有住的地方吗？我们工厂目前最紧张的恐怕就是住房了。”
“暂时只好在天生桥的老丈人家挤着住了。”
话说到这里，便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似的，很为今天空手而来，感尴尬，这些年中国人到别人家里是不兴空着手的，更何况是刚进厂的人到厂长这里来，本来抱着看见老同学既聊家常，再将两天来所见所闻婉转讲出来，结果见面竟弄得这么僵。
看到对方大概因为心绪烦燥，再去说些他所不愿听的话，弄得对方反而不高兴，而适得其反。
那沙发上坐着的人盯着我，更感到浑身不自在，如此尴尬了几分钟，我便起身告辞，他也没有任何挽留的话，站起身来，关照道；
“老同学了，今后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有什么情况我们常常通气，你个人有什么要求也尽管直说，凡我能办的，我一定尽力去办。”
客套话一边说，一边去开房门，最后叮嘱我说；“以后你如果要来，在预先没有通知我时，就要按约定的暗号敲门，暗号是这样的：＊＊＊我们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记住了吧。”
我看着他那宽大的眼镜框里透出一种令人猜不透的眼光，不自然的点了点头，便出得门外，穿上自己的鞋赶紧离开……
刚走完那楼梯，见两个气冲冲的中年人向那扇已紧闭的门走去，然后使劲地敲那房门，可那门静悄悄的一动也没动，直到来人没趣的走开。
我下了楼梯，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味刚才所见到的厂长，感到今天实在不该空手到来，自觉唐突，对这位千余职工的头，怪僻的神秘颇感不安，预感到今后，怕难以同他相处，心中未免泛起了一阵失望。
我们一家从蔡家场迁居北碚以后，刘启建还暂留在卫东中学，我和母亲以及两岁的儿子，暂住岳父的私房中，我的母亲和老岳父都已是年过七旬的人，母亲又在缙云咨询门诊上班早出晚归，不到两岁的儿子只好托邻居刘大妈带。
可是不久，刘大妈的外孙出世，本想请母亲出面送去北碚机关托儿所全托，但看看不到两岁的孩子就离开父母单独生活，于心不忍。再说，托儿所也不可能在学期未了中途收插班生。
经过与本厂托儿所商量，暂时把儿子送到那里去上日托班，从那时候起，我每天都五点半摸黑起床，在街上打回牛奶煮好后，再叫醒儿子喂了奶，便急匆匆地把他驭在肩上去上班。
从天生桥住地到工厂相距两公里，而且通公共汽车，但是上下班那趁车的拥挤实在骇人，公共汽车一来，等在站上的乘客，并不排队，而是一拥而上争着抢坐位，挤上车以后，坐着的都是精强力壮的年轻人，别说我这种抱着孩子的人，就是单身年龄偏大的人，也常常在上车被拥挤人群推倒跌伤。
同时趁着挤车的混乱，扒手十分猖厥，像我这种经历二十年监狱见过许多窃贼的人，也会在挤公共汽车时，遭到洗劫。
第一次从蔡家到北碚来，身上带的三十元钱被扒一空，还是向驾驶员说了许多好话，才免交了车费。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上车时只带着一元钱的车费，但即使只揣了一元钱都会被扒去。
偷扒成风，有两个原因，一是老百姓太穷，无业游民生活无着。二是文革遗风，道德沦丧，抢劫杀人已成普通的事。“打砸抢”既成为执政者认可的“好得很”的革命行动，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提倡，文革晚期刑事犯罪，便成了社会上令百姓心寒的公害。
中国老百姓长期生活在乱世，对文革业以形成的社会陋习已经习惯，加上处于弱势状态，事不关已别自找麻烦，是老百姓最常用的明哲保身态度，即使对众目暌暌下的行凶抢掠也视而不见。
挤公共汽车，既有受伤和被扒两大危险，加上住地到工厂不过两里地，所以我就不再去凑那坐车的热闹。
每天一清早让儿子喝过了牛奶，自己一边啃馒头，挟着帆布的工作包，驭着儿子，冒着清晨的寒雾，匆匆地走上公路，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工厂的托儿所，再匆匆赶往黄色大楼。
时值初冬，每天早上这一趟就得弄我一身热汗。好在我劳动惯了，权作早上锻炼身体，开始时还觉得太紧张，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形成习惯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下午五点半钟下班，我又到托儿所接出孩子，依然地把他驭在肩上，当然回家就没有上班那么紧张，抓着儿子的小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边还问他今天阿姨教了他那些儿歌，跳了什么舞？搬着指头数数能数到几？有时还教他背唐诗，在我的肩上响起，“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那日子虽很累，但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朝夕相伴，换来的天伦之乐让我忘掉一切。有一次托儿所流行腮腺炎，孩子被传染了，喉咙和脸肿得胖官似的，晚上还发烧，整夜啼哭，我就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哄他，给他讲故事，唱儿歌直到睡着。
那一周我几乎整夜没睡觉，我可是快五十的人了，硬撑着，终于自己也得了病，咳嗽不止。
但我想到在盐源时，得了病还要被抽打赶上山去，便无所谓了。依然一早起床生炉子打牛奶，然后驭着孩子，冒着寒雾，急急的往工厂托儿所赶。
有时路上碰到同厂的职工，逗着我驭在肩上的儿子，有意无意地向我发问，“老孔！这是你的孙子吧。”其实儿子也好，孙子也罢，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中共给我造成的，既是命中带来，我都认。
（待续）
